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初中阶段 14
刚上初中第一周的周四、周五，因为不知道从家带的干粮可以馏，吃了两天长白毛的干粮，吃饭时在我旁边的同学王大壮看见了我干粮上的白毛，凑过来小声说：“你的干粮咋长毛了？没馏过吧？”
“馏？啥是馏？”我一脸茫然。
王大壮从自己的网兜里拿出一个热气腾腾的窝窝头：“就是放到学校伙房的大锅里蒸热啊！早上送来的时候就要放到伙房的篦子上，这样中午吃的时候就是热的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其他同学每天早上都会把干粮送到伙房去加热，而我这个刚从村里小学毕业的新生，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规矩。看着那些长满白毛的窝窝头，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没办法，我就用开水泡着吃了。
周一下午的班会课，班主任特意讲起了馏干粮的规矩：“同学们可能还不知道，”班主任推了推眼镜，“咱们学校的伙房可以馏干粮。。干粮要自己用网兜或者饭盒装好，送到伙房的大锅里馏。早饭馏中午的，午饭馏晚上的，晚饭馏第二天早上的。周三要把所有干粮都馏一遍，防止长毛。”
我竖着耳朵听得格外认真，生怕漏掉一个字。班主任还详细讲解了具体流程：每天早上到校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中午要吃的干粮送到伙房。伙房门口有几个大箩筐，按班级分开。每个同学要把自己的干粮放在本班的筐里，由值日生统一送到灶台的大锅篦子上。锅是分层的大蒸锅，能同时蒸好几个班的干粮。
“记住啊，”班主任特别强调，“网兜要用铁丝拴紧，饭盒要盖严实。上周有个同学的窝窝头掉进锅里，捞都捞不出来。”
同学们都笑了起来，我却笑不出来。我想起了上周四那个让我难以下咽的发霉窝窝头。班会结束后，我特意去找了班主任，红着脸问：“老师，要是干粮已经长毛了，还能馏吗？”
班主任看了看我，似乎明白了什么。他和蔼地说：“长白毛的，馏透了还能吃。要是发绿发黑就别吃了，会中毒的。以后记得按时馏干粮就行。”
那天放学后，母亲用破布条给我缝了一个网兜，还用铁丝做了个挂钩，上面缠了红布条做记号。她仔细地教我怎么系扣，怎么挂才不容易掉。父亲突然说：“下周开始开始，给你多带一个窝窝头吧，正长身体的时候，饿着肚子可不行。”
我惊喜地抬起头，看见父母对视的眼神中满是心疼。虽然只是多了一个窝窝头，但在那个粮食紧缺的年代，这已经是父母能给我的最大关爱了。
学校的伙食安排有着严格的规律，就像那个时代的一切那样，简单而重复。
早饭时光：每天清晨六点，住校的同学们就在宿舍前排起了长队。每个人都有一个搪瓷饭盆，大多已经磕碰得掉了瓷，露出黑色的铁皮。值日生抬着大木桶，从伙房打来热气腾腾的玉米面汤。分汤是个技术活，要保证每盆汤的量差不多，还要避免沉底的玉米面分布不均。
我们的早饭永远是一样的配置：一盆玉米面汤，一个自带的干粮，一罐子咸菜。玉米面汤很稀，能照见人影，偶尔能在盆底找到几粒没有磨碎的玉米粒，就像中奖一样让人开心。咸菜是家里腌的萝卜干，用刀切成细丝，装在玻璃瓶里，要吃一个星期。
分汤的时候，同学们都会紧紧盯着值日生手里的舀子，生怕自己分到的汤少了。有时候为了公平起见，值日生会采用“轮流法”：第一勺从左边开始，第二勺从右边开始，这样确保每个人盆里的稠稀程度差不多。这些在今天看来可笑的细节，在当时却是关乎公平的大事。
午饭程序：早饭后，同学们就要开始为午饭做准备了。每个人都要预估自己中午的饭量，把相应的干粮装进网兜或饭盒，亲自送到伙房。伙房是一座独立的大瓦房，里面砌着三口特大号铁锅，每口锅都有一米多宽。灶台前堆着柴火，整个伙房总是烟雾缭绕。
送干粮的时间只有课间十分钟，去晚了就可能排长队。同学们都会用各种方法标记自己的干粮：有的在网兜上系不同颜色的布条，有的在饭盒上刻名字，有的用铁丝拗成特别的形状。我的地瓜干面窝窝头特别好认——又大又黑，在多数是玉米窝头中格外显眼。
中午下课铃一响，同学们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向伙房。伙房师傅已经掀开了大锅盖，白色的蒸汽瞬间笼罩了整个屋子。大家在蒸汽中摸索着寻找自己的干粮，不时能听到惊喜的叫声：“找着了！”或是懊恼的叹息：“我的窝头掉汤里了！”
晚饭时光：晚饭是最简单的一餐，就是早上的干粮就着白开水。吃完晚饭，又要赶紧把第二天早饭的干粮送去伙房，赶在伙房关门前完成这个重要的循环。
周三的加馏是为了防止干粮变质。这一天，大家要把所有剩余的干粮都蒸一遍，虽然会多费一点柴火，但能确保干粮保存到周末。这个规矩不知道是哪位细心的老师定下的，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体现着一种朴素的生活智慧。
我家的主食永远离不开地瓜：地瓜干面窝窝头、煮地瓜、地瓜汤。地瓜干面是用鲜地瓜切片晒干后磨成的粉，颜色灰黑，蒸出来的窝窝头又硬又糙，吞咽时拉嗓子。但因为地瓜产量高，成了我们那个地区的主要口粮。
母亲每次蒸窝窝头时，都会在灶台前忙活大半天。她要把地瓜干面用热水和开，使劲揉搓，让面团稍微柔软一些。然后在每个窝窝头底下垫一片玉米叶，防止粘锅。出锅的窝窝头黑亮黑亮的，我总觉得像驴粪蛋，但这个比喻从来没敢说出口。
在学校里，我的地瓜面窝窝头成了“标志性”的存在。每次打开网兜，那黑得发亮的颜色总能引来同学们好奇的目光。有些家境好的同学带的是玉米面窝头，黄澄澄的，看着就让人羡慕。更有甚者，偶尔还能看到白面馒头，那简直就是奢侈品了。
记得有一次，坐在我前排的王小梅转过头来，悄悄递给我半个玉米窝头：“咱俩换着尝尝吧。”我犹豫了一下，把我那黑窝头掰了一半给她。她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皱起了眉头：“有点苦。”我吃着她的玉米窝头，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故意多带了半个窝头，就是为了和我换着吃。
这种地瓜为主的饮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身体记忆。参加工作多年后，有一次同学聚会，当年的班长一见到我就喊：“黑窝头来了！”大家都笑了，那笑声里没有嘲讽，只有共同经历过的亲切。一个女同学说：“那时候我最怕周三下午的体育课，饿得眼冒金星，还记得你分过我半个窝头呢。”
这些记忆就像地瓜干面窝窝头本身的味道，初尝苦涩，回味却带着特殊的甘甜。它记录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贫困，也记录着同学之间最朴素的温情。
学校的伙房也是个充满故事的地方，其中最让人难忘的，莫过于那几次“老鼠事件”。
第一次遭遇是在一个冬天的中午。那天轮到我值日，负责帮同学们取干粮。我兴冲冲地跑进伙房，正好看见张师傅掀开锅盖。白色的蒸汽散去后，我清楚地看见篦子上躺着一只被蒸得通红的老鼠。
“哎呀！”张师傅惊叫一声，赶紧用火钳去夹老鼠的尾巴。谁知一用力，只扯下了一根尾巴，鼠身还牢牢粘在篦子上。周围的同学都吓呆了，有些女生甚至尖叫起来。张师傅急得满头大汗，最后只好用笼布包着手，直接把老鼠抓起来扔进了灶膛。
更让人反胃的是，有时候老鼠会掉进汤锅里。我就亲眼见过一次：值日生打汤时，舀子里赫然出现了一只煮熟的老鼠。伙房师傅赶紧示意我们别声张，悄悄把老鼠捞出来扔掉，然后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分汤。大家都知道，如果说出去，这桶汤就只能浪费了，而浪费粮食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除了老鼠，伙房里还经常发生各种意外。有的同学网兜没系好，窝头掉进锅里化成了粥；有的拿错别人的干粮，引发争执；最麻烦的是下雨天，伙房里挤满了躲雨的同学，干粮经常被淋湿。
在我们那个年代的饮食体系里，咸菜的重要性不亚于主粮。它是下饭的必需品，没有咸菜的干粮难以下咽。因此，每周的咸菜都要精打细算：母亲给我带的咸菜必须坚持到周五中午，周五晚上和周六早上就只能干啃窝头了。
那是一个普通的周五傍晚，同学们都去吃饭了，我因为做值日留在教室最后。当我打扫到教室后面的水泥板时，突然发现墙角有一小块咸菜疙瘩，上面结满了盐霜，看起来已经放了很久。
我的心跳突然加速。我环顾四周，确认没人后，小心翼翼地捡起那块咸菜。它大概有鸡蛋那么大，虽然沾满了灰尘，但在当时的我看来，简直就是宝藏。我飞快地跑到伙房前的井边，打上来一桶水，仔细地清洗这块咸菜。盐霜融化后，露出了酱黄色的本质，是普通的萝卜咸菜。
我用小刀仔细地把咸菜切成五块，每块只有拇指盖大小。然后我找到了最要好的四个同学，神秘地把他们叫到教室后面。当我们五个人分食这五块咸菜时，每个人都吃得格外珍惜，小口小口地咬着，让咸味在口中慢慢化开。那块咸菜特别咸，咸得发苦，但在我们看来，却是无上的美味。
“从哪里弄来的？”王大壮吃完后咂着嘴问。
我如实相告后，大家都笑了。李卫国说：“这要是让女生知道咱们捡地上的咸菜吃，非得笑话死不可。”
“怕什么，”赵小军抹抹嘴，“这叫节约粮食。”
那天晚上，就着那一点点咸味，我觉得窝窝头都变得好吃了许多。很多年后，我们五个同学聚会，还会提起那块“救命咸菜”，笑称那是我们吃过最香的一顿饭。
我永远记得那个早晨，班主任无意中给我上的关于“差距”的一课。
那是初一下学期的一个普通早晨，我们正在教室里早读。班主任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白面馒头，馒头里夹着一块红彤彤的豆腐乳。那馒头雪白雪白的，松软饱满，与我們手中黑硬的窝头形成了鲜明对比。豆腐乳的香味飘过来，让我不由自主地咽了咽口水。
班主任一边吃着馒头，一边在教室里巡视。当他走到我身边时，我清楚地看见馒头上的牙印，看见豆腐乳的油渗进了馒头里。那一刻，我竟然张着嘴呆住了，足足有十秒钟没有合上。我的目光完全被那个馒头吸引，连同桌捅我都没有反应。
在我当时的认知里，白面馒头是过年才能吃上的好东西，而豆腐乳更是闻所未闻的美味。班主任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失态，他很快吃完了馒头，擦了擦手开始讲课。但那十秒钟的景象，却深深烙在了我的记忆里。
下课後，我偷偷问学习委员：“班主任天天吃白面馒头吗？”
学习委员用一种“这都不知道”的眼神看着我说：“班主任是公办教师，吃商品粮的，每个月有粮食供应，当然天天吃白面了。”
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城乡差距、身份差距。在我生活的世界里，地瓜干面是主食，白面是奢侈品；而在另一个世界里，白面不过是日常饮食。这种认知上的冲击，比窝窝头本身更让我难以消化。
很多年后，我成了城里的一名工人，也能天天吃上白面馒头时，总会想起那个早晨。有一次在街上偶遇已经退休的班主任，我鼓起勇气提起了这件事。班主任愣了愣，然后深深叹了口气：“那时候苦了你们这些孩子了。你知道吗，每次在你们面前吃东西，我心里都不好受。”
学校伙房前的那口老井，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井口是用青石砌成的，被井绳磨出了深深浅浅的痕迹。井水冬暖夏凉，冬天洗手不冻，夏天喝了解暑。
每天清晨，井边是最热闹的地方。住校的同学们排着队打水洗漱，所谓的洗漱，其实只是洗脸——那时我们农村孩子根本没有刷牙的概念。我第一次听说“刷牙”这个词，还是从城里转学来的一个同学那里。
那天早上，我看见那个城里同学用一把小刷子在嘴里来回刷，满嘴泡沫，吓了一大跳。“你在干什么？”我惊讶地问。
“刷牙啊，”他吐掉嘴里的泡沫，“你们不刷牙吗？”
我摇摇头，老实回答：“没见过。”
他耐心地给我解释刷牙的好处，还说每个人早晚都应该刷牙。我听得云里雾里，只觉得这是城里人的讲究。回家后我问母亲，母亲笑着说：“咱们庄稼人，刷牙干什么？漱漱口就行了。”
这件事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世界比我想象的要大，生活方式也有这么多差异。虽然当时并没有立即改变不刷牙的习惯，但这个认知的种子已经种下。直到上了大学，我才拥有了第一把牙刷，开始学习城里人的生活习惯。
对每个住校生来说，周五下午都是最快乐的时光。不仅因为即将到来的周末，更因为明天可以回家了。虽然周五晚上已经没有了咸菜，只能干啃窝头，但想着快要回家了，连窝头都变得有滋有味起来。
周日下午返校时，母亲会给我准备下一周的干粮和咸菜。分别时，她总要叮嘱很多：“干粮记得馏”、“咸菜省着吃”、“好好学习”......我一边应着，一边背着沉重的干粮袋往学校走。那条十二里长的土路，我走了整整三年，每个周末都要经历一次离别与重逢。
时光荏苒，转眼我已经是个中年人了。有一天，我带着五岁的儿子在公园玩，他看见卖烤地瓜的摊子，吵着要吃。我给他买了一块，金黄色的地瓜冒着热气，香甜的味道飘散在空气中。
“爸爸，你怎么不吃？”儿子仰着小脸问。
我笑了笑：“爸爸小时候天天吃地瓜，吃够了。”
儿子睁大眼睛：“天天吃地瓜？爸爸你太幸福了！”
那一刻，我愣住了。在孩子纯真的认知里，能吃上烤地瓜是件幸福的事，他无法理解地瓜曾经是我们那一代人贫困的记忆。这种认知的错位，正是时代变迁的最好证明。
我想起了初中时的那些地瓜干面窝窝头，想起了同学们分食咸菜的场景，想起了班主任那个白面馒头。三十多年的时光，让地瓜从充饥的主食变成了休闲零食，让白面馒头从奢侈品变成了寻常物。这种变化，或许就是社会发展最直观的体现。
去年初中同学聚会，我们又谈起了当年的伙食。已经退休的王大壮说：“现在想想，那时的窝窝头其实挺健康的，粗粮养生啊。”大家都笑了，笑声中有着经历苦难后的释然，也有对青春岁月的怀念。
如今，每当我看到孩子小的时候挑剔餐桌上的饭菜时，总会想起那个因为不知道馏干粮而吃了两天霉窝头的少年。那段关于干粮的记忆，就像地瓜干面窝窝头本身，粗糙、质朴，却有着特殊的份量。它记录着一个时代的贫困，也记录着一代人的坚韧。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这些记忆或许显得不合时宜，但它们是我生命中无法磨灭的印记，时刻提醒着我：珍惜当下，勿忘来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