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学前阶段 15
我的童年是在华北平原一个普通的小村庄里度过的。那里的时间仿佛流淌得格外缓慢，日升月落，春种秋收，生活像一幅循环往复的、恬淡的水墨画。画中的大多数人，是我的祖辈、父辈，他们有着相似的、被土地和岁月磨砺出的古铜色面容，操着浓重的乡音，一生的活动半径，大抵就是以村庄为圆心，方圆几十里的乡镇。然而，在这片近乎凝固的风景里，却有三道移动的、耀眼的光，他们像来自遥远世界的信使，不定期地闯入我封闭的童年视野，在我心中激荡起巨大的、关于外面世界的涟漪。他们是我当时极度羡慕，感觉可望而不可及的人物。如今回首，他们更像是三座灯塔，其光芒虽未直接为我铺就道路，却在我懵懂的心灵地平线上，清晰地标出了远方存在的可能。
第一位姓丁，按族谱论，还是我的本家。他在一个我那时连名字都记不全的舰队里当海军。关于他的消息，总是像珍稀的候鸟一样，每隔一两年才会随着某些节日或特殊事件传回村里，并立刻成为街头巷尾最热门的谈资。他不是简单地“回来”，而是“归来”——一种带有荣光与神秘的降临。
我至今仍能清晰地回忆起他某次返乡时的场景。那该是一个夏末秋初的午后，空气里还残留着暑热，知了在树上作最后的嘶鸣。不知哪个孩子喊了一嗓子“丁家那个当海军的回来了！”，我们便像一群被惊起的麻雀，丢下手中的泥巴或玻璃弹珠，呼啦啦地涌向村口。他从不坐长途汽车到镇上下车再步行回来，据说总有县里或更高级单位的吉普车将他送到村头。车门打开，先探出来的是一只擦得锃亮的黑色皮鞋，然后，整个身影便挺拔地立在了土路上。
那身军装，是我对“神圣”与“整洁”最初的理解。那不是普通的白，是那种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上，与阳光、浪花长期浸润后才能拥有的、毫无杂质的雪白。金色的纽扣在阳光下反射出细碎的光芒，像星星点缀在晴空。最引人注目的是领口那两面鲜红的领章，如同两团燃烧的火焰，将他整个人衬托得英气逼人，与我们身边那些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裤脚总沾着泥点的父辈截然不同。他走路的姿势也与众不同，步伐稳健，腰杆笔直，眼神里有种我们熟悉的人所没有的、望向远方的神采。大人们围上去，用恭敬又带着些许拘谨的语气同他寒暄，我们这些孩子则挤在人缝里，仰着头，像瞻仰一尊神祇。
然而，最让我魂牵梦绕的，还不是这身威风凛凛的军装，而是有时，他会提着一台机器。那是一个长方形的匣子，通常是灰色的，上面有一些神秘的按钮和一个黑色的网格小窗。大人们带着一种传授天机般的口吻告诉我们：“那叫录音机。”光是这个名字，就充满了科幻般的魔力。
神奇的时刻总会发生在他家院子里。他会把那个匣子放在石磨盘上，招呼我们这群探头探脑的孩子靠近。然后，他按下某个按钮，用他那略带乡音但已然标准不少的普通话，对着那个黑色网格窗说一句：“喂，小朋友们好！”我们怯生生地回一句：“叔叔好！”接着，他再按一下另一个按钮——天啊！那个匣子里，竟然原封不动地、清晰地先传出他的声音“喂，小朋友们好！”，紧接着是我们细弱、羞怯的回应“叔叔好！”。
那一刻，我的世界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声音，这种看不见、摸不着，说过即散的东西，竟然能被一个机器抓住、关起来，再随时放出来？这简直比孙悟空的金箍棒还要神奇！我常常盯着那个黑色网格窗，想象里面是不是住着一个小人，在默默地学舌。我甚至不敢大声喘气，生怕自己的呼吸声也被它偷了去。这种能“捕捉并重现瞬间”的魔力，对我而言，超越了任何神话故事。它代表了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来自现代工业文明的力量。丁海军叔叔本人，就是这种力量的化身。他不仅驾驭着我在画报上见过的、巨大的钢铁军舰，在无边的海洋上航行，还能驾驭声音和时间。他让我知道，在那遥远的地方，是浩瀚的海洋和会说话的机器。
第二位让我羡慕的人物，在济南工作。济南，那是我们课本上的省城，是需要坐一整天长途汽车才能到达的地方。他回村的频率比丁海军高一些，大抵是逢年过节。他的归来，不像丁海军那样具有仪式感和公众性，更像是一场静水流深的、针对特定对象的财富展示。而那个幸运的对象，就是他的两个女儿。
他的大女儿和我同龄，我们有时候在一起玩。但每当她的父亲从济南回来，她便会暂时从我们这群“野孩子”中脱离出来，进入一个我们只能旁观而无法触及的精致世界。她父亲带回来的，不是乡下供销社里卖的粗糙的泥人、木刀，而是一些我们在农村根本见不到的高级玩具。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套瓷娃娃。那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整整一盒！瓷娃娃有大有小，却烧制得无比精美。她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绫罗绸缎的古代仕女，长裙曳地，衣带当风；有穿着洋装、打着小阳伞的摩登小姐；还有穿着舞裙、踮着脚尖的芭蕾舞演员。她们的姿态也各不相同：或坐，或立，或回眸浅笑，或低头抚琴。瓷胎细腻洁白，上面的彩绘栩栩如生，连眉眼都勾勒得清清楚楚。
这些娃娃被石头像宝贝一样藏在一個漂亮的铁皮盒子里。我们被允许“玩”的方式也极其有限——只能看，不能用手摸，更别说拿着她们“过家家”了。我只能眼睛却死死地盯着那些在昏暗房间里泛着温润光泽的瓷娃娃。
我羡慕他的两个女儿，不是因为他的女儿拥有这些玩具本身，而是这些玩具所代表的、她父亲所能给予的一种生活方式。那是一种远离泥土、讲究细节、充满艺术美感的生活。我们的玩具大多是自己动手做的，柳条编的帽子，泥巴捏的坦克，粗糙而充满野趣。而她们的玩具，是买来的，是“高级”的，它们身上没有一丝泥土的气息，只有省城百货大楼的芬芳。它们无声地诉说着：在济南，人们过着一种更精致、更文明、更有格调的生活。通过这位父亲，我朦胧地意识到，世界的精彩不仅在于丁海军所代表的壮阔（海洋、军舰），也在于这种可以被握在手心的、细腻的美（瓷娃娃）。我渴望的，不仅是走出去，更是能走入一种更美好、更有品位的生活。
第三位人物，最为神秘。关于他，信息极其模糊且充满传闻。大人们提起他，总是压低声音，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敬畏、猜测与不可思议的神情。唯一确定的是，他在香港工作。
香港！这对我和我的村民们来说，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近乎于传说的地方。它存在于大人们“那边是花花世界，遍地黄金”的感叹中。那是一个光怪陆离、无法想象的去处，是“我们村里人”绝对不可能踏足的天涯海角。
他极少回村，我印象中可能只见过他一两次。他的形象是模糊的，只记得他穿着笔挺的西装（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西装），头发梳得油亮，拎着一个样式新奇的旅行包。他不像丁海军那样会和乡亲们热情打招呼，也不像在济南工作的那位父亲那样专注于自己的小家庭。他总是行色匆匆，表情疏离，仿佛与周围的一切都隔着一层无形的膜。他几乎不和我们这些孩子有任何交流，只是偶尔用我们听不懂的方言（后来知道可能是粤语）和少数几个长辈说几句话。
正是这种神秘感，将他推向了“可望不可及”的顶峰。丁海军和济南的叔叔，他们的世界我虽未亲身经历，但尚能通过军装、录音机、瓷娃娃这些具体物件去触摸和想象。而香港客，他代表的是一个完全未知的、超出了我所有想象边界的世界。那个世界由什么构成？是摩天大楼？是不夜城？是另一种语言和另一种生活逻辑？一切都是谜。他就像一颗偶尔划过我们村庄夜空的、轨迹奇特的流星，你无法预测他何时出现，也无法知晓他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只留下无尽的神秘与遐想。他让我明白，世界的辽阔与复杂，远非海洋与省城可以概括，在更遥远的南方，还有一个散发着诱人而又令人不安的魅力的“别处”。
这三位人物，像三颗运行轨道不同的星辰，交替照亮我贫瘠而单调的童年。每当他们中的一位出现在村里，都会在我心中掀起巨大的波澜。我会一连好几天都沉浸在那种兴奋、羡慕与巨大的失落感交织的情绪里。我会反复咀嚼关于他们的每一个细节：军装的挺括、录音机的神奇、瓷娃娃的精美、以及香港这个词本身带来的眩晕。我会躺在场院的草垛上，望着满天繁星，痴痴地想：“要是将来，我也能像丁叔叔那样，穿上神气的军装，见识大海的辽阔，该多好啊！”“要是我也能像在济南工作的那两个女孩的爸爸，从一个大城市里带回让所有孩子都眼馋的宝贝，该多好啊！”“要是……我也能去香港那样的地方，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精彩，该多好啊！”
这些“要是”，这些“该多好啊”，就是我童年最宏大、最持久的梦想。它们并非具体的职业规划，而是一种强烈的、想要摆脱眼前局限、奔向更广阔天地的生命冲动。这三位人物，他们本身或许并未意识到，他们每一次短暂的归来，都是对我进行的一次无声而深刻的启蒙。他们用自身的存在，向我证明了“另一种生活”的真实不虚。他们打破了我可能安于现状的惰性，在我心中埋下了向往、追求与改变的种子。
我就在这样的想象、盼望和默默的较劲中，一天天慢慢长大了。我更加努力地读书，因为大人们说，读书是“走出去”唯一的途径。我开始关注地图，试图找到丁叔叔的舰队可能驻扎的港口，找到济南和省城济南的位置，并在遥远的南方，用想象勾勒出香港的轮廓。
多年以后，我如愿以偿，走出了那个小山村，见识了比童年梦想中更广阔的世界。我坐过飞机，用上了比录音机先进无数倍的智能手机，也去过济南、香港，甚至更远的地方。那三位曾经让我仰视的人物，也早已在时代的变迁中褪去了神秘的光环。丁海军叔叔转业回乡，成了一位慈祥的邻家爷爷；在济南工作的那两个女孩的父亲退休后，也和寻常老人一样含饴弄孙；而那位香港客，据说后来生意起落，最终也叶落归根。
当我拥有了他们曾经代表的生活，甚至超越了它时，我才真正理解了童年那份羡慕的深刻含义。我羡慕的，从来不是他们个人，也不是录音机或瓷娃娃这些具体的物件。我羡慕的，是他们所连接的那个“远方”，是那种突破地域限制、拥抱更丰富可能性的生命状态。他们是我的童年里，照亮蒙昧的三座灯塔。他们的光芒，未必能指引一条确切的航路，但其存在本身，就足以告诉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孩子：孩子，看，大海在那边，城市在那边，世界，在那边。
而这就够了。正是这点点星光，照亮了我走出大山的路，也塑造了我的一生。童年的羡慕，最终化作了成长的力量。那三位“可望不可及”的人物，成了我生命中最早的、也是最珍贵的领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