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高中阶段 16
公布分数的日子到了。记忆里，那一天的太阳是格外的亮，也格外的烫。它明晃晃地照着从村子通往县二中的那条土路，路两旁的杨树叶子被晒得打了卷，蔫蔫地耷拉着，连知了的叫声都显得有气无力。我蹬着家里那辆新买的“大金鹿”自行车，车轮碾过浮土，扬起一阵阵呛人的烟尘。我的心，也像这路上的尘土一样，七上八下，翻腾得厉害。今天是公布高考分数的日子。
按照学校提前通知的日期，我们得到校去看分数。我所在的村子离县城二中有二十多里地，算是比较远的了。等我满头大汗地赶到学校，已是日上三竿。平日里喧闹的校园，此刻却异样地安静，静得让人心慌。高大的白杨树在地上投下斑驳的、沉静的影子，教务处的门洞开着，像一张沉默的嘴。我支好自行车，用袖子抹了一把顺着脸颊往下淌的汗水和尘土混合成的泥道子，定了定神，才抬脚往里走。
教务处的门虚掩着。我推开门，里面空荡荡的，只有班教务老师一个人坐在靠窗的办公桌后面，桌上摊着一本厚厚的花名册。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也照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数字上，空气里飞舞着无数细小的尘埃。
“老师，”我低声叫了一句，喉咙有些发干。
老师抬起头，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看见是我，脸上露出一丝温和而又复杂的笑意。“来了？就等你了。”他用手点了点花名册，“大部分同学一大早就来了，拿了分数条都走了。”
他翻到最后一页，手指顺着往下找，然后停住了。他撕下一张窄窄的、长长的纸条，递给我。那纸条是油印的，带着一股淡淡的墨臭气，纸张粗糙，微微有些泛黄。我伸出双手，像接过什么圣物一样，小心翼翼地接了过来。手指触到纸张的瞬间，竟有些微微发抖。
我的目光急切地、又带着几分恐惧地落在纸条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我的姓名，三个熟悉的字。接着，是政治、语文、数学、地理、历史……一科一科的分数，像一排沉默的士兵，列队站在那里，接受我目光的检阅。我的呼吸不由得屏住了，心跳得“咚咚”响，飞快地跳过那些具体的数字，直接扫向最后一行——总分：***分。
我的脑子“嗡”地一下，来不及细想，立刻追问：“老师，今年的本科线是多少？”
李老师显然已经回答了无数遍，脱口而出：“***分。”比省里划定的本科分数线，高了4分。
一股热流，猛地从心底窜起，瞬间涌遍了全身。那一刻，悬了整整一个夏天、甚至可以说是悬了整整三年的石头，似乎“咚”地一声落了地。浑身紧绷的肌肉一下子松弛下来，甚至感到一阵虚脱般的无力。过了本科线了！这意味着，我，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家孩子，终于有希望跳出“农门”，去吃那让人羡慕的“国库粮”了。这4分，像一道薄薄的门槛，我总算是一只脚迈了过去。这个分数，基本符合我平时的成绩，算是正常发挥，没有出现可怕的失误。我应该知足，应该庆幸。
然而，那刚刚升腾起的喜悦和激动，只持续了短短几秒，就像被戳破的肥皂泡，迅速地瘪了下去。现实的、冰冷的计算，立刻取代了瞬间的狂喜。我太清楚了，这高出4分的成绩，处境是何等的微妙和危险。
本科线是按1：1.2的比例划定的。也就是说，即使我的分数在线以上，也意味着有整整20%的上线考生，最终是上不了本科院校的。我，很有可能就是那20%里的一个。为什么？因为我的第一志愿报得太高、太好了。那是直辖市一所著名的院校，是我心仪已久、却也有些高攀的学府。填报志愿时，带着几分年轻人的孤勇和幻想，我把赌注押在了这里。当时想的是，冲一冲，万一实现了呢？
可现在，这“万一”显得如此渺茫。我深知我们省高考录取的残酷规则：第一志愿至关重要，几乎决定了生死。只要第一志愿录取不了，后面的志愿形同虚设，因为那些稍好一点的学校，在第一志愿时就早已录满。那么，我的命运，就极有可能是“滑档”，一直滑到专科批次去录取。
第一志愿，实在是太关键了。报好了，就能以较低的分数“捡漏”；报砸了，高分也照样落榜。班里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学习委员王伟，分数比我还低1分，只有***分。但他第一志愿报的是省经济学院，一所比较稳妥的院校。结果，他稳稳地被录取了。我在为这高出4分的成绩能否上本科而焦虑。选择，有时候真的比分数更重要。我的冒险，很可能要付出代价。
想到这里，刚刚感到的一丝暖意，瞬间被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寒意所取代。希望是有的，但失望的可能性似乎更大。那种感觉，就像是费尽千辛万苦，终于爬上了一座高墙，骑在墙头上，却发现墙这边不一定是花园，也可能是另一片荆棘。一只脚算是迈进了大学的门槛，但另一只脚，到底会落在本科的台阶上，还是专科的泥地里，完全是个未知数。
站在空荡荡的教务处，手里捏着那张决定命运的小纸条，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迷茫和孤独。窗外的白杨树叶子一动不动，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未来的景象在我脑海中模糊地闪现：是坐在窗明几净的本科大学教室里，还是在某个专科学校学习？这两种前途，在当时的社会眼光里，有着云泥之别。本科，是真正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而专科，则要矮上一头，虽然也跳出了农门，但总感觉不那么圆满，带着些许遗憾。
人到中年之后，回过头来看，才真正明白，专科、本科其实是次要的，不过是一段路程的起点不同而已。人生的道路很长，最关键的是往后能不能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干好，能不能在自己的岗位上踏实、勤恳地做事做人。和我同村的一个发小，第一年高考名落孙山，他没有放弃，又复读了一年，第二年考上了一个中专——省银行学校。在当时，中专虽然也能转户口、包分配，但比起大学，尤其是本科大学，社会评价又要更低一些。我们都曾暗暗为他感到惋惜，觉得他亏了。可结果呢？他毕业后，因为专业对口，直接被分配到了县银行工作。那在八十年代，是让人眼红的“金饭碗”。尽管我后来参加工作时，所在的行业属于高收入行业，但多年以后比较起来，他的工作稳定性、福利待遇，都比我强，工资收入也比我要高。可见，人生的际遇，实在难以在某个节点上一眼望穿。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老祖宗的话，真是充满了智慧。
但在当时，在那个一切都悬而未决的、燥热的夏日午后，我根本无法拥有这份豁达和洞见。我满脑子想的，就是“本科”与“专科”的那条鸿沟。那不仅仅是学历的差别，更是面子，是前途，是能否在亲戚乡邻面前挺直腰杆的资本。
不过，无论如何，有一条是确定的：我一定有学上了。总分***分，即使上不了本科，上一个好一点的专科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能考上大学（那时专科也统称为大学），就意味着脱离了农村户口，成了国家干部身份，端上了“铁饭碗”。这对于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来说，是天大的喜事，是足以光宗耀祖的。想到这一点，焦虑的心情总算得到了一些安慰。我把那张长长的、承载着我全部希望和忧虑的分数条，对折，再对折，小心翼翼地放进衬衣的上口袋里，还用手在外面按了按，确保它安然无恙。
正当我推着自行车，准备离开校园，心里盘算着是立刻回家报信，还是先在校园逗留一下的时候，忽然，教务处门口的黑板报上一则通知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用粉笔写的通知，字迹有些潦草，但内容却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
通知大意是：报考外语类院校或专业的考生，属于提前录取批次。省招生办根据分数，单独划了一个外语类的面试资格线。凡总分在此线以上的同学，必须参加外语口试。口试时间定在后天，地点在地区所在的师专。学校要求，有资格参加口试的同学，明天上午八点，在校门口集合，统一乘车前往地区。
我的心猛地一跳。我报考的志愿里，有外语类专业！我赶紧凑上前，在名单上急切地寻找着。果然，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又多了一次机会！如果我能通过口试，并且在提前批次被外语类专业录取，那么我就不用再担心本科还是专科的问题了，因为很多不错的外语学院也是本科。这简直是绝处逢生，是黑暗中的一道光！
希望之火，再次被点燃，而且比之前更加炽热。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从学校城到地区，还有一百多里路，明天一早就要集合，如果我今天再骑车回家，明天一早肯定赶不回来，时间上来不及了。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我立刻做出了决定：不回家了！今晚就住在学校，凑合一晚上，明天准时集合出发。
打定主意后，我推着自行车，在已然空寂的校园里转悠。放暑假了，大部分学生都已经离校，宿舍也基本空了。我找到了一间相熟的同学曾经住过的宿舍，门没锁。我推门进去，里面空空荡荡，床板上光秃秃的，落满了灰尘。但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有个地方栖身就行。我把自行车在宿舍楼门口锁好，然后又步行到校门口的小卖部，用身上仅有的几毛钱，买了一个面包，这就是我的晚餐了。
那个夜晚，漫长而又短暂。我躺在硬邦邦的、散发着霉味的床板上，枕着鞋子（我用鞋子当枕头），睁着眼睛，望着房顶上模糊的纹路。夏夜的热风从没有玻璃的窗户吹进来，带着草木的气息。远处，似乎有青蛙的鸣叫。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闪现着白天的情景：看到分数时的刹那喜悦，计算排名时的深深忧虑，看到口试通知时的意外希望……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我的心绪纷乱如麻。对后天的口试，既期待又害怕。期待它给我带来命运的转机，害怕自己表现不好，错失良机。我就这样胡思乱想着，不知道到了半夜几点，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因为心里装着天大的事，第二天，我醒得出奇地早。东方的天际才刚刚泛起鱼肚白，校园还笼罩在一片青灰色的晨曦之中。我用学校自来水龙头那冰凉的井水胡乱抹了把脸，顿时清醒了不少。看着水珠从脸上滚落，我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到校门口去等待集合。
当我走出简陋的宿舍楼，踏上通往校门的那条林荫道时，我下意识地朝校园里望了望。就在这一瞥之间，我猛地愣住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薄薄的晨雾中，在空荡荡的操场边上，站着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身影。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正伸着脖子，焦急地四处张望。
那是我的父亲！
我心头一热，鼻子一酸，赶紧快步跑了过去，一边跑一边喊：“爷！你怎么来了？”
父亲听到喊声，猛地转过身来。他看到我，脸上紧绷的肌肉瞬间松弛下来，露出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他的额头上挂着细密的汗珠，鞋子和裤脚上沾满了尘土，显然是赶了很远的路。
“我估摸着你就在学校！”父亲的声音带着急促喘息后的沙哑，“可算是找到你了！”
他告诉我昨天上午发生的事情。原来，我的一个邻村同学，也是我初中时的同班同学，名叫王国华（他高中读的是理科），昨天上午特意骑自行车跑到我家，给我报信。王国华告诉我父亲，说我考上大学了，明天要到学校集合，一起去地区参加外语口试。
后来我才知道，是学校方面做了周到的安排。因为那时没有电话，通讯极其不便，学校为了确保每一个有资格参加口试（这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大学门槛）的同学都能准时参加，不至于因信息不通而遗憾错过，专门安排了附近村子的同学，分头“接力”通知到位。王国华就是负责通知我们那片几个村子的同学。
父亲接着说：“你娘后来告诉我，昨天王国华到家里报信的时候，她刚干了一上午的农活回来，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可一听到你考上大学的消息，还要去参加口试，她立马就觉得不累了，浑身也都有劲了，精神得不得了！”
我能想象出母亲当时的样子，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一定会绽放出前所未有的光彩。对于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还有什么比孩子有出息更能让他们感到欣慰和自豪的呢？
父亲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殷切的期望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我接到信儿，就知道你肯定是来学校拿分数了。我也知道你肯定收到了口试的通知。但是，”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格外郑重，“我心里还是不踏实，不放心的。这个事，对你、对咱们家，实在是太大了，可不能出一点岔子。我怕你万一有啥疏忽，耽误了。咱家的自行车让你骑来了，我就又借了自行车，今天天不亮就动身，往学校赶，得亲眼看到你，亲口告诉你，心里才踏实。”
我听着父亲朴实无华的话语，看着他被汗水浸湿的衣领和裤脚上厚厚的尘土，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从我家到学校，二十多里坑洼不平的土路，父亲就是这样瞪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一路颠簸着赶来的。只为亲眼看到我，只为叮嘱我一句，只为“免得耽误了事”。
那一刻，我手中那张轻飘飘的分数条，仿佛忽然有了千钧的重量。那上面写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分数，我的名字，更承载着父母全部的希望和沉甸甸的爱。我的那点关于本科与专科的小小得失计较，在父亲这深沉如山的关怀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爷，你放心，我都知道了，都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集合。”我使劲点了点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而可靠。
父亲也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欣慰的、踏实的笑容。他从车把上挂着一个旧布袋里，掏出两个还带着温热的煮鸡蛋，硬塞到我手里：“还没吃饭吧？赶紧吃了。到了地区，好好考。”
太阳终于完全跳出了地平线，万道金光洒满了寂静的校园，也照亮了父亲那张饱经风霜却充满希望的脸。我和父亲并肩站在晨光里，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我知道，一段新的旅程，马上就要开始了。而无论这段旅程的终点是哪里，我的身后，永远有父亲那深沉的目光，和那辆破旧自行车碾过的、满是尘土的、爱的轨迹。那条路，从家通到学校，也从未如此清晰地，通向了我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