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第三个工作单位 1
手里捏着那张从人事科领到的、开往医院职工培训科的油印介绍信，我站在行政楼与培训楼之间那条长长的、被午后阳光晒得微微发烫的水泥甬道上，一时竟有些恍惚。事情，真的就这么办成了？从清晨在领导办公室听到那句“通过了”，到旋风般跑完学校、教育科、干部处，再回到医院人事科，拿到这张最终的通行证……不过短短六七个小时，我却仿佛经历了一场跨越漫长障碍的急速冲刺。此刻，冲刺的终点线已然越过，肾上腺素带来的那种高度紧绷、全神贯注的状态骤然消退，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混合着巨大疲惫、如释重负以及些许不真实感的松弛。
看看手表，还不到下午三点。初夏的阳光明晃晃的，空气里飘散着医院特有的、淡淡的消毒水与花草混合的气息。培训楼就在前方不远处，一栋红砖平房，被几棵高大的树木掩映着，显得安静而普通。距离我家，不过百十米，几步路的事。
但我此刻却不想立刻走过去报到。那张介绍信就揣在衬衫胸前的口袋里，紧贴着心脏，我能感受到它微硬的边缘和纸张的质地。它就在那里，跑不了。事已办成，木已成舟，早半小时报到，晚半小时报到，于结果并无分别。反倒是这几天，不，是这几个月来一直紧绷着、悬在半空的那根心弦，此刻终于可以彻底松下来，我需要一点时间，来感受这份来之不易的、脚踏实地的安宁。
回家。先回家。这个念头清晰地浮现出来。回家看看孩子，让连续几天因我的奔波和心绪不宁而同样紧张的妹妹也喘口气。这个暑假，对她而言，本可以是一段轻松的长假，却因为我们的家事，而提前结束了。我转身，朝着家的方向，慢慢地走去。脚步不再急切，不再沉重，而是带着一种卸下重担后的、近乎轻盈的舒缓。
推开家门，屋里很安静。妹妹正抱着儿子，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用奶瓶给他喂奶粉。小家伙半闭着眼睛，小嘴有力地吮吸着，发出满足的“咕咚”声。午后的阳光透过纱窗，柔和地洒在他们身上，构成一幅静谧而温馨的画面。
看到我进来，妹妹抬起头，眼睛里带着询问。我朝她笑了笑，那笑容是从心底漾开的、毫无负担的轻松。我走过去，伸手轻轻摸了摸儿子温热柔软的脸颊，然后对妹妹说：“手续都办完了。下午不急，我去买菜，晚上咱们做点好的。”
妹妹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有些不好意思：“哥，不用那么麻烦……”
“不麻烦，”我打断她，从她怀里小心地接过吃饱了、开始打盹的儿子，“这个暑假，辛苦你了。今天哥下厨，你也歇歇。”
儿子在我怀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很快睡熟了，小脸安详。我把他轻轻放回小床上，盖好薄被。然后，我推上那辆旧自行车，对妹妹说：“走，一块去菜市场，你帮我拎着，我抱孩子。”
妹妹高兴地应了。我们锁好门，一起走向离家不远、下午正热闹的菜市场。这是我调成后，第一次如此悠闲地走在去菜市场的路上。阳光很好，风很轻，街坊邻居见到我，熟络地打招呼，我也能从容地回应，心里是满满的踏实感。
今天的菜市场，在我眼中也格外不同。我不再是那个行色匆匆、只为填饱肚子采购的教师，而是一个心怀喜悦、想要为家人准备一顿丰盛晚餐的新晋医院职工。我看东西的眼光都挑剔了许多。不再只盯着最便宜的大白菜和土豆，而是特意在熟食摊前，选了一斤酱香浓郁的卤牛肉，切得薄薄的；在肉摊上，挑了一块纹理漂亮的五花肉，打算做个红烧肉；又买了新鲜的青椒、西红柿、嫩豆腐，还称了两条活蹦乱跳的鲫鱼，准备熬个奶白色的鱼汤。妹妹跟在我身后，提着越来越沉的菜篮，脸上也洋溢着笑容。
回到家，我把熟睡的儿子交给妹妹照看，自己系上围裙，一头扎进了厨房。水龙头哗哗地响，菜刀在砧板上发出有节奏的“笃笃”声，油锅“滋啦”一声冒出带着香气的白烟……这些平日里再熟悉不过的家常声响，此刻听来却像一首欢快的交响乐。我手脚麻利地处理着食材，心里盘算着每道菜的火候和顺序。红烧肉要炖得酥烂入味，鱼汤要熬得汤汁浓白，卤牛肉要切得薄如蝉翼摆盘好看……我要在周静下班推开门的那一刻，让满屋的饭菜香气和桌上摆好的碗筷，给她一个实实在在的惊喜。
厨房的窗户开着，能看到楼下小路上陆续下班归来的人影。我一边翻炒着锅里的菜，一边不时瞥向路口。当那个熟悉的、穿着白色护士服、骑着自行车的身影出现在视线里时，我赶紧将最后一个清炒时蔬出锅装盘。
钥匙插进门锁转动的声音响起，门开了。周静带着一身户外的热气走了进来，习惯性地说了句“我回来了”，随即，她的脚步顿住了，鼻子下意识地翕动了几下，目光从客厅扫向厨房，最后落在我身上——系着围裙，手里还端着盘子，脸上带着汗水和笑意。
“今天这是怎么了？”她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笑容，“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么早就把饭做好了？还……这么丰盛？”
我把盘子放在桌上，解下围裙，走过去，看着她，很认真地说：“手续全部办完了。从学校到医院，所有该敲的章，该跑的部门，一个不落，全齐了。人事科已经给我开了介绍信，明天，我就可以正式在医院培训科上班了。”
周静脸上的惊讶，慢慢被一种巨大的、混合着释然、喜悦和骄傲的情绪所取代。她的眼睛有些湿润，嘴角却高高扬起，形成一个无比灿烂的笑容。“怪不得……”她轻声说，走过来，握住了我的手，那手心里，有我做饭留下的温热，也有她下班后的微凉，“我就说嘛……今天一进门，就觉得家里不一样，连空气都是高兴的。”
那天晚上，餐桌上的灯光格外温暖。红烧肉油亮酥软，鱼汤鲜美浓郁，卤牛肉香气扑鼻，简单的家常菜，因为这份共同的喜悦，而显得格外美味。我们一边吃，一边聊着明天的安排，聊着新部门的同事，聊着未来的打算。妹妹也活泼了许多，说着孩子的趣事。儿子似乎也感受到了家里的好气氛，在旁边的摇篮里，不时发出“咿咿呀呀”的快乐声响。没有刻意的庆祝，没有多余的言语，但一顿再寻常不过的晚饭，却因为这张薄薄的介绍信所带来的转折，而成为我们这个小家庭记忆中，一个无比温暖、充满希望的夜晚。
第二天清晨，我醒得格外早。窗外的天色是清透的灰蓝色，鸟儿在枝头清脆地鸣叫。我没有赖床，起身洗漱，换上那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灰色衬衫和深色长裤——这是我目前最正式、也最体面的“工作服”。周静还在睡，今晚她值夜班，我轻手轻脚地做好早饭，和妹妹、儿子一起吃完，然后，拿起放在书桌上那张已经有些折痕的介绍信，小心地抚平，对妹妹说：“我上班去了。”
“哎，哥，慢点。”妹妹抱着孩子送我出门。
走出家门，清晨的空气凉爽宜人。培训楼就在家属院深处，与我家隔着一小片草坪和几棵冬青。不过百米的距离，我走了大概三分钟。每一步，都踩在坚实的水泥地上，心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脚踏实地的归属感。这里，将是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工作的地方，是承载我新生活、新希望的起点。
培训楼是一栋有些年头的红砖建筑，墙上爬满了郁郁葱葱的爬山虎，在晨光中显得生机勃勃。一楼的门厅不大，挂着科室分布牌。我很快找到了“科长办公室”的标牌，在走廊尽头。
门虚掩着。我敲了敲门。
“请进。”里面传来一个温和的男声。
我推门进去。办公室不大，但窗明几净，靠墙摆着几个高大的文件柜，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坐着一位五十岁上下、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人，正在看文件。他抬起头，看见我，脸上露出了然的笑容。
“是丁国勇同志吧？”他先开了口，声音温和，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的儒雅。
“是，科长您好，我来报到。”我连忙上前一步，双手将介绍信递过去。
科长接过信，快速地扫了一眼，然后热情地从办公桌后站起来，伸出手：“欢迎欢迎！早就听人事科和院办打过招呼了，说咱们科要来一位新同事，还是从中学调过来的老师，欢迎加入我们培训科！”
他的手温暖有力。这番欢迎词，虽然可能是惯例，但听在我耳中，却格外受用。它意味着，我的到来是“正规”的，是被知晓和预期的，这让我初来乍到的忐忑，消散了大半。
“谢谢科长！”我有些腼腆地回应。
“走，我带你到办公室，跟大伙儿认识认识。”科长说着，领着我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我们来到隔壁一间稍大些的办公室，里面并排摆着四张办公桌，靠窗的两张桌前坐着人。一位是三十多岁、剪着齐耳短发、看起来十分干练的女同志，正在整理一摞表格；另一位是位二十七八岁、戴着眼镜、略显文静的男青年，正埋头写着什么。
科长拍了拍手，两人都抬起头。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科长指着我，语气亲切，“这位是丁国勇同志，从今天起，就是咱们培训科的新成员了。国勇以前在中学教英语，是位老师。”
然后，他又指着那两位同事给我介绍：“这位是王大姐，王秀英，咱们科的老人了，业务顶梁柱。这位是小李，李卫东，去年刚从医学院分来的高材生，现在主要负责实习生的学籍和考评。”
“王大姐好！李老师好！”我连忙打招呼。
王大姐很热情，笑着站起来：“欢迎欢迎！丁老师，以后就是同事了，有啥不懂的尽管问。”小李也腼腆地笑着点了点头。
“还有两位，”科长说，“老赵和小张，在隔壁档案室整理材料，一会儿再给你介绍。咱们科加上我，原来一共五个人，现在你来了，就是六员大将了！”
简单的介绍，朴实的欢迎，没有客套的寒暄，却让我感到了一种被接纳的温暖。这里的气氛，似乎与学校教研室那种略带学术紧张感的氛围不同，更偏向于一种务实、协作的行政气息。
科长对小李说：“卫东，你跑一趟，去供应站，给国勇同志领一套办公桌椅和基本的办公用品。骑咱们科那辆三轮车去，方便。”
“好嘞！”小李应了一声，接过科长从抽屉里拿出的一张领物单，又看了我一眼，笑了笑，出去了。
科长让我先在王大姐旁边一张暂时空着的椅子上坐下，简单地跟我介绍了培训科的主要工作：负责全院职工的在职培训、继续教育学分管理；更重要的，是作为连接枢纽，对口省内几所医学院校，安排和管理来院实习的医学生，包括他们的接待、住宿、排班、考核鉴定等等。工作琐碎，但要求细致，尤其与学校和学生打交道，需要耐心和沟通能力。
“你以前是老师，跟学生打交道有经验，这块工作，以后可以多参与。”科长说。
正说着，小李蹬着一辆半旧的三轮车回来了，车上放着一张崭新的、刷着黄色油漆的木头办公桌和一把配套的木椅，还有一摞崭新的笔记本、信纸、墨水、钢笔等文具。
“来，搭把手！”小李招呼我。
我和他一起，小心翼翼地将桌椅搬进办公室。靠西墙还有一片空地，我们将桌子靠墙放好，椅子摆正。我又和小李一起，将那些文具分门别类放进桌子的抽屉里。当最后一只蘸水钢笔被插进笔筒，一张崭新的玻璃台板被擦得锃亮铺在桌面上时，这个靠窗的、洒满阳光的角落，便正式属于我了。
我坐在那张崭新的、带着木头清香的椅子上，手掌抚过光滑的桌面，环顾这间虽然不大、但整洁有序的办公室，看着旁边低头工作的王大姐和对面整理单据的小李，心里涌起一股奇异的暖流。这里，就是我的新岗位了。没有三尺讲台，没有黑板粉笔，取而代之的是文件、表格、电话和需要细心处理的日常事务。环境变了，身份变了，但那份对工作的认真，对新起点的珍惜，却是一样的，甚至更为强烈。
更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办公桌上那部黑色的、式样老旧的拨号电话。在学校的教研室，老师是没有独立电话的，只有办公室有一部，还主要是内线。而这里，在靠近我桌子的墙角，就放着一部。
王大姐看我注意到电话，笑着说：“这可是咱们科的‘宝贝’，能打长途的。直接拨区号就行。”
“能打长途？”我有些惊讶。在那个年代，私人安装长途电话的家庭凤毛麟角，单位里能直接拨长途的电话，也往往是领导办公室或者重要部门才有。
“是啊，”小李接口道，语气里带着点与有荣焉，“咱们科要跟省城的好几所医学院联系，安排实习、沟通学生情况，没个长途电话可不行。有时候，外地的实习点有急事，也打这个电话过来。”
这真是一个意外的便利。我立刻想到了老家，想到了父母。以前联系，只能靠写信，或者极其麻烦地通过村里王老板家的电话（那还是我儿子出生报喜时用的号码）传口信。如果父亲那边，能用村委的电话（我记得村委是有一部程控电话的），拨通我们科室这部电话，那联系起来，岂不是方便太多了？
我立刻问清了油城的长途区号，又看了一眼这部电话机身上贴着的、印着我们科室名称和号码的小标签，那是一个六位数的号码。我将区号和电话号码，工工整整地抄在了一个崭新的笔记本扉页上。
这个发现，让我一整天都处在一种淡淡的兴奋之中。它不仅仅意味着联系的便利，更像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我从那个相对封闭的学校环境，进入了一个与外界、与更广阔网络相连接的新系统。医院，尤其是承担教学任务的医院，本身就处在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信息流之中。
下午，我抽了个空，用这部新电话，第一次拨通了村委的人，让他去叫我父亲来接电话。
等待是漫长的，电话里传来“滋滋”的电流声和遥远的、模糊的人声。大约过了十多分钟，听筒里终于传来了父亲那熟悉而急切、带着浓重乡音的声音：“喂？国勇？是你不？”
“爷！是我！”我大声说，心里一阵激动，“我在新单位了，用单位的电话给您打的！您记一下这个号码……”我把区号和科室电话号码，一字一顿地，反复念了好几遍，直到父亲在那边用笔（我猜是烟盒纸）记下。
“爷，以后您要有急事，就让村委的人用那部电话，打这个号码找我！直接就能通！”我强调着“直接”两个字。
“好，好！记住了！”父亲的声音里充满了高兴和不可思议，“这就方便了！这就方便了！”
挂上电话，我站在办公桌前，听着听筒里传来的忙音，心里充满了成就感。这通电话，不仅向父亲报了平安，告知了新联系方式，更像是一种无声的宣告：爷，娘，儿子在新的地方，站稳脚跟了，而且，有了能直接听到你们声音的“通道”了。
从农场到油城，从三尺讲台到这张办公桌，从依靠村中唯一电话传信，到拥有属于自己的、可通达远方的联络点……这一步，看似只是工作的变动，却实实在在地，将我与故乡、与更广阔世界的距离，拉近了一大步。新的生活，就在这间洒满阳光的办公室，在这部能拨通长途的电话机旁，在这份充满琐碎却意义不凡的工作中，悄然拉开了序幕。而我，已经做好准备，去迎接，去适应，去书写这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