第二十一章 医瘴

高渐离那苍凉悲壮的筑音，并未在王宫中回荡太久，便被来自辽东更紧急的军报所打断。乌覃派出的加急信使，带着一身风尘与难以掩饰的惊惶，跪倒在姬喜面前。

“王上！乌覃将军急报！军中……军中疫病加剧，非止腹泻寒热，更有甚者，身起红疹，继而高热不退，胡言乱语，不过三五日便……便呕血而亡！医官束手，已亡近百人，军心摇动！”

竹简上的字迹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凌乱，仿佛刻写着死亡的阴影。姬喜握着冰凉的竹简，手指微微收紧。他知道，最坏的情况之一发生了——在恶劣的卫生条件和陌生环境下，大规模的恶性传染病，其杀伤力远胜于刀剑。

“可知是何症状？如何传播？”姬喜的声音保持着镇定，但语速快了几分。

信使叩首，颤声道：“回王上，发病者初时多是负责砍伐林木、开辟营寨的士卒。症状……先是畏寒，继而高热如火，浑身酸痛，眼赤如血，皮肤现红斑……接触者，似有沾染之虞。”

（这是流行性出血热或斑疹伤寒等与野外环境、鼠类或螨虫相关的急性传染病，在古代军队中极易造成恐慌。）

“隔离！”姬喜毫不犹豫地下令，“立刻将已病者与健康士卒隔离开，单独划区安置。病者所用衣物、器具，尽数焚毁！死者……深埋，远离水源。全军饮用之水，必须煮沸！营区内外，洒以生石灰消毒！”

他几乎是下意识地运用着现代的传染病防控原则。信使虽然对“隔离”、“消毒”等词感到陌生，但王命森严，意思却是明白的，连忙记下。

但这还不够。古代的医疗条件，面对未知的瘟疫，现代的理论往往缺乏有效的药物支持。姬喜深吸一口气，想到了那份关于本地土著的报告。

“高渐。”

“奴婢在。”

“立刻传令给乌覃和李左车，让他们放下身段，就近寻找濊人、沃沮人的部落，尤其是他们的巫医或长老。询问他们，此地是否有此种‘热病’，他们以何草药或方法应对？无论他们提出什么条件，只要肯提供帮助，盐、铁器、布匹，尽可允诺！”

“诺！”

命令被迅速传递出去。姬喜知道，这无异于一场赌博。那些被燕国兵锋威胁着的土著，是否会愿意帮助这些“入侵者”？但他别无选择，本地土著的生存智慧，是此刻唯一可能抓住的救命稻草。

在焦急的等待中，姬喜又召见了太医令，将他所能回忆起的、关于应对类似症状的草药知识（如清热解毒的黄连、黄芩，虽然他知道药材可能不同）尽可能描述，令太医令查阅所有典籍，并尝试在蓟城附近寻找药性相似的替代品。

十数日后，辽东终于再次传来消息。这一次，信使的脸上带着一丝劫后余生的庆幸。

“王上！乌覃将军报，按王命隔离、消毒后，新发病者已大为减少。李左车校尉亲携厚礼，找到了一个濊人小部落。其巫医起初不肯，后见我军士卒惨状，又贪图盐铁，最终献上一种他们称为‘鬼箭草’的草药，捣碎煎汤，喂服病者。虽不能尽愈，但高热者竟有半数退热，呕血者也稍止！军心……稍安！”

姬喜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鬼箭草？他默默记下这个名字，这或许就是本地治疗这种热病的特效药。这是知识的胜利，更是放下傲慢、向本地文明学习的开始。

他立刻下令：“重赏那名巫医和其部落。命乌覃，派专人跟随学习辨认、采集、炮制此药。在军中设立医护营，专司此事。所有关于此地疾病、药草的知识，汇编成册，快马送回蓟城！”

处理完这迫在眉睫的危机，姬喜的目光再次投向舆图。疾病的威胁暂时找到了应对之法，但扶余的威胁，却随着边境冲突的加剧而日益清晰。李左车在另一份报告中提到，扶余人在其边境栅城外，挖掘了更多的壕沟，设置了鹿砦，显然是在积极备战。

“传尉缭国尉。”姬喜沉声道。

当尉缭快步走入时，姬喜直接指向扶余的方向：“国尉，寡人欲拔除扶余这颗钉子，不能再满足于小规模挤压了。然其城栅坚固，林密难行，强行攻打，伤亡必重。你有何策？”

尉缭凝视舆图，目光锐利如刀：“王上，扶余倚仗者，山林与坚城。欲破之，当分其势，疲其民，断其援。臣以为，可遣多支精干小队，不再限于边境，而是深入其腹地，专司焚其粮仓，扰其村落，截杀其信使、粮队。使其前线之兵，食不果腹，讯息不通，后方不稳。同时，主力陈兵边界，摆出强攻态势，使其不敢分兵清剿。此谓‘困毙’之策。待其国力耗尽，人心惶惶，再以重器攻城，方可事半功倍。”

姬喜眼中闪过激赏的光芒。尉缭此策，正是将游击战与心理战、经济战结合的高级战术。“善！便依国尉之策。令乌覃、李左车，精选熟悉山林、胆大心细之士卒，组建‘锐士营’，专司敌后破袭。所需装备、赏格，一应从优！”

一场针对扶余的、更加隐蔽而残酷的战争，即将在森林与黑夜中展开。而燕国，在经历了瘟疫的洗礼后，将以更坚韧、也更狡猾的姿态，投入到这场决定东北亚霸权的角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