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学前阶段 11
看电影了！今晚上村里演电影！
这个消息像一阵春风，瞬间就传遍了整个村庄的每一个角落。当我从玩伴那里听到这个天大的喜讯时，心脏“咚咚咚”地狂跳起来，一股难以抑制的兴奋感从脚底直冲头顶，整个人都快飘起来了。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个物质和精神生活都相对匮乏的年代，对于像我这样的乡下孩子来说，村里放电影，那可是仅次于过年的大喜事，是能点亮一整个月黯淡时光的盛大节日。
不行，光听人说不行，万一是瞎传的呢？空欢喜一场的滋味可太难受了。我得亲自去村委会看看，眼见为实！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的脚就像不听使唤似的，立刻行动起来。我一溜烟似的朝着村委会的方向飞奔而去，耳边是呼呼的风声，心里是满满的期盼。
跑到村委会大院门口，我扶着门框，气喘吁吁地往里瞧。果然！院子里已经支起了摊子。最吸引我眼球的，是那位穿着蓝色中山装的放映员叔叔。他正蹲在地上，神情专注地摆弄着他那些神奇的宝贝。只见他面前放着两个圆圆的金属盘子，一个盘子上满满当当地卷着褐色的电影胶片，另一个则是空的。放映员叔叔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摇着胶片头，另一只手摇着一个带着摇柄的机器，那机器发出“咔哒咔哒”轻快的声响。胶片就这样被均匀地、一圈一圈地从满盘倒到空盘上。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倒片子”，是为了把胶片理顺，便于从头开始放映，防止放映时出现断片或卡顿。
看到这一幕，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比吃了蜜还甜！看来今晚看电影是真的了，千真万确！
下一步根本不用想，全村的小孩都知道该干什么——赶紧回家拿板凳占埝（占地方）！去晚了，好位置可就全让别人抢光了。我又像一阵风似的，扭头就往家跑。冲进家门时，父母正好都在家。我上气不接下气，急急忙忙地喊了一声：“爷，娘！今候上（今晚上）村里放电影！我去占埝了！”
母亲看着我红扑扑、汗津津的小脸，笑着问：“看你急的，跟个火燎屁股的猴儿似的。拿几个凳子啊？”
我立刻在心里盘算起来：父亲、母亲、我，还有年纪很小的妹妹。妹妹太小了，自己坐不稳，看电影的时候肯定得让爷娘轮流抱着。那……就算三个人坐吧。我赶紧说：“拿三个！咱家四个人（我把妹妹也算作需要位置的），妹妹抱着，坐三个凳子就行！”
可问题来了。我那时候年龄太小，身子也单薄，一只手最多只能稳稳当当地拿一个那种沉重的木头方凳。三个凳子，我一次根本拿不走。这可怎么办？急得我直挠头。突然，我灵光一闪，有了办法！我对着屋里喊：“我先拿两个去占上！爷，娘，你们晚上去的时候，记得再捎上一个凳子就行！”
方案已定，刻不容缓！我一手抄起一个沉甸甸的木头板凳，也顾不上歇口气，转身就朝着放电影的地方——通常是在村子的中央——跑去。
尽管那时刚吃过午饭时间不长，正是一天里日头最毒、烈日当空的时候，阳光白花花的，晒得人皮肤发烫。但当我扛着板凳跑到场地时，眼前的情景还是让我吃了一惊：好家伙！已经有四五个比我动作还快的小孩占了埝了！他们用砖头、板凳，甚至几块石头摆成的阵势，宣告着自己的领地。其中一个比我高半头的大孩子，竟然一个人用破旧的草帽、砖头和木棍，圈出了一大片地方，足足占了五个位置！看来是给他一大家子人准备的。
我心里暗道一声“好险”，不敢再有丝毫耽搁，眼睛像探照灯一样迅速扫视，赶紧在还算靠中间、视线不受太大影响的地方，瞅准了一块“风水宝地”。我迅速把手里两个板凳放下，一个放在左边，一个放在右边，中间空出大约一个凳子的距离。这样，三个位置就连成了一片。光这样还不行，万一有人以为中间是空着的，把凳子挪开了怎么办？我又飞快地跑到路边，眼睛像扫描仪一样搜寻，终于找到了一块沉甸甸、有棱有角的半头砖，我把它放在了两个凳子中间的空地上。
好了！大功告成！两个板凳加一块砖头，这三个位置就算被我牢牢占住了。在那个淳朴的年代，村里有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凡是被人用东西占好的位置，后来的人一般都不会去动。这是一种默契，也是一种尊重。当然，偶尔也会有为争抢好位置而发生口角甚至推搡的事情，但那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时候，整个场地虽然被各式各样的“占位标志”划分得七零八落，却秩序井然。
位置占好了，心算是放下了一半。但接下来，便是漫长而焦灼的等待。那个下午，仿佛被无限拉长了。太阳像个恋恋不舍的老人，慢吞吞地在天上挪动。我干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致，站也不是，坐也坐不住。一会儿跑回家喝口水，一会儿又忍不住跑场地看看我的板凳和砖头是不是安然无恙。心里像有二十五只小老鼠——百爪挠心，做什么事都干不下去，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太阳公公，您老人家快点儿落山吧！时间啊，你快点儿走吧！
我一会儿抬头看看天，估算着时辰；一会儿蹲在地上，用树枝胡乱画着谁也看不懂的图案；一会儿又跟同样早早就来占好位置、同样心不在焉的小伙伴们凑在一起，兴奋地猜测今晚会放什么电影。是打仗的呢？还是抓特务的呢？我们互相交换着从大人那里听来的、真假难辨的小道消息，每一种猜测都让我们的期待感又增加一分。那个下午，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格外漫长，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集体性的、甜蜜的焦灼。
终于，在我无数次的翘首以盼中，太阳开始收敛它刺眼的光芒，变成了一个红彤彤的大火球，缓缓地沉下了西边的山头。天边泛起了绚丽的晚霞，像是老天爷也为今晚的盛会铺开了锦缎。
随着天色渐暗，场地上开始热闹起来。放映员叔叔和帮忙的村干部们开始正式工作了。最激动人心的环节来了——挂银幕！只见两个人抬着一卷白色的、四四方方的布幕，走到事先立好的两根粗壮木杆中间。他们小心翼翼地展开银幕，那白色的幕布在暮色中显得格外醒目。然后，他们用粗麻绳，仔细地将银幕的四个角牢牢地固定在木杆上，拉得平平整整，不能有一丝褶皱，不然电影里的人脸可就要变形了。接着，又有人把一个黑乎乎的、圆饼状的喇叭，用铁丝固定在了右边那根木杆的顶端。
就在挂银幕的过程中，村民们开始从四面八方像潮水般涌来。扛着长条板凳的，拿着小马扎的，扶着老人的，牵着小孩的……男女老少，只要能动弹的，只要没有十万火急的特殊事情，几乎全村人都出动了。不一会儿功夫，就已是黑压压的一片人头攒动。打招呼声、说笑声、小孩子的哭闹声、寻找自家位置的呼喊声……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曲热闹非凡的乡村黄昏交响乐。空气中弥漫着旱烟味，还有泥土和青草的气息。这种喧闹、混杂而又充满生活气息的场面，本身就是一场大戏。
我紧紧地守护着我们的“领地”，眼睛不停地向入口处张望，焦急地寻找着父母的身影。当看到爷抱着妹妹、娘手里拿着另一个板凳终于出现时，我高兴地跳起来挥手：“爷！娘！在这儿呢！”
一家人终于在自己的“专属座位”上坐定。这时，放映员叔叔打开了那台神秘的放映机，一束强烈的光柱“唰”地射向了银幕，在白色的幕布上形成一个明亮的方框。人群发出一阵小小的骚动和惊叹。
电影并不是马上就开始的。一开始，通常会先放一个短片，我们管它叫“加演片”。有时是介绍农业生产知识的科技片，比如怎么给小麦施肥，怎么防治棉花害虫；有时是报道国家大事的新闻纪录片，比如哪个重要工程竣工了，或者欢迎外国友人的场面。虽然我们对这些内容往往一知半解，但也都看得津津有味，因为这预示着正片马上就要开始了！
加演片放完，放映员叔叔开始更换电影胶片的大盘。整个场地瞬间又充满了嗡嗡的议论声和期待的低语。有人趁机站起来伸伸懒腰，活动活动坐麻了的腿脚；有调皮的小伙子吹起响亮的口哨，引来一阵善意的哄笑。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牢牢地锁定在那块白色的幕布上。
当放映机再次发出“哒哒”的运转声，光束重新亮起，音乐声（如果有的话）或解说声从高高的喇叭里传出来时，刚才还闹哄哄的场面，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刹那间就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屏息凝神，目光齐刷刷地投向银幕。
我因为年纪小，还不认识几个字，所以最着急的就是不知道电影的名字。我赶紧竖起耳朵，仔细倾听周围识字的大人们的议论，或者期盼影片开头能有人念出名字。
终于，我听到旁边一位大叔用肯定的语气说：“哦，是《野火春风斗古城》！”
《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个名字，像一颗种子，深深地埋进了我幼小的心灵里。直到今天，我仍然清晰地记得，这是我人生中有明确记忆的第一个电影名字！它对我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电影正式开始了！我瞪大了眼睛，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画面、任何一个细节。黑白的光影世界里，故事跌宕起伏，人物命运牵动着我的心弦。虽然对复杂的斗争情节还不能完全理解，但剧中人物的鲜明形象和激烈冲突，足以让我全身心投入。看到好人被敌人抓住，我的心就揪得紧紧的，小手攥成了拳头；看到我们的同志机智地脱险，或者狠狠地打击了敌人，我又会情不自禁地心里一阵高兴。
放映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换胶片盘（一本片子放完了）。这时，银幕会突然变白，放映机的声音也会停止。换片子的间隙，是全场最放松的时候。刚才沉浸在剧情中几乎僵硬的身体，此刻得到了舒缓的机会。人们再次活动起来，咳嗽声、小声交谈声、起身走动的声音此起彼伏。孩子们则会趁机跑到最前面，好奇地用手在光柱前做各种手势，看着自己的手影投射在银幕上，引来一片笑声。然而，一旦换好片子，放映机重新响起，所有的喧闹又会立刻平息，大家迅速回归座位，继续被电影情节牢牢吸引。
尽管我那时不识字，看不懂字幕，但电影里主要角色的名字，只要从人物对话中进入我的耳朵，我就再也忘不掉了。直到现在，那些名字还像刻在脑海里一样清清楚楚：坚强勇敢的金环、温柔善良的银环、阴险狡诈的高大成……
而且，通过看电影，我们这些孩子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一套“观影法则”，一套识别“好人”和“坏人”的简单而有效的“秘诀”：凡是梳着油光锃亮的分头、穿着体面西装或长衫、眼神飘忽不定、说话阴阳怪气的，那肯定是坏人、特务、叛徒，即使他暂时混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我们也坚信他早晚会露出狐狸尾巴，最终没有好下场；相反，那些相貌堂堂、浓眉大眼、眼神坚定、穿着朴素（哪怕是旧军装、粗布衫）的，肯定是好人、英雄、地下党，即使他一时被困在敌人的阵营里受尽委屈，我们也知道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这种简单直白的道德判断和形象区分，成为了我们最初认识世界、分辨善恶的重要尺度，深深地影响了我们那一代人的价值观。
电影终于放完了。当银幕上出现“再见”或者“完”的字样时，人群中会发出一片意犹未尽的、满足而又略带失落的叹息声。大家纷纷起身，拍打一下身上的尘土，扛起自己的板凳，呼唤着自家的孩子和老人。人们一边议论着刚才的剧情，一边三五成群地，说说笑笑地，沿着乡村的小路，朝着各自家的方向散去。手电筒的光柱在漆黑的夜空中交错晃动，如同散落的星光。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场地，很快又恢复了夜晚的宁静，只剩下那两块孤零零的木杆和空荡荡的银幕，在月光下诉说着刚刚结束的狂欢。
然而，电影带来的兴奋和讨论远未结束。第二天，乃至接下来的好长时间，这部电影都会成为全村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孩子们谈论的中心话题。碰到一起玩耍的小伙伴，我们最热衷的事情就是复述电影里的情节，模仿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对话和动作。
“嗨！我是杨晓冬！你这个叛徒，哪里跑！”
“我才是金环！同志们，跟我冲啊！”
“高大成太坏了！最后被一枪打死，真解气！”
我们会为哪个角色更勇敢而争论，会模仿反派人物滑稽的走路姿势和说话腔调，会一遍遍重温那些惊险刺激的战斗场面。电影里的人物形象、经典台词、甚至背景音乐（如果记得住调子的话），都会在反复的谈论和模仿中被我们记得清清楚楚，融入我们的游戏和生活。电影，就像一扇奇妙的窗户，为我们这些生活在闭塞乡村的孩子，打开了一个远超出我们日常经验的、广阔而精彩的世界。它对儿童的心灵塑造和想象力激发，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在津津有味地回味和激烈地讨论中，我们又开始热切地盼望着下一次电影的到来。那种期盼，是支撑我们度过平淡岁月的美好念想。不过，因为年龄太小，父母是绝对不允许我们晚上跑到邻村去看电影的。所以，每次都是眼巴巴地等着电影放映队什么时候能再次光临我们村，那将是我们下一个狂欢节的开始。而《野火春风斗古城》的那个夜晚，连同占埝的焦急、等待的漫长、观影的激动以及后续无穷的回味，共同构成了我童年记忆中最鲜活、最珍贵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