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初中阶段 9
自从在被窝里偷看大半部《杜风瑞的故事》后，我的眼睛便开始不对劲了。
第二天醒来，眼睛有些干涩，像是进了细沙般微微刺痛。我下意识地用手揉搓，粗糙的手指在脆弱的眼球上摩擦，带来短暂的舒缓。当时只觉得是睡眠不足所致，并未放在心上。农村孩子哪个不是这样？眼睛里进了沙子，揉一揉；被麦芒扎了，揉一揉；被炊烟熏了，还是揉一揉。谁会把眼睛的一点不适当回事呢？
然而几天后，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在教室里望着窗外的天空时，我注意到眼前似乎飘着一小朵模糊的云彩，无论视线转向哪里，它都如影随形。起初我以为只是玻璃上的污渍，可眨了眨眼，那朵“云”依然在那里。看黑板时，那些粉笔字也不像从前那样棱角分明，边缘有些模糊，像是被水浸过的墨迹。但这点模糊还不至于影响上课，我依然能看清老师的板书，便再次将这份担忧抛之脑后。
父亲常说“眼不见心不烦”，我却陷入了“眼见了才开始心烦”的境地。两个多月过去，我的视力问题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愈发明显。那个周六下午，我坐在父亲那辆破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后座上，沿着乡间土路颠簸回家。路两旁的白杨树已经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勾勒出复杂的图案，而我却发现自己已经看不清树枝间的细微交错。
“爸，我的眼睛好像有点问题。”我犹豫着开口，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
父亲没有立刻回头，依旧专注地骑着车避开路上的坑洼。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问道：“怎么了？”
“看东西有点模糊，好像眼前总有东西挡着。”
父亲沉默了片刻，问道：“你是不是经常用手搓眼？”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父亲会问这个。“是，有时候眼睛不舒服就搓一下。”
“手整天脏兮兮的，搓眼能不感染吗？”父亲的声音里没有责备，只有淡淡的无奈，“以后注意手的卫生，少搓眼。”
我答应了，心里却有些失望。我期待的是父亲能提出带我去看医生，或者至少表现出更多的关切。但转念一想，这确实符合父亲一贯的作风——凡事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能自己解决的就不要麻烦别人。
从那天起，我洗手变得格外认真。不仅用清水洗，还把指甲缝里的泥垢都抠得干干净净。眼睛不舒服时，我强忍着不去揉搓，而是轻轻闭上眼睛，让泪水滋润干涩的眼球。班里同学笑我变得“娘娘腔”，洗个手都那么讲究，我却固执地坚持着，天真地以为这样就能让眼睛恢复如初。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视力问题却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课堂上，我越来越吃力。数学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公式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尤其是那些细小的下标和符号，在我眼中糊成一团。语文老师布置的课堂作业，我常常看不全，只能歪着头问同桌：“黑板上写的什么？”
“你不是睁着眼吗？自己看啊。”同桌不耐烦地回应。
我羞愧地低下头，不敢再问。本来成绩就偏下，视力问题让我的学习雪上加霜。课堂上越来越跟不上进度，作业也常常漏掉几项。老师找我谈话，说我学习态度不端正，我欲言又辩，却不知从何说起。难道要告诉他们我不是不想学，而是看不见吗？在当时的农村学校，近视眼几乎是个陌生词汇，我甚至自己都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又一个周六回家，我鼓起勇气再次向父亲提起眼睛的问题。“现在上课都受影响了，黑板上的小字看不清楚。”我低声说，生怕父亲认为我在找借口逃避学习。
父亲放下手中的农具，仔细端详着我的脸，特别是我的眼睛。那一刻，我看到了他眼中闪过的忧虑。“明天我带你去县医院看看。”他终于说道。
那一刻，我的心情复杂难言。既有问题可能得到解决的期待，又有对去医院的本能恐惧，还有对花费的隐隐担忧。我知道，对靠种地为生的我家来说，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
周日下午，父亲推出那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载着我驶向三十里外的县城。我坐在后座上，双手紧紧抓住车座下的弹簧，感受着每一次颠簸带来的震动。父亲宽阔的后背为我挡住了大部分风沙，我却依然能听到他粗重的喘息声。
县医院是一栋三层小楼，墙皮有些剥落，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块。眼科在二楼走廊的尽头，房间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医生简短地问了几句，便指向墙上的视力表。
“捂住左眼，看这个方向。”医生拿着小木棍指向视力表上的符号。
我努力眯起眼睛，但第三行以下的符号已经模糊成一片灰色斑点。“往下看不清楚了。”我小声说。
医生没有回应，只是记录着什么，然后又让我换另一只眼测试，结果大同小异。接着，他让我坐到一台仪器前，下巴搁在支架上，看向里面的图片。那是一个热气球在蓝天中飘浮，奇怪的是，当我专注看时，热气球会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最后，医生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打印在纸上的视力表，压在玻璃板下，让我再次辨认。令人惊讶的是，这次我连最小的一行都看得清清楚楚。
“很明显，是近视眼。”医生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不是感染，是眼睛本身的问题。”
父亲叹了口气，眉头紧锁：“有什么治疗办法吗？”
“只能配眼镜。”医生回答得很干脆，“县医院配不了，得去地区医院。而且他们也不是天天都能配，只在每周三才行。”
回家的路上，父亲一言不发。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心里五味杂陈。近视眼——这个词对我来说既陌生又令人沮丧。班级里五十多个同学，还没有人戴眼镜。我想象着自己戴上眼镜后的模样，担心会被同学们嘲笑为“四眼狗”。
“等暑假吧。”快到家时，父亲终于开口，“暑假有时间，我带你去地区医院。”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在模糊的世界里挣扎。课堂上看不清黑板，就靠耳朵听；记不全笔记，就课后借同学的抄。这种半聋半瞎的学习状态让我的成绩更差了，老师的不解和父母的期望像两座大山压在我心头。我盼望着暑假的到来，又害怕那一天的到来。
暑假终于到了，七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二晚上，父亲说：“明天我们去地区医院，今晚早点睡，半夜出发。”
地区医院离我家有一百二十里路，父亲决定骑自行车带我去。我知道，他是舍不得花那十几块钱的车票。半夜，万籁俱寂，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我睡眼惺忪地爬上车后座，父亲则用力蹬起踏板，自行车在朦胧的月光下驶出村庄。
路上几乎不见行人，只有偶尔驶过的货车带来刺眼的灯光和飞扬的尘土。父亲的后背很快被汗水浸湿，呼吸也变得粗重起来，但他没有停下休息。我坐在后座上，时而打盹，时而醒来，看着天空从墨黑变为深蓝，再变为鱼肚白。
到达地区医院时已是日上三竿，父亲的衣衫已经完全湿透，紧贴在背上。医院里各种气味混杂在一起，让人头晕目眩。我们挤过人群，找到配镜中心，交上县医院开的验光单。
“一个月后的周三来取。”工作人员头也不抬地说。
父亲小心翼翼地问：“不能早点吗？”
“都排着队呢，下一个！”
回程的路上，烈日当空，柏油路面被晒得软绵绵的，反射着刺眼的光。我坐在后座上，又渴又累，喉咙里像着了火。父亲的情况更糟，他不仅要承受我的重量，还要对抗迎面而来的热风。他的背影在热浪中微微晃动，每一次蹬踏都显得异常艰难。
路过一个小镇时，我们看到路边有个西瓜摊。摊主是个皮肤黝黑的中年人，正有气无力地摇着蒲扇。摊子上放着半个切开的西瓜，鲜红的瓜瓤在阳光下格外诱人。显然，之前有人买走了另一半。
“这块西瓜一块钱。”见我们停下，摊主立刻来了精神。
父亲盯着那半块西瓜，喉结上下滚动。一块钱在当时可以买三斤面粉，够我们全家吃两顿面条。我站在父亲身边，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挣扎。汗水顺着他的鬓角流下，滴在干燥的土地上，瞬间消失不见。
两分钟在沉默中流逝，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漫长得像一个世纪。最终，父亲摇了摇头，推着自行车继续上路。“快到家了，回家喝水。”他的声音沙哑。
我最后看了一眼那半块西瓜，默默跟上父亲的脚步。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父亲不买西瓜不是因为不渴，而是因为他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副即将到来的眼镜，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一个月后，又是一个星期三，父亲再次凌晨起床，骑自行车带我去地区医院取眼镜。当工作人员把那个硬纸盒递给我时，我的手有些颤抖。打开盒子，一副黑框眼镜躺在丝绒衬布上，镜片在灯光下反射出淡淡的光晕。
“试试看。”父亲说。
我小心翼翼地戴上眼镜，一瞬间，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医院墙上的海报文字、远处行人的表情、窗外树叶的纹理——所有曾经模糊的细节都鲜明起来。我甚至能看清父亲眼角深深的皱纹和鬓角花白的头发。
“怎么样？”父亲问，眼神里带着期待。
“很清楚，特别清楚。”我努力让声音保持平静，但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
回程的路上，我戴着新眼镜，贪婪地看着这个重新变得清晰的世界。天空的云彩有了具体的形状，路边的野花能看清花瓣的纹理，连远处田里劳作的农民的表情都依稀可辨。这种重获清晰的喜悦冲刷了连日来的疲惫。
然而，随着家越来越近，我的心情开始变得复杂。我即将成为村里第一个戴眼镜的孩子，这意味着我将与众不同，可能会面对好奇的目光甚至嘲笑。但同时，我也深知这副眼镜背后是父亲凌晨起床的辛苦，是来回二百四十里路的汗水，是连一块钱西瓜都舍不得买的节俭。
那天晚上，我小心翼翼地把眼镜放进硬纸盒里，放在枕头旁边。月光透过窗户洒在眼镜盒上，我久久无法入睡。杜风瑞的故事早已看完，但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这副普通的黑框眼镜，不仅将帮助我看清黑板上的字，更让我看清了父爱的重量和生活的真相。
成长，有时候就是在这样一个个看似平凡的瞬间完成的。而那一块钱的西瓜，则成为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滋味——不是品尝过的甘甜，而是放弃后的回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