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七章 文萃西涌 (三)
“好的，我尽快完善细则。”王依琳应下。
最后，李拓天对李书维道：“舒威，甄别工作至关重要，宁可慢，不可错。对背景可疑者，要外松内紧，加强监控。同时，也要主动引导舆论，让我们的人，在士子中间，多宣讲新唐的惠民政策、发展前景，以及唯才是举的用人标准。要让他们看到希望，而不仅仅是避难之所。”
就在李拓天等人商议的同时，长安城西一处租赁的小院内，前门下省左拾遗杜湛，正与另外两位早些日子抵达的前朝官员——郑元、赵惟明对坐饮茶。
郑元年纪与杜湛相仿，性子更急些，抿了一口粗茶，皱眉道：“清源兄，你观察数日，觉得这新唐……究竟如何？李拓天等人，真乃拨乱反正之主吗？我看他们行事，多用少年，制度名称怪异，所行新政，更是激烈，竟要均田亩、废黭陟，简直……简直如同儿戏！”
赵惟明较为谨慎，接口道：“确是如此。他们虽礼遇我等，但观其施政，全然不依古制。那些所谓的‘政务学堂’‘讲武堂’，培养出来的，能是经世之才吗？长此以往，恐礼崩乐坏啊。”
杜湛默然良久，看着杯中沉浮的茶叶，缓缓道：“其政虽新，其行虽激，然观其渭水血战，将士用命；观其关中之地，盗匪渐息，流民得安；观其劝课农桑，新种遍野……此非寻常割据势力所能为。那位曹主官曾言，‘使耕者有其田，学者有其路，居者有其安，老者有所养’，此等言语，非胸有丘壑者不能道出。”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两位旧友：“我辈读书人，所求为何？非为一姓之忠，乃为天下苍生。若这新唐，真能践其言行，开创一番新气象，使我华夏百姓得离水火，我等又何必拘泥于故纸堆中的‘古制’？且再看些时日吧。至少，比起汴梁那位的疯狂与猜忌，这里，更像是一片能让人喘息的土壤。”
郑元与赵惟明闻言，陷入沉思。院外，长安城的灯火次第亮起，与天际残留的晚霞交相辉映，映照着这些故国臣子复杂难言的心绪，也映照着这座古都正在经历的悄然蜕变。
随着时间推移，涌入关中的文人数量仍在增加，宣文馆愈发显得拥挤而热闹。这一日，林雅惠别出心裁，在宣文馆外的空地上，组织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文会”，主题定为“论兴衰，观时务”，允许所有在长安的士子自由参加，既可登台宣讲己见，也可相互辩难。她希望借此更直观地了解这些士子的思想动态和才学水平。
文会消息一出，应者云集。不仅暂居馆内的士子几乎全员到场，连一些原本在长安书院任教或隐居的本地学者，以及听闻消息前来凑热闹的城中吏员、甚至少数识字的商贾百姓，也都闻讯赶来，将空地围得水泄不通。
文会伊始，登台者多还是谈论经义，或抒发怀才不遇之感，气氛尚算平和。然而，当一个来自河洛地区、自称曾游学嵩阳书院的中年士子登台后，气氛陡然转向激烈。
此人名叫卢弘，口才便给，声音洪亮。他先是慷慨激昂地抨击了一番朱梁的暴政，赢得一片喝彩，随即话锋一转，直指新唐：“……然则，观今日之新唐，虽号称为民，然其行事，诸多可疑！其一，重用少年，摒弃宿儒，岂不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焉能儿戏？其二，制度更张，不循古礼，所谓‘政务学堂’，所学何物？恐非圣贤之道，乃奇技淫巧耳！其三，均田之策，看似公允，实则动摇国本，与民争利！长此以往，只怕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非百姓之福也！”
这番话尖锐刺耳，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新唐的用人、制度和核心政策，顿时在现场引起轩然大波。支持者认为卢弘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大声叫好；反对者则认为其言过其实，予以驳斥；更多的人则保持沉默，紧张地观察着事态发展。
负责维持现场秩序的李书维手下密探，立刻将情况报了上去。李书维本人也混在人群中，冷眼旁观，手指在袖中轻轻捻动，记下了几个叫得最响、神情最激动的人。
台上，卢弘见反响热烈，更加得意，声音又拔高了几分：“更何况，新唐之主，年纪尚幼，虽有小慧，然毕竟未经世事，如何能驾驭这纷乱时局？依卢某之见，当广纳贤士，请德高望重之耆老出山，主持大局，恢复古制，方是正道！”
这话几乎是在公然质疑李拓天的领导能力和新唐的合法性了。现场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一些新唐体系的年轻吏员面露愤慨，想要上前理论，却被同伴拉住。
就在此时，一个清朗的声音响起，压过了现场的嘈杂：“卢先生此言差矣！”
众人循声望去，只见登台的是日前在招贤试中表现突出的顾青。他依旧是那身朴素的青衫，面容平静，目光直视卢弘。
“卢先生口口声声古制、耆老，却不知先生所言‘古制’，是周制？是汉制？还是唐制？历代制度，皆因时因地而变，岂有万世不变之理？朱梁亦行‘古制’，其结果如何，先生方才也已痛斥！可见国家兴衰，不在是否遵循某朝某代之‘古制’，而在其政是否得民心，其策是否合时宜！”
顾青不卑不亢，侃侃而谈：“我新唐用人，唯才是举，不论年齿。甘罗十二为使臣，霍去病十七封冠军侯，岂因年少而掩其光华？所谓‘政务学堂’，所学乃经世致用之学，算术、律法、农工、地理，皆为安邦定国之实学，何来‘奇技淫巧’之说？莫非只有空谈道德性命，才是圣贤之道？”
他顿了顿，语气转为沉痛：“至于均田之策，卢先生可知关中多少百姓无立锥之地？可知豪强兼并之苦？新唐清丈土地，限制兼并，授田于民，正是为了固本培元，使百姓安居乐业，此乃大仁政！先生不察民间疾苦，空谈‘动摇国本’，岂非舍本逐末？”
顾青的辩驳，有理有据，紧密结合现实，顿时赢得了台下许多人的认同，尤其是那些出身寒微、对土地兼并深有体会的士子，更是纷纷出声支持。
卢弘被驳得面红耳赤，强辩道：“黄口小儿，懂得什么？此等激进之举，必生祸乱！”
顾青毫不退让：“是否祸乱，当由实践检验，而非空言断定！新唐立足关中以来，剿匪安民，劝课农桑，百姓负担减轻，生机渐复，此乃有目共睹之事实！先生若不信，何不深入乡间，亲眼看一看，问一问？”
两人在台上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将文会推向了高潮。最终，卢弘在顾青连番诘问和事实面前，理屈词穷，悻悻下台。
这场意外的辩论，如同一块试金石，不仅展现了顾青的才华和胆识，更将隐藏在士子群体中的不同思潮和矛盾公开化。李书维默默记下了卢弘及其几个核心支持者的名字，决定会后重点调查其背景和人际网络。他敏锐地感觉到，这股涌入关中的“文气”，并非全然和风细雨，其下隐藏的暗流与礁石，需要时刻警惕。
而经过这场风波，更多像顾青这样认同新唐理念、敢于发声的年轻士子开始崭露头角。一股充满活力、讲求实际的新生力量，正在这古老的都城中悄然凝聚，与那些坚守“古制”的保守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关中的文化生态，因这些源源不断涌入的文人，正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