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第一个工作单位 22
七月，又是一年最炎热的时候。校园里的合欢花开得正盛，粉红色的绒花在热风中轻轻摇曳，像一片温柔的云霞。中考结束后的校园格外安静，毕业班的学生已经离校，只剩下老师们在批改最后一摞试卷，统计最后几个数据。
我坐在办公桌前，看着窗外被太阳晒得发白的操场，心里却异常平静。这已经是第三个夏天了，那种第一年、第二年时的焦虑和期待，已经被时间磨平了许多棱角。像等待一个已知结果的宣判，虽然还没听到判决，但大致能猜出结果了。
果然，消息传来了——今年又分来了毕业生，而且是两个。办公室里顿时热闹起来，老师们议论纷纷。教数学的老李拍拍我的肩膀：“小丁，这下你总该没问题了吧？一下来两个，怎么也轮到你走了。”
我勉强笑了笑，没有接话。这两年的经历教会我一件事：没有什么“应该”或“不应该”，自己认为有把握的事，不一定能成；越是觉得希望很大，往往失望也越大。
我还是决定去找校长。无论结果如何，总要有个明确的说法。走在去校长办公室的道上，阳光透过梧桐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斑，知了的叫声震耳欲聋。这条路，这三年来我已经走过无数次，每一次都怀揣着希望，每一次都带着失望返回。
校长办公室的门虚掩着。我敲了三下，里面传来熟悉的声音：“请进。”
校长正在整理文件，看见是我，似乎并不意外。他没等我开口，就先说话了：“小丁，坐。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手心有些出汗。
“今年是分来两个毕业生，但是——”校长顿了顿，推了推眼镜，“是两个女老师。我们研究了一下，一个顶替临时的英语老师，一个放到新初一。这样新初一一个老师教两个班，教学效果会更好一些。女老师一人三个班，太累了，怕她们吃不消。”
这番话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发不出声音。临时聘用的、高中刚毕业的老师能教三个班，正规大学毕业的女老师反而教不了？这个理由，实在让人无法反驳，却又无法信服。
校长看我不说话，又补充道：“你再坚持一年。明年，我保证明年一定放你走。”
保证。这个词我已经听了三年。第一年说“明年再说”，第二年说“到暑假看情况”，现在又说“明年一定”。我还能相信吗？
我站起身，木然地说：“知道了，校长。”然后转身离开办公室。关门的时候，我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
回到宿舍，我坐在书桌前，摊开信纸。钢笔在手里握了很久，墨水在笔尖凝聚成珠，最终滴在纸上，晕开一个蓝色的圆点。
“叔：今年又回不去了。学校说分来的是两个女老师，一人教两个班正好，让我再等一年……”
写到这里，我停下笔。窗外传来学生打篮球的喧闹声，他们充满朝气的声音，反衬出我此刻心情的灰暗。这已经是第三年了，每次写信都是同样的内容，每次都要让叔叔去跟人家解释、道歉。那种难为情，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心上最软的地方。
但信还是要写。我深吸一口气，继续写道：“尽管很难为情，但还是要实话实说，不能耽误人家学校的事。明年我会再努力……”
写完最后一个字，我把信纸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去邮局的路上，经过学校的公告栏，上面贴着新学期的任课安排。我的名字依然在列：初二（1）班、（2）班、（3）班，英语教师。
收拾好简单的行李，我踏上了回家的路。暑假的班车上人不多，大多是放假回家的学生。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玉米已经长得很高了，墨绿色的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可我的“收获”在哪里呢？
半下午到家，大门上挂着锁。父母应该还在田里干活。我知道钥匙放在门框上面的缝隙里，伸手摸出来，打开门。
家里还是老样子。堂屋正中的方桌擦得干干净净，墙上贴着的年画已经有些褪色。我把行李放在自己的房间，喝了一瓢凉水，然后往自家的玉米地走去。
远远就看见了父母的身影。父亲正弯着腰除草，母亲跟在后面施肥。七月的午后，太阳依然毒辣，他们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
“爷，娘。”我喊了一声。
他们直起身，看见是我，脸上露出笑容。但很快，那笑容就黯淡下来——他们从我的表情里，已经读出了结果。
母亲放下手中的篮子，走过来替我拍掉身上的尘土：“又没成？”
我点点头。
父亲沉默了。
晚饭时，家里的气氛有些沉闷。母亲做了我爱吃的茄子炖豆角，还特意炒了鸡蛋，但我没什么胃口。
“要不……”母亲迟疑着开口，“让你爷卖些棒子（玉米），凑点钱，你拿去给领导送送，让人家放了你？”
“不用。”我放下筷子，“不是钱的事。”
如果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反倒简单了。问题是，这不是钱的事。这是编制，是政策，是学校的实际困难，是领导的各种考虑。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张无形的网，而我被困在网中央，怎么也挣脱不出来。
父亲一直没说话，只是闷头吃饭。饭后，他把我叫到院子里，坐在那棵老槐树下。
“三年了。”他缓缓地说，“人生有几个四三？你今年二十六了吧？村里像你这么大的，孩子都会跑了。”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调动的事没成，个人的事也耽误了。在农场，因为一心想着调回来，不敢谈恋爱；在老家，因为人在外地，也不好说亲。就这么不上不下地悬着，一年又一年。
“要不……”父亲试探着说，“咱不调了？就在那儿好好干，找个合适的成个家？”
我摇摇头，很坚决：“不行，我一定要调回去。”
父亲看着我，眼神复杂。有心疼，有无奈，也许还有一丝不理解。但他终究没再说什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屋去了。
暑假过得很快。帮父母干了半个月农活，看了几本书，听了那盘《粉红色的回忆》无数遍。当合欢花开始凋谢的时候，新的学期又开始了。
返校那天，我在校门口遇见了新分来的两位女老师。都很年轻，脸上还带着学生的稚气。她们客气地向我问好，叫我“丁老师”。我笑着回应，心里却五味杂陈——如果没有她们，也许现在收拾行李离开的人就是我。
新学期我教初二，跟着原来的学生往上升。教室从一楼搬到了二楼，学生个子长高了，脸上稚气也褪去了些。开学的第一堂课，我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五十多张熟悉的面孔，忽然有些恍惚。
三年了。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三年，就这样留在了这片土地上。这三年，本该是成家立业的年纪，本该是事业起步的阶段，可我却在这里，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消耗着最宝贵的青春。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拿出那盘磁带，让李玲玉的歌声在房间里流淌。“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歌声甜美，却抚不平心中的委屈。
是的，委屈。凭什么别人能顺利调走？凭什么我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等待？这些念头像野草一样疯长，然后又会被我强行压下去。不能想，越想越难受。
初二的第一学期在忙碌中过去。期末考试成绩不错，我教的三个班英语平均分在年级排第一。校长在总结会上点名表扬，同事们投来赞许的目光。可这些，已经激不起我心中的波澜了。
春节前，学校照例发年货：酒，一桶油，还有两条鱼，肉，腐竹，等等。往年这个时候，我都会买些年货去校长家坐坐，顺便再提提调动的事。但今年，我不打算去了。
提着年货站在宿舍门口，我犹豫了很久。去吧，明知道结果，还要去听那些重复了三年的说辞；不去吧，又怕显得不懂事。最终，我还是决定不去了。
把年货装进编织袋，我踏上了回家的路。车窗外，田野里覆盖着薄薄的雪，远处的村庄升起袅袅炊烟。又是一年要过去了，而我，依然在原地踏步。
回到家，母亲接过年货，看了看我身后：“没去校长家？”
“不去了。”我说，“不去自己找难看了。”
母亲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那天晚上，我们一家围坐在火炉边，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春节戏曲。火光映在每个人脸上，温暖而朦胧。
父亲忽然说：“明年，也许就好了。”
我点点头，往炉子里添了块煤。火星噼啪作响，腾起一阵细小的火焰。
明年。又是一个明年。但除了相信明年，我还能做什么呢？
窗外的夜空，有零星的烟花绽放。春节要到了，新的一年，又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