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第三个工作单位 8
时光迈入九月的门槛，油城的暑气在几场渐沥的秋雨后，终于显出了疲态。早晚的风里，开始夹带着一丝沁人的凉意，法桐阔大的叶片边缘，悄悄染上了点点焦黄。我们的生活，如同这季节的更迭，在经历了一番紧锣密鼓的迁徙、安顿、人员交接之后，也终于缓缓驶入了宽阔平稳的航道。
新家（5号楼402）的每一个角落，都在日复一日的使用和归置中，沉淀下独属于我们这个小家庭的气息。秀兰姑娘的到来，虽然略有波折，但很快便以她农村姑娘特有的勤快和质朴，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她手脚麻利，带孩子耐心，做饭也渐渐摸清了我们的口味。周静得以安心地投入医院三班倒的轮值，我也能心无旁骛地适应培训科那琐碎却有序的工作节奏。孩子有了固定的玩伴和看护，在新家的地板上玩得愈发欢实，咯咯的笑声常常充满整个房间。早晨，我们各自奔向工作岗位；傍晚，炊烟与新米饭菜的香气一同升起。生活，呈现出一种久违的、令人心安的规律与平静。
然而，人心大概总是如此，当眼前的沟壑被一一填平，脚步稳当之后，目光便会不由自主地投向更远处，投向那些血脉相连、同样需要牵挂与照拂的地方。于我而言，这份沉淀下来的心神，很快便聚焦到了一件事上——小弟国兵的前程。
他正在县重点高中就读，暑假后就该升高二了。去年他考入重点高中，虽是意料之中，也足以让全家欣慰。但我深知，高中的竞争，与初中截然不同。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起始路段，每一步都至关重要。对他具体的学习情况、在年级里的真实位置、优势和短板，都难以有清晰的把握。我这个大哥，虽然也只是个普通的职工，但毕竟走出了农村，在“城里”工作，见识总归多些。我总觉得，我有责任，也有必要，亲自去了解，去把握。就像当年我刚调回油城，心中忐忑，特意绕道镇初中，在那张红榜前急切地寻找他的名字，直到看到“第二名”时才如释重负一样。那是一种眼见为实的确认，一种基于事实的托底。对国兵，我也需要这样一次“确认”。
这个念头一旦清晰，便像一颗种子，在心底悄然生根。什么时候去呢？平日里工作缠身，路途又远。唯有假期。暑假已过，下一个机会，便是十月一国庆节了。有一个完整的假期，时间充裕。我默默将时间定在了那时。
离国庆放假还有一周左右，家里的晚饭桌上，我提起了这个计划。
灯光柔和，照着桌上简单的两菜一汤。秀兰正细心地把鱼肉里的刺挑出来，喂给孩子。周静刚下白班，脸上带着一丝疲惫，但神情平和。
“国庆节放假，我打算回老家一趟。”我放下筷子，开口道。
周静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等着我的下文。秀兰也停下了喂饭的动作。
“主要是想去国兵他们学校看看，”我继续说着，语气尽量平静，“他上高中一年了，信里也问不出什么。我想去找找他班主任，了解了解他真实的情况，在年级里到底排第几，有没有偏科，心里好有个数。”
周静点了点头，表示理解。她也是从农村考出来的，明白高中对于弟弟、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是该去看看。你一个人回去？”
“我打算带着孩子一起回去。”我说，“让秀兰也歇几天。她来了以后一直没闲着。你们俩，”我看着周静和秀兰，“也放松放松。愿意在油城待着休息也行，要是想回各自老家看看，也正好是机会。孩子我带着，你们不用操心。”
这个安排，显然考虑到了每个人的需要。秀兰脸上掠过一丝欣喜和感激，但嘴上还是说：“丁老师，我没事，带孩子不累……”
“就这么定了，”我温和地打断她，“你也该回去看看爹娘了。来回车票我给你买。”
周静想了想，说：“我国庆可能还要值个班，休息时间不连续。我就不来回跑了，在油城歇歇。秀兰要是想回家，就回去几天，路上小心点就行。”
事情就这么商量定了。接下来的几天，我开始为这趟“探查”之行做简单的准备。给母亲买了点糕点，又特意去书店，想给国兵挑两本合适的参考书或课外读物，但看来看去，也不知他具体需要什么，最终作罢。心思，更多地沉浸在对即将到来的会面、以及可能获得的信息的种种揣测中。
九月三十号，国庆节前一天。按照单位的惯例，下午便可以开始放假了。为了节省时间，早点出发，我们决定中午就从食堂打饭回来吃。
午饭是简单的馒头和一份炒合菜，我们吃得很快。饭后，周静和秀兰帮我一起给孩子收拾东西。小小的行李包里，塞进了几套换洗衣裤、袜子，一个装满温水的奶瓶，一包饼干，还有孩子不离手的一个旧布娃娃。秋日午后的阳光透过新窗帘，在光洁的地板上投下温暖的光斑。孩子似乎也感觉到要出门，兴奋地在地板上跑来跑去，嘴里“爸爸、回家”地嚷着。
看看墙上的挂钟，快十二点了。我抱起孩子，拎起行李包，对周静和秀兰说：“我们走了。你们在家好好的。”
“路上小心，看好孩子。”周静送我们到门口，不放心地叮嘱，“见到国兵，好好说，别给他太大压力。”
“我知道。”我点点头，抱着儿子下楼。
午后的油城汽车站，人潮涌动。空气中混合着汽油、尘土、汗水和各种行李的气味。售票窗口排着长队，大多是赶着放假回家的人。我一手抱着沉甸甸的孩子，一手举着钱，奋力挤到窗口，买到了最近一班、十二点半开往我们县城的车票。
车子是那种老式的大客车，座椅的皮革已经皲裂，车厢里弥漫着一股陈腐的气味。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孩子起初还很新鲜，扒着窗户看外面飞速后退的楼房和树木。但车子开出城区，行驶在颠簸的国道上不久，单调的引擎轰鸣和摇晃，很快就把他送入了梦乡，小脑袋靠在我怀里，呼吸均匀。
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在 anticipation和身体的僵硬中度过。下午两点半左右，车子在一个熟悉的三岔路口减速、停车。司机吆喝着：“去柳林镇的下车了！”
我抱着还在熟睡的孩子，提着包，费力地挪下车。站在尘土飞扬的路边，午后的阳光依旧有些灼人。这个路口，往北，就是通往我们镇的路。我知道，从这里开始，回家的路变得琐碎而辗转。我张望着，希望能赶上通往镇上的中巴车。
运气不错，等了不到十分钟，一辆破旧的中巴车就摇摇晃晃地开了过来。我赶紧招手，上车。车里挤满了人，空气浑浊。我紧紧抱着孩子，在靠近车门的地方找了个勉强立足的角落。车子在坑洼的土路上颠簸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停在了另一个路口——从这里向东，一条更窄的土路，蜿蜒通向我们的村庄。
下了车，站在这个更加偏僻、两旁是茂密玉米地的路口，我看了看怀里的孩子，他已经被颠醒了，有些懵懂地看着陌生的环境。离家还有五六里土路。步行，至少还要四五十分钟，而且抱着孩子，提着包，会非常吃力。
我忽然想起，这个路口旁边，就是村里王老板（就是那位家里有电话、常让我们搭顺风车的企业家）新办的一个小型防水材料厂。厂子里应该有自行车，或许可以借一辆。这样能快很多，也能省不少力气。
我抱着孩子，走到厂门口。看门的是个认识的乡亲，听我说了来意，很爽快地进去推了一辆半新的“永久”牌二八大杠自行车出来。“丁老师，你骑慢点，这路不平。”
“谢谢，谢谢！用完马上就还回来！”我连声道谢。
我把行李包挂在车把上，然后看着怀里的孩子。怎么带他呢？让他坐在前面的横梁上？他太小，坐不稳。犹豫了一下，我心一横，决定冒险：我用左手臂紧紧环抱住他，让他面朝前，侧坐在我左臂弯里，他的后背贴着我的胸膛，我的左手牢牢握住车把，右手则负责掌控方向和平衡。这样，他就在我怀里，相对安全，我也能勉强骑行。
“宝宝，坐稳了，爸爸带你回家看爷爷。”我对孩子说。他似懂非懂，但觉得这姿势新奇，没有挣扎。
我右腿一蹬，上了车。土路确实崎岖不平，满是车辙和石子。我全神贯注，眼睛死死盯着前方，手臂肌肉紧绷，既要稳住车头，又要护住怀里的孩子。心里惦记着早点到家，早点去学校，脚下不由得蹬得快了些。
然而，越是着急，越是容易出事。就在一个不太明显的缓坡接转弯处，前轮猛地轧过一块凸起的石头，车子剧烈地颠簸了一下。我右手下意识地猛捏刹车，车子瞬间失去平衡，向左猛地一歪！
“啊！”我只来得及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整个人连同孩子，重重地向左侧摔倒下去！
在摔倒的瞬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唯一的本能是将环抱孩子的左臂向回收，用身体尽量去垫住他。但巨大的惯性还是将孩子从我怀里甩脱了出去！
“啪嗒！”一声闷响，接着是孩子撕心裂肺的、骤然爆发的嚎哭。
我顾不上自己手肘和膝盖火辣辣的疼痛，连滚带爬地扑过去。孩子摔在路边干燥的、长着杂草的土坡上，小脸朝下。我颤抖着手把他抱起来，他哭得满脸通红，眼泪鼻涕糊了一脸。我急忙检查，万幸，厚厚的秋衣秋裤起了保护作用，四肢似乎没有大问题。但当我撩开他被泪水和尘土糊住的额发时，心里猛地一揪——左边脸颊靠近耳朵的地方，被地上的枯枝或石子，划出了一道约两寸长的浅浅血痕，正在渗出血珠。
“宝宝不哭，宝宝不哭，是爸爸不好，爸爸不好……”我心疼得无以复加，声音都在发抖，连忙用手帕去按那道伤口，又把他紧紧搂在怀里，不停地哄着、拍着。巨大的后怕和自责，像冰水一样浇透了我的全身。我怎么这么不小心！要是摔得更重些……我不敢想下去。
孩子的哭声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惊起了远处树上的几只麻雀。我抱着他，坐在尘土里，看着歪倒在一边的自行车，行李包也掉在了地上。秋风掠过田野，玉米叶子沙沙作响，更衬得此地的狼狈与我的懊悔。
哄了许久，孩子的哭声才渐渐变成委屈的抽噎。我仔细检查了他的手脚关节，活动了一下，似乎没有大碍。脸上的伤口不深，血也止住了，但留下一道清晰的红痕。我抱着他站起来，拍掉我们两人身上的泥土，扶起自行车，把行李包重新挂好。
这一次，我不敢再有任何侥幸。我把孩子面对面地抱在怀里，让他双手搂住我的脖子，我的双臂则将他完全环住。然后，我才慢慢地、极其小心地重新骑上车，以比步行快不了多少的速度，一步一挪地，向家的方向蹬去。怀里的孩子似乎也吓坏了，安静地趴在我肩头，偶尔抽噎一下。下午三点半左右，我们终于看到了村口那棵老槐树，看到了自家屋顶上袅袅升起的、熟悉的炊烟。
推开院门，父亲正在院里劈柴，母亲在厨房忙活。看见我们这副模样——我一身尘土，脸上带着擦伤，孩子脸上有血痕，眼睛红肿——他们都吓了一跳。
“这是咋了？摔着了？”母亲扔下锅铲就跑了过来。
“没事，娘，路上骑车不小心，歪了一下。”我轻描淡写，把还在抽噎的孩子递给闻声从屋里出来的母亲，“孩子没事，就脸上划了一下，您给看看，抹点红药水。爷，我自行车是借王老板厂里的，还没还，您一会儿帮我还回去行吗？”
父亲接过自行车，眉头紧锁：“你这么着急忙慌的，干啥去？”
“我去趟国兵学校，”我来不及多说，也顾不上喝口水，“看看他。晚上回来再说。”
父亲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来意，点点头：“那你快去吧。路上小心点，别再骑快车！”
“知道了！”我应了一声，也顾不上换身干净衣服，抹了把脸上的汗和灰，转身就又出了门。我知道，从村里到县高中，还有将近二十里路，我得抓紧时间。
这条通往高中的路，我太熟悉了。高中三年，每个周末，我就是骑着自行车，在这条沙土路上来回奔波。路旁的杨树比以前粗壮了，田野的景色随着季节变换，但路的走向、每一个大的转弯、甚至哪一段路特别坑洼，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骑得很快，耳边是呼呼的风声，心里则交织着对孩子摔伤的愧疚、对即将见到小弟的急切，以及对于可能从他老师那里听到的消息的、一种混合着期待与不安的揣测。
大约下午五点多，太阳已经西斜，将天空染成一片绚烂的金红。我终于看到了高中那熟悉的、有些斑驳的砖砌大门，和里面几栋方正的教学楼。校园里很安静，还没到放学时间。我把自行车停在门口的车棚，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整理了一下歪斜的衣领，深吸一口气，走进了校园。
秋天的校园，梧桐树叶开始飘落，甬道上很干净。我有些茫然，不知道国兵在哪个教室。正想找个人问问，看见一位夹着教案、年纪约莫五十岁的老师从一栋教学楼里走出来。我赶紧上前，客气地询问：“老师您好，请问您知道高二级一个叫丁国兵的学生，在哪个班吗？”
那位老师停下脚步，扶了扶眼镜，打量了我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了然的神情：“丁国兵？知道，二班的。你是……？”
“我是他哥哥，从油城回来的，想看看他。”我连忙说。
“哦，是大哥啊。”老师的语气明显热情了些，“他在那边，实验楼东头，二楼，最西边那个教室。这会儿应该在上自习。”
“谢谢老师！”我道了谢，按照指引，快步走到那栋略显陈旧的实验楼，上了二楼。走廊里很安静，只有各个教室里隐约传来的讲课声或翻书声。我走到最西头的教室后门，从门上的小玻璃窗往里看。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学生们都低着头，或在看书，或在做题。我眯着眼睛，急切地搜寻那个熟悉的身影。很快，在靠窗那一排的中间位置，我看到了他——国兵。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运动服，坐得笔直，正对着一本摊开的书，手里的笔在草稿纸上快速演算着什么，神情专注，眉头微蹙，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年不见，他似乎又长高了些，侧脸的线条也更硬朗了，褪去了不少少年的稚气，有了青年的轮廓。
我没有立刻叫他，就那样在门外静静地看了一会儿。直到教室里响起一阵轻微的骚动，似乎是下课了。学生们开始收拾东西，低声交谈。我等在门口。国兵收拾好书包，站起身，一抬头，就看见了门外的我。
他整个人都愣住了，眼睛瞬间睁大，嘴巴微微张开，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的惊愕，仿佛看到了什么绝不可能出现在此地的幻影。他呆呆地站在那里，好几秒钟没动，直到旁边的同学碰了他一下，他才猛地反应过来，抓起书包，几乎是冲出了教室。
“哥？！你……你怎么来了？！”他跑到我面前，声音因为惊讶而有些变调，脸也涨红了，“你……你啥时候回来的？怎么也没说一声？”
看着弟弟这副手足无措又惊喜交加的样子，我一路的奔波和摔车的懊恼，仿佛都值了。我笑了笑，拍拍他的肩膀：“下午刚到，顺路过来看看你。还没吃饭吧？”
“没……还没，刚下课，正准备去食堂。”他还有些没回过神来。
“别去食堂了，”我说，“走，哥带你出去吃。我请客。”
“啊？不用，哥，食堂就行……”他有些不好意思，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
“听我的，”我揽过他的肩膀，带着他往楼下走，“我知道有家饭店不错。咱们边吃边聊。”
饭馆里的鱼与未尽之言
我们出了校门，沿着学校东边那条相对繁华的主干道走了一段，找到一家看起来还算干净明亮的小饭馆。正是饭点，里面人不少，多是学生和附近的居民。我们找了一个靠墙的僻静位置坐下。
服务员拿来菜单。我把菜单推给国兵：“看看，想吃什么，随便点。”
国兵接过菜单，只扫了一眼，就连忙推回来：“哥，你点吧，我吃啥都行。”
我知道他的性格，也知道家里的经济条件。在学校，他必然是极其节俭的。我没有再推让，拿起菜单，目光在那些菜品上搜寻。最后，我点了一个清蒸鲈鱼，一个蒜蓉青菜，一个西红柿鸡蛋汤，两碗米饭。
“点鱼干啥，多贵啊……”国兵小声嘟囔。
“贵啥，”我说，“吃点好的。听说鱼补脑子，你们用脑多，该补补。”
等菜的间隙，我打量着他。他比上次见面时清瘦了些，但眼神很亮，只是眉宇间似乎总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沉静，甚至是与他年龄不太相称的疲惫。
“学习怎么样？累不累？”我开口问。
“还行，”他依旧是那套说辞，
菜陆续上来了。清蒸鲈鱼热气腾腾，香气扑鼻。我把鱼肚子那块最嫩、刺最少的大块肉，仔细地剔除残留的小刺，然后夹到他的碗里。“多吃点鱼。”
“哥，你也吃。”他连忙说。
“我吃青菜就行，这鱼你吃，专门给你点的。”我又给他夹了几筷子。
他不再推辞，低头默默地吃着。吃得很香，但动作依然斯文。我能感觉到，这顿对他来说略显“奢侈”的晚饭，他吃得很珍惜。我几乎没怎么动那条鱼，只是就着青菜和汤，慢慢地吃着饭，眼睛却一直看着他。这个从小跟在我屁股后面跑的弟弟，如今已经是个需要为前途奋力拼搏的青年了。他肩上的压力，他内心的想法，他未曾言说的困难和渴望，我这个做哥哥的，又能分担多少呢？
饭快吃完时，我问他：“你们班主任，是姓张吧？”
“嗯，张老师，教我们数学的。”他点点头。
“他办公室在哪儿？”
“就在我们教学楼西面那栋二层小楼，二楼，最东头那间。哥，你……”他有些疑惑地看着我。
“我一会儿想去拜访一下张老师，”我平静地说，“了解了解你的情况。你吃完饭就回教室上自习吧，不用管我。我跟张老师聊完，就直接回家了，走的时候就不跟你打招呼了。”
他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图，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像是紧张，又像是释然。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只是点了点头：“哦，好。那……哥，你慢点。”
从饭馆出来，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街灯次第亮起。我按照国兵说的，找到了那栋掩映在几棵大树后面的二层小楼。楼道里灯光昏暗，很安静。我上到二楼，走到最东头那间办公室门口，门虚掩着，里面有灯光透出。
我定了定神，抬手，轻轻敲了三下。
“请进。”里面传来一个沉稳的男声。
我推门进去。办公室不大，靠墙摆着几张办公桌，堆满了书籍和试卷。只有靠窗的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位戴眼镜、约莫四十多岁、面容清癯的男老师，正在批改作业。他抬起头，透过镜片看着我，目光里带着询问。
“请问，是张老师吗？”我走上前，恭敬地问。
“我是。你是……？”张老师放下笔。
“张老师您好，我是丁国兵的哥哥，丁国勇。从油城回来的。”我自我介绍道，语气诚恳。
“哦，是丁国兵的大哥啊，你好你好！”张老师脸上露出了笑容，站起身，指了指旁边的椅子，“快请坐。国兵刚上完晚自习？”
“是，我刚和他一起吃了饭。”我在椅子上坐下，稍微斟酌了一下词语，“张老师，这么晚来打扰您，真是不好意思。我这次回来，主要是想当面向您了解一下国兵在学校的情况。他住校，我们离得远，平时也顾不到，信里也问不出什么，心里总是不太踏实。真是麻烦您了，平时对国兵肯定也没少操心，非常感谢您。”
张老师听我这么说，脸上的笑意更深了些，摆摆手：“客气了。丁国兵这个学生，不用我们多操心，自觉得很。你是他大哥，关心弟弟学习，是应该的。你想了解哪方面的情况？”
“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他现在的成绩，在年级里大概是什么位置，有没有明显的偏科或者短板。我们家里也好心里有个数，看能不能在哪些方面多支持他一下。”我把来意说得尽量清晰、合理。
张老师听完，身体微微向后靠了靠，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意味深长，那是一种混合了自豪、欣慰，甚至有一丝“你竟然还不知道”的讶异。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用了一种近乎斩钉截铁、却又留有余地的口吻，缓缓说道：
“丁国兵的大哥，关于你弟弟的学习成绩和前景，我这么跟你说吧——”他顿了顿，仿佛要让每个字都更有分量，“以他现在的实力和稳定性，到了高考的时候，除了清华和北大，我不能给你百分之百的保证之外，国内的任何一所大学、任何一个专业，我都可以给你百分之百的保证——他一定能考上。”
这句话，像一道猝不及防的闪电，骤然劈开了我心中所有的揣测、不安和有限的期待！我整个人僵在椅子上，耳朵里嗡嗡作响，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任何一所大学？百分之百保证？除了清华北大？这……这可能吗？国兵的成绩，竟然好到了这种地步？
我的声音因为震惊和激动而有些发干、发颤：“张老师，您……您是说……他的成绩，能有这么好？能……能有这么稳？”
张老师看着我目瞪口呆的样子，似乎很满意这个效果，他笑了，那是一种老师提到自己最得意门生时，才会露出的、毫不掩饰的骄傲笑容。他轻轻点了点头，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地说：
“看来国兵在家里是真谦虚，一点没透露啊。他是我们这全县第一名。”
全县第一名。
五个字。
像五记重锤，结结实实地、一下又一下，砸在我的心口，砸得我头晕目眩，气血上涌。全县第一名！在我们这个教育大县，在高手云集的县，在近千名高二学生中，他，丁国兵，是我的弟弟，考了第一名！
我张着嘴，半天没能说出一个字，只是感觉脸颊发烫，眼眶也莫名地有些发热。巨大的喜悦、骄傲、难以置信，还有一丝迟来的、对弟弟如此出色却如此低调的心疼，瞬间淹没了我。
张老师接着解释道，国兵各科发展非常均衡，数理化基础极为扎实，虽然不是那种一点就透的天才，但勤奋刻苦，思维严谨，稳定性极强。语文和英语也是拔尖水平。“他是我教书这么多年来，见过的为数不多的、几乎没有任何明显短板的学生。心态也稳，考试从不失常。所以我才敢说那个话。清华北大，变数大，竞争是全国最顶尖的，我不敢打包票。但其他学校，以他目前的状态保持下去，绝对没问题。”
我们又简单地聊了一会儿，张老师说了些国兵在校的表现，踏实，安静，乐于助人，在同学中威信很高。我除了道谢，几乎不知道还能说什么。那种巨大的信息量带来的冲击，让我有些语无伦次。
看看窗外，夜色已深。我起身告辞，再次向张老师深深鞠躬道谢。张老师把我送到门口，拍拍我的肩膀：“放心回去吧。家里不用给他压力，他自己知道该怎么做。有这样的学生，是我们做老师的福气。”
走出办公楼，秋夜的凉风一吹，我发热的头脑才稍微冷静了一些。校园里很安静，只有教学楼还亮着大片灯光，传来隐隐的读书声。我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出校门。
回村的路，在深沉的夜色中向前延伸。远处村庄的灯火，像散落在大地上的星星。这条路，我闭着眼睛都能骑回去。但我骑得很慢，夜风在耳边呼啸，却吹不散我心头翻腾的巨浪。
全县第一名。张老师那笃定的、百分之百的保证（除清北外）。这些信息，像烙印一样，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狂喜过后，是一种更加沉甸甸的、关乎未来的思量。
每年，我们县都能考上六七个清华北大的学生。以国兵“全县第一”的实力，冲击这两所最高学府，希望难道不大吗？张老师说“不敢百分之百保证”，那是为人师者的严谨和留有余地。但在任何人听来，这几乎就是一种含蓄的肯定。
然而，一个念头，却在此刻，异常清晰、坚定地浮现在我的心头：即使国兵真的有实力、有机会，我们不报其他大学，我们就报北京医科大学。
这个想法，并非一时冲动。它源于我这两年，在医院这个环境里的所见、所感、所悟。我目睹了医生这个职业，在获得精湛技艺后，所拥有的那份实实在在的、救死扶伤的能力与尊严；我感受到了“手艺”在身，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能安身立命、受人尊敬的价值；我更看到了，对于农村出来的孩子，一份像医学这样技术性强、社会需求稳定、能够凭借自身努力一步步扎实向上的职业，是多么可靠、多么有意义的出路。它不像有些热门专业可能大起大落，也不像纯文科可能需要更多背景和机遇。医学，是一门硬功夫，是真正的“铁饭碗”，更是能造福他人、实现个人价值的崇高事业。
清华北大固然光芒万丈，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圣殿。但在我看来，那光环之下，未来的路径可能更加多元，也更加不确定。而医科大学，尤其是顶尖的医科大学，指向的是一条虽然艰辛、却目标明确、回报（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丰厚而持久的道路。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对于国兵这样踏实肯干、不怕吃苦的孩子来说，或许是更合适、更稳妥的选择。
当然，这一切都还太早。他现在才高二。未来还有将近两年的变数。我的这些想法，也从未对任何人提起，包括父母，更包括国兵自己。我不能，也不该用自己的想法去影响甚至规划他的人生。但作为一个兄长，一个经历过社会磨砺、见识过不同行业生态的“过来人”，我在心里，默默地为弟弟勾勒了一条我认为最光明、最坚实的道路。这道路的起点，是他此刻“全县第一”的惊人成绩；而它的远方，是我心中那份对“技术立身”、“救人济世”的深深认同与向往。
夜风更凉了。我加快了蹬车的速度。远处，村庄的灯火越来越近，其中有一盏，就是为我而亮的家。那里，有脸上带伤却已安睡的儿子，有等待我带回消息的父母。我要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他们，但同时，我也会将那份关于未来的、深藏心底的筹划，小心翼翼地守护好。路还长，一步一步走。但至少今夜，我知道，我的弟弟，正走在一条铺满星光的大道上。而我们这个家，所有的努力与期盼，都因为他的出色，而显得更加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