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赵父殉国（上）
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中旬，冀中根据地边缘的一处联络点里，空气里弥漫着麦秸秆的清香，却压不住每个人心头的沉重。李景渊和弟子们刚在茅草屋里安顿下来，就接到了抗日救国会联络员马先生带来的紧急任务——日军近期计划在天津沿海增派重兵，还在大沽口炮台部署了新的重炮，根据地急需这份布防情报，才能制定针对性的反击策略。
“日军的布防区管控极严，进出都要通行证，还会搜身，”马先生坐在矮凳上，手指在简易地图上划过，“之前派去的两名联络员，都没能成功带回情报，还差点被日军抓住。现在急需一个熟悉天津地形、又不容易引起日军怀疑的人，回去传递情报。”
屋里瞬间安静下来，弟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知道这个任务有多危险——天津已经沦陷，日军在城里到处抓人，稍有不慎就会送命。赵曼琪紧紧攥着衣角，眼神里满是担忧，她知道父亲熟悉天津的每一条胡同，可日军对进步学者的盯防格外严，她实在不忍心让父亲再冒险。
就在这时，赵先生突然站起身，声音坚定：“马同志，我去。我在天津教会学校教了十几年书，不少日军军官的孩子都是我的学生，他们对我戒心低；而且我熟悉天津的地形，知道怎么避开日军的岗哨，去布防区侦查也方便。”
“爹！”赵曼琪连忙拉住父亲的胳膊，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日军现在抓得这么紧，您要是出事了，我怎么办？咱们好不容易才从天津逃出来，不能再回去冒险了！”
李景渊也站起身，劝道：“赵先生，您的心意我们明白，可这个任务太危险了。日军已经知道您跟救国会有联系，您回去就是自投罗网。要不还是我去吧，我练过国术，就算遇到危险，也能拼一拼。”
“不行，”赵先生摇了摇头，眼神里满是决绝，“你是武馆的主心骨，弟子们还需要你带领，根据地也需要你这样的武者；曼琪还小，不能没有你。我是学者，平时看起来不起眼，日军反而不会太在意我。国难当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我不能只躲在根据地，看着日军欺负咱们的同胞——能为抗日出一份力，就算死，我也值了。”
他拍了拍赵曼琪的手，语气温柔却坚定：“好孩子，别哭。等打完鬼子，咱们就回天津，回咱们的家，我还教你读书，你还帮我整理资料，好不好？”
赵曼琪知道父亲的脾气，一旦做了决定，就不会改变。她含着泪，从怀里掏出一块亲手绣的手帕，上面绣着一朵梅花，递给父亲：“爹，您带着这个，想我的时候就看看。您一定要平安回来，我和李大哥在根据地等您。”
赵先生接过手帕，小心翼翼地放进怀里，又看了看李景渊：“景渊，曼琪就拜托你多照顾了。要是我真的没能回来，你一定要带着曼琪好好活下去，好好抗日，把日军赶出中国。”
李景渊重重地点头，眼眶泛红：“赵先生，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曼琪，也一定会等您回来。您路上一定要小心，遇到危险就往租界方向跑，我们会想办法接应您。”
当天傍晚，赵先生换上一身洗得发白的长衫，带着马先生准备的假身份证明和空白情报纸，悄悄离开了联络点，朝着天津的方向走去。赵曼琪站在门口，看着父亲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夜色里，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李景渊轻轻拍着她的肩膀，心里却也充满了担忧——他知道，这一别，或许就是永别。
赵先生回到天津时，天色已经蒙蒙亮。城里到处都是日军的岗哨，街道上冷冷清清，偶尔能看到日军的巡逻车驶过，喇叭里播放着“日中亲善”的谎言，让人听着格外刺耳。他按照马先生的指引，先去了之前教会学校的同事家，暂时躲了起来。
“老赵，你怎么回来了？日军到处在找你，说你是‘反日乱党’，”同事看到他，又惊又喜，连忙把他拉进屋里，“你赶紧走，这里太危险了！”
“我回来是有任务的，”赵先生压低声音，“日军在沿海增兵，我需要去布防区侦查，记录他们的炮位和兵力分布，传递给根据地。你能不能帮我找一张天津沿海的地图？再帮我弄一张去大沽口的通行证？”
同事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我这里有一张旧地图，通行证我帮你想想办法——我侄子在日军的后勤部门工作，或许能帮你弄到一张临时通行证。你等我消息，千万别出去，免得被日军发现。”
当天下午，同事就带来了地图和通行证。通行证上写着“后勤物资运输员”，盖着日军的临时印章，看起来跟真的没什么两样。“你拿着这个，去大沽口应该没问题，”同事叮嘱道，“日军的布防区管得严，你一定要小心，侦查完就赶紧走，别停留。”
赵先生接过地图和通行证，感激地说：“多谢你，等抗日胜利了，我一定好好谢谢你。”他把地图折好，藏在长衫的夹层里，又把空白情报纸和铅笔藏在袖筒里，趁着夜色，朝着大沽口的方向走去。
到大沽口时，已经是深夜。日军的布防区灯火通明，炮台上的探照灯来回扫射，照亮了海面。赵先生拿着通行证，顺利通过了第一道岗哨，假装“检查物资”，悄悄走到一处隐蔽的角落，打开地图，借着远处的灯光，开始记录日军的炮位——哪里有重炮，哪里有轻炮，炮位之间的距离，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还有日军的兵力分布，岗哨的位置，巡逻的时间，他也一一记录下来。
就在他快要记录完的时候，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你在这里干什么？”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赵先生回头一看，竟是之前救国会的一名成员，后来叛变投靠了日军。
“我……我是来检查物资的，”赵先生心里一紧，连忙把情报纸往怀里塞，却被叛变者一把抓住手腕，“你别装了，我早就知道你是来侦查的！日军已经在等你了！”
话音刚落，几名日军特务就从暗处冲了出来，死死按住赵先生。他想把情报纸吞进肚子里，却被特务紧紧捂住嘴，情报纸还是被搜走了。“把他带回去，交给队长！”特务头目冷笑着说，“终于抓住你了，看你还怎么传递情报！”
赵先生被押进了日军的监狱。监狱里阴暗潮湿，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和霉味，让人窒息。日军对他严刑拷打，用鞭子抽他的背，用烙铁烫他的胳膊，逼他说出抗日救国会的成员名单，说出根据地的位置。
“说！救国会的成员还有谁？根据地在哪里？”日军小队长拿着鞭子，狠狠抽在他的背上，衣服瞬间被鲜血染红。
赵先生咬着牙，疼得浑身发抖，却依旧坚定地说：“我是中国人，绝不会出卖同胞！你们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消息！”
日军见他不肯屈服，又用更残忍的手段折磨他——不给水喝，不给饭吃，把他关在小黑屋里，让他日夜不见天日。可赵先生始终没有屈服，每次日军提审他，他都只有一句话：“我是中国人，宁死也不做汉奸！”
八月二十日，日军见赵先生始终不肯开口，决定“杀鸡儆猴”，将他杀害，然后把尸体抛进海河，还在天津的街头贴出告示，上面写着“反日分子赵某某的下场”，想以此恐吓抗日志士和百姓。
八月二十二日，联络员马先生匆匆赶到根据地的联络点，脸色苍白地找到李景渊和赵曼琪。“不好了，出大事了！”马先生喘着气，声音颤抖，“赵先生……赵先生他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