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第三个工作单位 49
时间的车轮碾过春末夏初的泥泞，驶入了六月。油城的六月，已经有了盛夏的端倪，阳光一天比一天炽烈，将柏油路面晒得发软，空气里浮动着热烘烘的、带着机油和植物蒸腾气息的暖流。就在这日渐浓烈的暑气中，科室里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人事变动。
我们原来的老科长，那位和蔼可亲、带着我处理自学考试、科研鉴定，也见证了我递交入党申请的老领导，到了退休的年龄，光荣卸任了。医院经过研究，从外科系统调来了一位年富力强的骨干，担任我们科室的新科长。这位新科长姓赵，四十出头的年纪，正是年富力强、经验与精力俱佳的黄金时期。
赵科长一上任，便带来一股与行政科室略有不同的、属于临床系统的干练与务实气息。他身材中等，不胖不瘦，常年手术台前练就的站姿让他背脊挺直，动作利落。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位外科出身的“新官”，言谈举止间却没有丝毫架子或冷峻，反而带着一种令人如沐春风的随和。说话时，他会认真地注视着你，眼神温和而专注，嘴角常噙着一丝淡淡的笑意。处理问题时，既有外科医生的果断，也懂得倾听和商量。这种气质，让我们这些“老”科员心里都暗暗松了口气。
我和赵科长，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投缘。这投缘，起初源于工作之外的、偶然的闲聊。一次，在办公室讨论完一份文件，休息的间隙，不知怎么就说到了孩子。赵科长问起我孩子上学的情况，我便简单说了说。他听了，颇有共鸣地点点头，说：“我家的也是个小子，比你家的大两岁，正上三年级，淘着呢。不过学习还行，就是操心。”
话题就此打开。我们聊起孩子的教育，聊起辅导作业的“鸡飞狗跳”，聊起对未来的期望和当下的焦虑。聊着聊着，我们发现彼此的背景竟有诸多相似之处。赵科长坦言，他也是从农村考出来的，老家在邻县一个更偏远的山村，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家里经济条件一度非常拮据。他靠着自己的刻苦，成了村里少有的几个大学生之一，考上了我们地市医学院（当时是省内知名的医学院校），是“正正规规的本科毕业生”。这学历，在当时的医疗系统，尤其是从临床干上来的中层干部中，算是很扎实的。
“家里兄弟姐妹也多，”赵科长喝了口茶，语气平淡，却透着过来人的感慨，“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那时候，真是全家供我一个。我上大学那几年，我大弟早早就不上学了，回家帮我爹种地，供我学费和生活费。想想，真是不容易。”
这话，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心底最熟悉的那扇门。老大，农村，经济困难，弟弟妹妹……这些关键词，与我的人生轨迹何其相似！那种作为长子早早感受到的家庭责任与压力，那种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孤注一掷，那种对家人支持既感恩又背负的复杂心情，我们竟能如此相通。虽然具体的细节不同，但那份来自土地、来自家庭、来自奋力向上攀爬的“根”的感觉，是相通的。我们聊起老家的庄稼，聊起父母的辛劳，聊起弟妹的现状，竟有种“他乡遇故知”般的亲切与放松。因为经历过匮乏，所以更懂珍惜；因为背负过期望，所以更能理解责任。这种基于相似出身和人生阶段（都是家庭支柱，孩子正处学龄）的共鸣，迅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不仅限于工作上的上下级关系，更多了一种可以聊聊家常、说说心里话的、近似朋友的情谊。
然而，让我们关系更进一步，并真正在工作之余找到共同乐趣的，却是一项我们都没想到的体育活动——打乒乓球。
医院的科教楼三楼西头，有一间面积很大的空办公室，以前似乎是用来堆放杂物的，后来清理出来，就一直空着。房间方正，水磨石地面，虽然有些灰尘，但空间足够。不知是谁起的头，也不知是谁批准的，总之，某一天，一张淡蓝色的、标准尺寸的乒乓球台被搬了进去，靠墙放着两张长条椅，这里就成了一个简易的、非正式的“职工活动室”。
一天下午，快到下班时间，我和赵科长一起处理完手头最后一点事，都有些疲乏。赵科长站起身，活动了一下脖颈，随口说道：“坐了一天，腰酸背疼。听说三楼有个乒乓球台，要不……上去活动活动，出出汗？”
我眼睛一亮：“好啊！我打得不好，赵科长您多指教。”
“嗨，什么指教不指教，就是活动活动，我也好多年没摸拍子了。”赵科长摆摆手，笑着从抽屉里拿出两副不知道什么时候准备的、崭新的红双喜球拍。
我们俩上了三楼，推开那间大办公室的门。夕阳的光线从西面的窗户斜射进来，在布满灰尘的空气里形成一道道金色的光柱，正好照亮了墨绿色的球台。我们简单清扫了一下台面，各自站定一端。
起初，确实生疏。球拍握得不顺手，脚步移动迟缓，接发球不是下网就是出界，惹得两人哈哈大笑。但很快，身体和肌肉的记忆被唤醒。那白色的小球在台面上跳跃、飞旋，撞击出清脆而有节奏的“乒、乓”声，像一种奇特的、充满活力的语言。我们不再谈论工作，不再思索烦心事，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跳跃的小球上，判断它的旋转、落点、速度，然后调动全身的肌肉去迎接、去回击。汗水很快从额头、鬓角渗出，呼吸变得粗重，但精神却异常振奋，那种久坐后的滞涩和头脑的昏沉，随着每一次挥拍、每一次移动，被酣畅淋漓地驱散了。
从那天起，只要下午工作处理得差不多，没有紧急会议或必须加班的任务，快到下班前的个把小时，就成了我们心照不宣的“乒乓时间”。我们默契地收拾好桌面，拿着球拍和水杯，上楼，推开那扇门。一小时左右，不长不短。我们很注意影响，毕竟是在上班时间，不能玩物丧志，更不能给其他同事留下“领导带头不务正业”的印象。所以我们严格控制在“锻炼身体、活动筋骨、放松精神”的范畴内，时间一到，无论胜负如何，打得是否尽兴，都会准时收拍，擦汗，收拾场地，然后各自下班。我们打球的目的是纯粹的——为了健康，为了娱乐，为了在繁重的工作间隙，找到一个释放压力的出口。我们从未想过要把技术练得多么精湛，去参加什么比赛，那白色小球的来回，本身就是最好的奖赏。
在“乒乒乓乓”的清脆声响和汗水挥洒中，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自然。球台上是对手，需要专注和技巧；球台下是同事，是能聊家庭、谈工作的伙伴。这种基于共同爱好的情谊，简单，健康，又充满了成年人之间难得的放松与坦诚。
然而，就在这平静而规律的工作与乒乓日常中，一个更大的、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惊喜”，以一种极其偶然的方式，降临到了赵科长头上，也在我们平静的科室生活中，投下了一颗带着马达轰鸣声的、令人艳羡的“石子”。
那是一个月度的医院工作会议结束后。赵科长回到办公室不久，资产科的科长——一位负责全院固定资产管理和处置的老同志——踱着步子走了进来。
“赵科长，忙着呢？”资产科长笑眯眯地打招呼。
“刚开完会，不忙。您坐。”赵科长起身招呼。
资产科长没坐，只是靠在门框上，像是闲聊般随口问道：“赵科长，问你个事。你有驾驶证吗？”
赵科长愣了一下，随即笑道：“有啊，刚学出来没多久，新鲜热乎着呢。B证。”他学车比我晚一点，但也是赶上了那波“学车热”，而且运气好，一次通过。
“有证就好。”资产科长点点头，脸上的笑容更深了，带着点神秘兮兮的味道，压低了些声音说，“那……给你一辆车，你要不要？”
“给我一辆车？”赵科长以为自己听错了，下意识地重复了一遍，随即失笑，“韩科长，您别拿我开玩笑了。医院给我配车？我这才来几天，级别也不够啊。”
“不是配车，”资产科长摆摆手，解释道，“是处理。院里有一辆旧车，符合报废条件了，已经向油田财务资产处申报批了报废。这报废车呢，还有点残值。院里按照规定处理。这车……情况有点特殊，虽然老，但关键部件还行，特别是发动机，据说不错。有人修修，说不定还能跑。我就想着，咱们内部职工，谁要是需要，又有驾驶本，交点残值钱，办个手续，这车就归个人了。我第一个就想到你了，新来的科长，又刚学了本，正好需要个车练手代步。怎么样，要不要？”
“真的？”赵科长这才认真起来，眼睛亮了，“什么车？在哪？”
“就停在供应站那个旧院子里，靠墙根那辆，绿色的，石家庄产的‘向阳’牌吉普车。看见过没？”
“‘向阳’吉普？”赵科长在脑海里搜索着，随即想起来了，确实在供应站那个堆满废旧物资的院子里，见过一辆落满灰尘、轮胎瘪气、锈迹斑斑的绿色吉普车，像个被遗弃的钢铁老卒，孤零零地蹲在角落。“就那辆？那不是……跟一堆废铁差不多了吗？还能要？”
“哎，可别小看它！”资产科长来了精神，如数家珍，“外观是破点，年头也长了，手续也早该报废了。但它那发动机，原装的，日本进口的4Y发动机！皮实，耐用，有劲！只要发动机没大毛病，底盘、车架子收拾收拾，钣金喷漆搞一搞，电路油路理顺了，绝对是一辆好车！比现在市面上一些新出的国产小车不差！而且吉普车，底盘高，通过性好，咱们这儿路况有时不好，开这个正合适！”
日本4Y发动机！赵科长是懂行的人，一听这个，心动了。他知道那款发动机的口碑，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是很多国产轻型车和吉普车梦寐以求的“心脏”，以稳定、省油、动力足著称。如果发动机真的如资产科长所说状况尚可，那这辆车确实有“起死回生”的价值。花不多的钱（残值费），得到一辆修好后能合法上路的、属于自己的车，这对于一个刚刚拿到驾照、对汽车充满渴望又囊中羞涩的中年男人来说，诱惑力太大了。
“要！当然要！”赵科长不再犹豫，斩钉截铁地说，脸上是抑制不住的兴奋，“韩科长，太感谢您了！这车我要！怎么个手续，您说，我马上办！”
“爽快！”资产科长很高兴，“这样，你先别急。这车是报废车辆，处理有严格程序。我先给你打个报告，你确认要，我就按内部职工优先购买报废资产残值的流程走。需要你先垫付这笔‘残值’——具体数额油田财务资产处核定，估计也就几千块钱。你把钱交到财务科，油田那边出具正规的《资产报废处置证明》和收款凭证，然后你就能拿着这些手续，去车管所办理过户了。不过户到你个人名下，这车就是一堆废铁，不能上路。明白吧？”
“明白明白！”赵科长连连点头。他虽然没办过，但道理一听就懂。资产科负责全院固定资产的“生老病死”，车辆报废自然是其职责范围。一辆车达到报废标准，单位向油田上级财务资产部门申报，获批后，这车就进入了“报废”程序。但报废不等于扔进炼钢炉，它还有“残值”——即报废资产经评估后剩余的价值。这部分价值需要回收。单位可以公开处理，也可以按规定协议转让。像这样车况特殊、职工又有需求的情况，内部处理是合规且常见的做法。关键是手续必须完备，从报废证明到残值缴纳，再到车管所过户，一环扣一环，最后拿到写着个人名字的行驶证，这车才算是真正、合法地成为了“私家车”。
接下来的日子，赵科长一边忙工作，一边心心念念着他的“向阳吉普”。他跑财务，问流程，催手续。资产科那边也效率很高，很快，油田财务资产处的批复下来了，那辆“向阳”吉普的核定残值——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划算”的数字——也明确了。赵科长二话不说，取钱，交款，拿到了盖着红章的收款收据和那纸至关重要的《资产报废证明》。
然后，就是跑车管所。填表，验车（虽然是报废车，但过户需要车管所验明正身，核对车架号、发动机号），提交报废证明、单位证明、个人身份证、驾驶证……一套繁琐但充满希望的手续办下来，当那个写着“赵××”名字的崭新行驶证递到他手中时，他激动得手都有些发抖。
车，在法律上，已经是他的了。但此刻，它还只是一堆具有合法身份的“废铁”，静静地躺在供应站的角落里。
赵科长迫不及待地开始实施他的“复活”计划。他没有修车经验，但有外科医生解决问题的手术思维——找专业的“医生”。他通过朋友联系了一家口碑不错的修理厂，谈好价格，然后雇了一辆拖车，在一个周末的清晨，将那辆锈迹斑斑的绿色吉普，从供应站的废墟中“请”了出来，拖向了修理厂。
等待是煎熬的，也是充满期待的。那几天，赵科长在办公室，话题总离不开他的车。“今天应该开始拆了。”“发动机吊出来检查了，说确实不错，缸压都正常。”“底盘锈得厉害，得换些零件。”“钣金师傅在敲车门了……”我们这些同事，也像追剧一样，每天听他带来“吉普车重生记”的最新进展，分享着他的期待和一点点担忧。
大约过了一周多，一个傍晚，我们正准备下班。突然，楼下传来一阵与医院环境格格不入的、低沉而有力的汽车引擎轰鸣声，由远及近，最后在科教楼前的空地上停了下来。
“是不是赵科长的车修好了？”有同事从窗口探头。
我们几个人，包括我，都好奇地涌到窗边，向下望去。
只见科教楼前，停着一辆……几乎认不出来的车。还是吉普车的方正轮廓，但通体被喷成了稳重的深绿色，油漆在夕阳下闪着崭新的光泽。原本锈蚀破烂的前后保险杠换成了新的，车轮是崭新的越野胎，车窗玻璃擦得锃亮。虽然款式老旧，但那种经过精心打理、重获新生的精气神，扑面而来。驾驶座的车窗摇下，赵科长从里面探出头，脸上洋溢着巨大的、孩子般的笑容，朝我们挥了挥手。
“修好了！开回来了！”他喊道。
我们赶紧下楼，围了过去。摸摸光滑的车漆，看看整齐的发动机舱（里面那台日本4Y发动机被擦得干干净净），坐进虽然简陋但收拾得整洁的车厢。车内还弥漫着新油漆和清洁剂的味道。赵科长兴奋地给我们介绍：换了哪些零件，做了哪些保养，钣金师傅手艺如何，最后总共花了多少钱（加上残值费，仍然是一笔非常合算的开销）……
我们都啧啧称奇，羡慕不已。这不仅仅是一辆车，这是一个梦想成真的实物见证。在那个私家车还是绝对奢侈品的年代，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能合法上路的汽车，意味着活动半径的极大扩展，生活方式的某种飞跃，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令人羡慕的“成功”标志和便利工具。
“以后出门可方便了！周末能带着家人去远点的地方玩玩了！”
“赵科长，以后可得捎我们一段啊！”
“这下咱们科也有‘公车’了，哈哈！”（当然是玩笑）
大家围着这辆深绿色的、重获新生的“向阳”吉普，说笑着，评论着，气氛热烈。我站在人群里，看着赵科长脸上那发自内心的、充满成就感的笑容，抚摸着冰冷却坚实的车身，心里也涌起一股强烈的、混合着羡慕和渴望的热流。
“我要是也能有自己的车就好了！”这个念头，像一颗被春风唤醒的种子，在这一刻，破土而出，开始在我心底悄然生长。那不仅仅是对方便出行的向往，更像是对一种更自主、更广阔生活可能性的朦胧憧憬。看着这辆从废墟中复活、此刻在夕阳下熠熠生辉的吉普车，我仿佛看到了一条新的、充满速度与自由感的道路，正在远处的地平线上，隐隐浮现。虽然它看起来还很遥远，但至少，此刻，它通过赵科长的这辆车，变得具体而微，触手可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