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学前阶段 12
突然听到“砰”的一声鞭炮响，清脆而突兀，像是冬夜里的一道闪电，瞬间划破了寂静的村庄上空。我一个激灵，从炕上跳下来，赤着脚就跑到院子里，朝着正在灶间忙碌的父母兴奋地大喊：“爷！娘！过年了！过年了！”声音里满是藏不住的雀跃，仿佛那一声鞭炮就是一个庄严的宣告，一个专属于我们孩子的节日序幕，就此拉开。
父母从弥漫着蒸汽的灶房里探出头来，脸上带着被烟火气熏染的、温和的皱纹。父亲用围裙擦着手，母亲则笑着摇头，眼角的鱼尾纹都舒展开来：“你这孩子，听风就是雨。还早着呢，眼下才进腊月门，离年下还有一个多月哩。”
其实我心里跟明镜似的。尽管父母嘴上说着“还早”，但那一声鞭炮，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早已在他们心中漾开了层层涟漪。我从他们交换的眼神里，从他们看似不经意的对话中，都能清晰地感觉到，一本无形的“年账”已经悄然翻开。他们心里那架精密算盘，已经开始噼啪作响了：今年年景如何，手头宽不宽裕？得买多少猪肉才够，是买猪头，还是猪蹄、猪大肠？要不要再添只鸡？白菜、萝卜、粉条要预备多少？来拜年的亲戚多，糖果、瓜子得称几斤才既体面又不浪费？更重要的是，孩子们的新衣服——旧衣服短的短，破的破，棉鞋有的也不跟脚了……这都需要钱。还有，什么时候“扫房”，把屋里屋外、墙角梁上的灰尘彻底清扫一遍，以示辞旧迎新？这一切，都需要父母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精打细算，周密安排。
然而，对于我们孩子们来说，腊月之初的一个多月等待，非但不显得漫长，反而充满了甜蜜的期待。时间不是阻隔，而是酿造年味的酵母。从那第一声鞭炮响起，我们就正式进入了“过年时间”。空气中开始若有若无地弥漫开火药特有的硫磺香气，那味道对我们而言，比任何花香都更令人迷醉。我们被允许动用平日里积攒的、少得可怜的零花钱，去供销社买回一小挂一百响的鞭炮，然后宝贝似的拆开来，一个一个地放。把鞭炮插在雪堆里，点燃后迅速跑开，看雪花被炸得四散纷飞；或者塞进墙缝，听一声闷响。每一个小小的爆炸，都像是一记快乐的鼓点，敲在我们期盼的心上。
我们开始无比认真地“板着指头数日子”，一天一天地计算着距离除夕还有多远。墙上那张泛黄的年画，每天都会被我们用手指头去点一点，仿佛那样就能让日子过得更快些。我们热切地讨论着，今年年夜饭会有什么好吃的，新衣服会是什么颜色、什么样式。这种期盼，纯粹、热烈，不掺一丝杂质。因为我们都明白，只有到了除夕那天，我们才能彻底放开肚皮，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香得让人掉舌头的肉，到了初一早上，才能从里到外，换上期盼了一整年的、簇新崭新的衣裳。
我家的光景，在村里算是比较艰难的，困难程度在村里排名第三。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靠着几亩薄田过活。自我出生后的两三年开始，弟弟妹妹们便接二连三地来到了这个世上。家里顿时热闹起来，但也像父亲常感叹的那样，“添人不添地，饿断喉咙系”。原本就紧巴巴的日子，因为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小嘴，变得愈发捉襟见肘。每多一口人，就多了一份沉甸甸的开销，父母的肩膀上的担子也就又重了一分。我常常在深夜，听到父母在隔壁炕上压低声音商量，叹息声像秋夜的风，又轻又长。
但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手头多么拮据，有一件事是雷打不动的：到了春节，父母一定会想尽办法，让我们过上一个像样的年。尤其是在“吃”和“穿”这两件孩子最看重的事情上，他们从未让我们失望过，也从未让我们在伙伴面前感到过窘迫。
关于吃肉的记忆，总是和深夜的灶火紧密相连。进了腊月二十，村里几乎家家户户开始杀年猪，空气中终日飘荡着煮肉的香气。父母去集市上称几斤“下货”，比如价格相对便宜的猪头、猪蹄、猪大肠。即便如此，这些在我们看来，已是无上的美味。
煮肉常常是在夜里。一来白天父母要忙农活或别的营生，二来夜深人静，那口大铁锅才能专心地、慢慢地炖煮这份一年一度的奢侈。我们孩子们熬不住，往往早早爬上炕睡了。但总是在睡得最香甜的时候，会被母亲温柔地推醒：“快起来，肉烂糊了，趁热吃几口。”我们揉着惺忪的睡眼，迷迷糊糊地被拉到灶间。只见灶膛里的火苗欢快地跳跃着，映得父亲脸上红彤彤的。那口大黑锅里，咕嘟咕嘟地翻滚着浓白的汤汁，硕大的猪头或肥嫩的蹄髈在锅中起伏，散发出无比诱人的、纯粹的肉香，瞬间就驱散了我们所有的睡意。
父亲会用筷子小心翼翼地戳一下，看是否已经软烂脱骨。然后，他会把最精华的部分——猪头脸上的“核桃肉”、猪蹄上连筋带皮的活肉——剔下来，平均分到我们每个人的碗里，再浇上一勺滚烫的原汤。我们便围坐在灶台旁，也顾不上烫嘴，唏哩呼噜地吃起来。那肉炖得极其软烂入味，入口即化，油脂的丰腴和肉质的香醇在口腔里爆开，那种极致的满足感，是如今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吃得满嘴油光，心里也被这浓浓的暖意填得满满的。
我们当时并不完全理解，为什么父母一定要在深夜把我们叫起来吃这一顿。后来才明白，父亲有着更深远的打算。等我们吃完，他会把锅里剩下的肉和骨头继续用文火熬煮，特意多加的水此刻派上了用场。经过长时间的熬制，肉皮和骨头里的胶质完全融入汤中。第二天，这锅汤冷却下来，就会凝结成颤巍巍、半透明的肉冻。那是春节里一道可以吃上好几天的重要菜肴。父亲用他朴素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延长了我们享用美味的时光，也让本不宽裕的食材，发挥了最大的效用。
因为平时几乎见不到荤腥，肠胃对油水早已陌生。有一年，我因为太久没吃到这么多肉，一下子没管住自己，吃得太多太急，结果半夜里肠胃翻江倒海，竟然撑得吐了出来。秽物不仅弄脏了炕席，还不小心溅到了母亲刚给我做好的、还没舍得在大年初一正式穿的新布鞋上。我又难受又害怕，哇哇大哭。母亲闻声赶来，没有一句责备，只是赶紧收拾，一边拍着我的背，一边心疼地念叨：“傻孩子，慢点吃呀，又没人跟你抢，看把新鞋弄的……”语气里没有恼怒，只有无尽的爱怜和一丝不易察觉的酸楚。那一刻，我朦胧地意识到，这顿让我们欢天喜地的肉，背后藏着父母多少的艰辛。
在“穿”的方面，父母同样倾注了全部心力。春节穿新衣，对我们孩子而言，是关乎尊严和喜悦的头等大事。不管多么困难，父母也一定会让我们在年初一那天，从上到下，里外一新。上衣、裤子，尤其是脚上的鞋，一定是全新的。而这一切，几乎全靠母亲灵巧的双手。
家里的衣服，大多是老大穿完老二穿，缝缝补补是常态。但过年的新衣，一定是崭新的布料。母亲会提前很久，拿着攒下的皱巴巴的零钱，去镇上扯回蓝的、灰的、或者带些小格子的布。然后，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比着我们的旧衣服，用划粉在布料上画出样子，再一剪刀一剪刀地裁开。最耗神的是做鞋。纳鞋底是项极其考验耐心和力气的活计。母亲要把一层层的旧布裱成的“袼褙”按照鞋样剪好，叠得厚厚实实，然后用锥子扎透，再用戴着顶针的手指，使劲把麻绳纳过去。千层底，真的是要上下穿梭成百上千次。我常常在半夜醒来，还看到母亲就着如豆的灯光，弓着身子，哧啦哧啦地纳着鞋底，她的影子被拉得长长的，投在土墙上，那专注的神情，仿佛在完成一件神圣的艺术品。
有一年，我印象格外深刻。那时我已经稍微懂事了。我清楚地知道，那年秋收的粮食并不充裕，缸里的粮食得算计着吃才能撑到明年麦收。但新年临近，我们兄妹的新衣新鞋，母亲早已开始筹备。一天夜里，我起夜时，清晰地听到父母在里屋低声商量。
是父亲的声音，带着疲惫：“……老大个子窜得快，去年的棉裤短了一截，脚脖子都露着呢。老二老三的棉袄也嫌小了。扯布、买棉花，都是一笔钱。”
母亲叹了口气：“咋办呢？总不能让孩子过年穿旧的出去拜年，让人笑话。我算了算，扯布的钱，加上买点肉和待客的东西，得这个数。”她可能用手比划了一下。
沉默了一会儿，父亲像是下了很大决心：“实在不行，就把圈里那点预备开春换肥的粮食，先卖一部分吧。年总得过，孩子的衣服不能省。”
“可那点粮食卖了，开春施肥咋办？”母亲的声音透着担忧。
“走一步看一步吧，到时候我再想办法，出去找点零工做。”父亲的声音低沉却坚定，“先紧着眼前，让孩子们过个高兴年要紧。”
我蹲在门外，寒冷的夜气穿透了单薄的衣衫，但心里却像堵了一团火，烧得喉咙发紧。我蹑手蹑脚地爬回炕上，把脸埋进带着阳光味道的被子里，眼泪悄悄地流了下来。那一刻，我仿佛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我明白了，我们身上穿着的，不仅仅是新衣服，那是父母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是父亲准备用来换取来年收成的希望，是母亲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心血。
后来，我们果然都穿上了崭新的棉衣棉裤和新布鞋。看着我们在雪地里欢快地奔跑，穿着新衣服去各家拜年，收获小伙伴羡慕的目光时，父母脸上露出了欣慰的、满足的笑容。那笑容，驱散了他们所有的疲惫和忧虑。
如今，生活早已天翻地覆，肉可以天天吃，新衣服可以随时买。那一声宣告过年开始的鞭炮，也早已被禁放，消失在岁月的长河里。但每当春节临近，我总会想起那一声遥远的“砰”响，想起深夜灶房里温暖的灯光和扑鼻的肉香，想起母亲在灯下纳鞋底的侧影，想起父亲决定卖粮时那沉甸甸的叹息。
那些清贫岁月里的春节，因为有了父母倾尽全力的爱，而变得无比富足和温暖。他们用自己瘦弱的肩膀，为我们撑起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撑起了一个充满期盼和欢乐的春节。他们把生活的重压和辛酸默默扛下，只把最温暖、最饱满的爱意呈现给我们。这份恩情，如山高，似海深。
“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直到我自己也为人父母，才真正懂得了它的千钧之重。那一声鞭炮，那一碗肉，那一身新衣，早已沉淀为我生命中最珍贵、最温暖的底色，时时提醒着我，什么是爱，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