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第一个工作单位 3
那个夏天，热浪裹挟着麦草和泥土的气息，一阵阵扑进老家的院子。当我终于下定决心，一定要调回油城时，感觉心头一块压了许久的巨石，“咚”的一声落了地。不仅如此，最关键的是，远在油城的叔说他会尽力周旋。这两件事叠加在一起，如同久旱后的甘霖，让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为之一振。
往年的暑假，我总是带着一种学生气的懒散和即将离家的惆怅。但这个暑假不同。目标前所未有地清晰，前路也仿佛亮起了一盏微弱的灯。这种笃定，化作了行动。我几乎是抢着帮父母干农活。天刚蒙蒙亮，露水还挂在玉米叶上，我就跟着父亲下地了。七月的日头毒得很，晌午时分，麦田里像下了火，汗水淌进眼睛，涩得发疼，背心湿了又干，结出一层白色的盐渍。母亲总在田埂上喊：“歇会儿吧，别累着了！”我只是应一声，手里的锄头却不停。我知道，这或许是我最后一个能如此完整地陪伴他们、分担劳作的夏天了。每一次弯腰，每一次挥锄，都像是一种无声的告别，也是一种积攒。我用身体的劳累，去抵消内心那份因即将远行而产生的愧疚，也像是在为未来的奔波储备能量。
白天的劳作之后，夜晚便属于无尽的遐想。躺在老屋院子的竹席上，看着满天星斗，耳边是熟悉的蛙鸣虫唱，思绪却早已飞越千山万水，到了那座因石油而兴起的工业城市——油城。我想象着那里宽阔的马路、高耸的钻塔、轰鸣的厂房，以及单元楼里飘出的饭菜香。我会有一套小小的宿舍，领到工资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寄钱……这些念头，像电影画面一样，一帧一帧地在脑海里循环播放，让疲惫的身体感到一种甜蜜的松弛。对未来清晰的憧憬，彻底冲淡了毕业分配时的那份迷茫和压抑。
我的这种变化，自然没能逃过父母的眼睛。他们话不多，但眼神里多了几分宽慰和踏实。饭桌上，母亲会特意多炒个鸡蛋，气氛不再是以前那种为学费、为前程发愁的凝重。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儿子终于熬出来了，这个家，终于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
我们那个村子，不大，但绝非信息孤岛。但凡有点见识、喜欢关心“外面事儿”的人，比如村东头的退休老教师、在乡里当文书的远房叔伯，还有那几个常跑县城的拖拉机手，他们就像村庄的神经末梢，敏锐地捕捉着各种消息。我毕业分配的事，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有时在井台边打水，或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乘凉，总能感觉到一些意味深长的目光。他们会用那种带着乡音、拐着弯的腔调问：
“大学生，啥时候去单位报到啊？”
“听说分的地方不错哩，是国营大厂？”
“以后就是国家的人了，吃商品粮啦！”
这些话里，有真诚的祝贺，有单纯的好奇，或许也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嫉妒。我通常只是含糊地笑笑，说句“还没定呢”或者“就那样吧”。但在内心深处，我知道，我已经被他们归入了“出去”的那一类人。我从一个需要家里倾尽全力供养的学生，变成了一个即将有收入、能反哺家庭的“公家人”。这种身份转变，在乡亲们的观念里，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意味着这个家庭完成了最艰难的使命之一。我家的门槛，似乎也因此无形中抬高了一寸。
日子在期盼和劳作中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八月二十号。离开学返校报到的日子很近了，我的行程早已在心里盘算过无数遍：先从县城坐早班车到省城，然后从省城长途汽车站，乘坐前往分配单位的班车。我甚至打听好了，去那儿的车次非常密集，从清晨六点到傍晚六点，每半小时就有一班，方便得很。这种交通上的便利，反而更坚定了我的想法：那里只是一个中转站，我迟早要离开，奔向真正的目的地——油城。
启程前夜，我收拾好简单的行囊，心情平静，甚至有些迫不及待。刚吹灭煤油灯，躺到炕上，准备入睡，一个念头毫无征兆地闯入脑海，让我猛地一个激灵，睡意全无。
我想起了大概三年前，父母曾经算卦事，“你家门庭，将来是‘两文一武’的格局。”当时只当作一句玄虚的江湖口彩，并未深究。此刻，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这句话却异常清晰地回响起来。
“两文一武？”我暗自思忖，“难道这就开始了？”我考上大学，跳出农门，这算是一个“文”吧？那么，另外的“一文一武”会应在我的两个弟弟身上吗？他们现在还小，一个在读初中，一个刚上小学，整天就知道疯玩，完全看不出任何非凡的征兆。但命运的轨迹，谁又能说得准呢？
思绪不由得飘得更远。如果说开始，或许更应该从两年前我收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算起。那时，家里的经济状况确实陷入了最低谷，为了凑齐我第一学期的学费和路费，父母几乎借遍了所有能借的亲戚，家里的存粮也卖掉了大半。然而，与经济上的困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家精神上的亢奋与希望。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像一道强光，照亮了这个农家小院的未来。在乡亲们看来，考上大学，就意味着从此端上了“铁饭碗”，吃上了“国家粮”，是天天能吃白面馒头的体面人，是彻底告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
在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不仅仅是一句诗意的形容，它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沉重体力劳动。夏天的烈日，冬天的寒风，永无止境的播种、除草、收割、交公粮……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有儿子的家庭，尤其是有好几个儿子的家庭，最大的压力和开支，就是盖房子。在农村，给每个儿子盖一套像样的房子，是父母毕生的责任和巨大的经济负担。只有盖了房，才能娶上媳妇，才算真正在村里立住了脚。而我考上大学，意味着父母肩上的这座大山，至少为我这一份，可以暂时卸下了。他们不必再为我未来的婚房愁白头，我可以依靠国家的分配，在城市里获得一个安身之所。想到这里，我几乎能触摸到父母内心深处那份难以言表的轻松与自豪，尽管他们从未明确表达，而我们做孩子的，当时也未必能完全体会那份沉重。
“两文一武？我们弟兄三个，难道真都能有点出息？”我在黑暗中摇了摇头，现在想这些还为时过早。当下的目标，像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明确而坚定：调回油城。那是工业的城，是希望的城，是我为自己选择的未来。至于更遥远的卦象，就留给时间去验证吧。眼下要做的，就是努力往前奔。想着这些纷乱的念头，困意渐渐袭来，我沉沉睡去。
八月二十五号，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天还没大亮，母亲就已经在灶间忙碌。按照我们家乡的风俗，出门远行要吃饺子，寓意“滚元宝”，祈求平安顺利。灶膛里的火苗映着母亲专注的脸，她熟练地擀皮、填馅、捏合，一个个胖乎乎的饺子像小白鹅一样整齐地排在盖帘上。父亲则沉默地坐在灶前添柴，屋子里弥漫着面粉和柴火特有的香气。
这顿送行的饺子，吃得格外安静。父母没有太多叮咛，该说的话，在过去几天里已经反复说过很多遍。我只是埋头吃着，感受着家的味道，想把这份温暖牢牢刻在心里。吃完饺子，我背起洗得发白的帆布背包，父亲执意要送我到村口的公路边。母亲站在院门口，撩起围裙擦了擦眼角。我走了很远回头，还能看见她瘦小的身影，在晨曦中一动不动。
在县城汽车站，我挤上了开往省城的班车。车子启动，熟悉的街景向后退去。我靠窗坐着，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田野、村庄和河流，心中没有离别的伤感，反而充满了对未知旅程的兴奋。到了省城，人流如织，汽笛轰鸣，大城市的喧嚣让我有些目眩，但更多的是新奇。我按照计划，顺利买到了下午前往分配单位的长途汽车票。
班车驶出省城，进入广袤的平原。路况不算好，车子颠簸得厉害，但我的心情却像窗外八月底高远明净的天空一样晴朗。同车的大多是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脸上带着相似的神情——一种告别过去、奔赴新生活的憧憬与忐忑。我们彼此并不交谈，但一种无形的纽带似乎已经将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们都是被国家分配到这同一方向的“新人”。
因为是下午出发，到达单位所在地的县城时，已是傍晚时分。单位的招待所就在公路南边，靠近公路，一座灰扑扑的三层小楼。我办好手续，找到分配的房间，里面已经住了两三个人。大家简单打了个招呼，都是今年新分配来的毕业生，来自省内不同的地方。
放下行李，我去食堂吃了晚饭。伙食比学校里要好，有肉有菜，馒头管够。这让我对未来的生活，又增添了一丝实在的好感。吃完饭在院子里散步，发现报到的人陆陆续续都到齐了。与白天在长途车上看到的沉默和疲惫不同，此刻聚集在招待所院子里的年轻人们，脸上都焕发出一种新的光彩。那种刚离家时的茫然和无措似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安顿下来的松弛，以及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大家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有说有笑。话题无非是各自从哪里来，学的什么专业，对明天的“二次分配”有什么期待和猜测。气氛活跃而友好。经过一个暑假的沉淀，最初的震惊、不满或无奈，似乎都被消化了。每个人好像都想明白了，或者，就像我一样，各自都有了或明或暗的打算和门路。眼前的这次分配，对一些人来说是终点，对另一些人（包括我）来说，只是一个起点。但无论如何，在这个傍晚，我们暂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临时的共同体，共同等待着明天那个将决定我们下一步去向的仪式。
对于第二天的“二次分配”，我的内心异常平静，甚至有一种超然物外的心态。别人在热烈地讨论着哪个学校好，我只是静静地听着，很少插话。
我知道，这一切都与我关系不大。我的心，早已飞向了那座遥远的石油城。这里的分配结果，好也罢，坏也罢，都只是暂时的。我就像一个候车的旅客，清楚地知道自己要搭乘哪一班车，去往哪个目的地，因此对于眼前这个中转站的嘈杂与喧嚣，便能抱以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我甚至有些感激这个地方，它给了我一个合法的身份和起点，让我能够从容地开始我的“调回”计划。
那天晚上，招待所的房间很热闹，有人打牌，有人聊天，直到深夜。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虫鸣和室友们的鼾声，心里默念着：油城，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的。这个念头，比夏夜星空更加清晰，比脚下的大地更加坚实。它是我全部力量的源泉，也是这个漫长暑假结束时，我为自己许下的最郑重的诺言。带着这份笃定，我安然入睡，准备迎接明天，迎接这个看似重要、却注定只是我人生旅程中一个短暂注脚的“第二次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