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五章 忆往事（二）
回到家中，我将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地道来。经过全家人的抽丝剥茧，推测这定是那些“红眼病“中的一个所为。这些眼红我学业有成的孩子里，有两个家中有人当兵，还有一个因犯罪锒铛入狱。如此排除下来，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嫌疑人了。可当我们前去对质时，那家伙却矢口否认，死不认账。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在家中日日望着窗外的日升月落，为白白流逝的宝贵光阴扼腕叹息。我绞尽脑汁想着如何重返校园，可年迈的父母目不识丁，对孩子的学业前程一窍不通。他们只道：“既然读不下去，就回来务农吧。横竖也长大成人了，没人再欺负你，识得几个字，会拨弄算盘就够了。”可怜二老胸无点墨，连对孩子前程的奢望都没有。我在家中强颜欢笑，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心里却时刻牵挂着落下的功课。
转眼两个月过去，返校之事依然杳无音信。家里终于决定去学校取回行李。校领导起初仍坚持原先的说法，直到我的姐夫将事情来龙去脉和盘托出，校方才半信半疑地同意让我复学。
这场无妄之灾总算化险为夷，我欢天喜地地重返校园。凭着扎实的功底，我废寝忘食地补习落下的课程，很快就迎头赶上。虽然成绩依然名列前茅，但这场风波造成的损失终究无法完全弥补。若非这场意外，我的学业成就或许会更上一层楼。
此后直到初中毕业，我的求学之路一帆风顺。然而人生的十字路口不期而至，我这个向来孝顺的孩子，最终为了成全父母的愿望，亲手断送了自己的锦绣前程。当那些有远见卓识的同窗都在勇攀高峰时，我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老人们常说：“养儿不见孙，死了一场空。”当时已近古稀之年的祖父，把抱孙子视为头等大事，执意要我立即完婚。我这个孝顺儿子最终选择了克尽孝道，放弃了继续求学的理想，像一棵老树般深深扎根在这片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每当想起那些展翅高飞的同窗，我的心中总会泛起阵阵酸楚，但看到父母欣慰的笑容，又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我这位村里少有的“文化人”成了乡亲们眼中的香饽饽，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跑。看着村里那些终日游手好闲、只知嬉戏玩闹的孩子们，我忧心忡忡，决定向生产队申请在村里办所学校。这样既能让孩子们识文断字，又能为村里培养人才，省得连个会计都要从外地请。
在我的奔走呼号下，村里的第一所学校终于办起来了。我顺理成章地成了学校的老师，开始了传道授业的生涯。
两年后，我又发现村里缺医少药的问题同样严重。许多乡亲因为小病得不到及时医治而撒手人寰，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于是我另请高明接替教学，自己则迫不及待地去学医。为了能更好地救死扶伤，我中西兼修，还学会了针灸疗法。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勤学苦练，我终于学成归来。从此村里有了自己的“赤脚医生”，再也没出现过因小病耽误而夭折的情况。
很快，我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好医生。但病人毕竟不是天天都有，闲来无事时，我总想着再为村里做些贡献。此时学校已不需要我任教，在村民们的推举下，我当上了大队主任，这一干就是十几年。行医问诊的工作也没落下，虽然手头药品有限，但至少能为腰酸腿痛的乡亲针灸，为扁桃体化脓的患者穿刺排脓。
村里有了我这样知书达理的榜样，读书的孩子渐渐多了起来。大家都看到，有文化的人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还能当队长、会计，家里也跟着沾光。我这个“文化人“在村里的地位与日俱增，成了乡亲们既敬重又依赖的人物。
从小乖巧懂事的我，长大后更以善良仁厚著称。正是这样的品格，让我几十年如一日地为村民默默奉献。我的付出感动了全村老少，他们也用最朴实的方式回报着我。每逢年节，家家户户争相邀请我去吃饭，比招待下乡干部还要热情。中秋时节，乡亲们送来的月饼能装满两大筐，虽然有的家庭只能送两三个，但这份情谊却重如千斤。
只是亲戚们的态度让我寒心。他们把我们的帮助视为理所当然，不管多远都要来蹭吃蹭喝。明知我们家孩子多口粮紧，还总是厚着脸皮来要粮要物。有的亲戚来看病，不仅要管吃管住，临走时还要顺手牵羊。
说到这里，女儿奎杨插嘴道：“我妈为了省着吃，总把月饼吊在房梁上，结果都放发霉了。”奎英见状赶紧使眼色制止，生怕勾起母亲不快的回忆。
父亲恩泽却已沉浸在往事中，继续娓娓道来：“就连最穷的人家也要送月饼，他们说这不是送月饼，是'送礼'。我常跟你们说'你为人人，人人为你'，这就是最好的印证。”
这样的日子年复一年，就像一个巨大的车轮不停转动。直到包产到户后，我重新下地劳动，乡亲们才不好意思再来麻烦我。但那段被全村人爱戴的岁月，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里。
奎杨忍不住插话道：“哪里是不好意思？分明是看见您家里缺劳力，场院里的重活我们这些女人都干不动。人家是怕用了您，回头还得来帮您干活呢！”
父亲苦笑着点头，继续道：“那年秋天我刚毕业，寒冬腊月就被迫成家，从此挑起了一家之主的重担。人生的多重角色就此拉开序幕，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尽在其中。”
“教书时我兢兢业业，诲人不倦，村里人有口皆碑。”
“行医更是风雨无阻。无论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只要乡亲们有需要，我必定随叫随到。记得有个风雪交加的深夜，邻村一户人家的孩子突发高烧，父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孩子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情况危急。那家人起初还犹豫要不要来请我，毕竟外面正刮着五六级的西北风，鹅毛大雪铺天盖地，狂风呼啸的声音连躲在屋里的人都心惊胆战。”
“那位父亲最终还是顶着风雪来了。'咚咚咚'的敲窗声突然响起，接着传来带着哭腔的呼喊：'大夫，快救命啊！我家孩子烧得都不省人事了！'你们几个孩子听到动静，吓得齐刷刷把头埋进被窝。等听清是来求医的，又悄悄掀开被角，竖起耳朵听着。见我起身出诊，你们又七嘴八舌地叮嘱起来：'爸爸带上手电筒！''别忘了皮帽子，当心冻坏耳朵！'那时候，你们可真是贴心的小棉袄啊。”
说到这里，奎英羞愧地低下头，两个妹妹偷偷瞥了她一眼。
“其实手电筒在那样的暴风雪里根本无济于事。狂风卷着雪片劈头盖脸地打来，眼睛都睁不开，只能趁风势稍缓时勉强辨认道路。低洼处的积雪足有一尺多深，一脚踩下去就没过膝盖，再加上狂风阻挠，饶是我这个壮年汉子也举步维艰。”
“好不容易赶到病人家，看到孩子已经奄奄一息，我立即着手物理降温，然后仔细诊治。期间不免责备那对父母几句：'孩子病成这样还硬扛？这是能耽搁的事吗？'那对夫妻哑口无言，只是用充满感激的眼神望着我。我在那里守了整整两天两夜，直到孩子转危为安才放心离开。”
在那些年里，夜间出诊早已成了家常便饭，无论是飞沙走石的沙尘天，还是倾盆如注的暴雨夜，我都义无反顾。但这些艰难困苦，比起病患家属那揪心的焦虑，实在微不足道。后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农村医疗条件逐步改善，各村都配齐了医生，我的行医担子这才轻松了些。
当我依依不舍地收起那个印着红十字的药箱时，曾不经意地喃喃自语：“往后乡亲们若有需要，我还是能帮上忙的。”这话在后来的日子里果然应验了。
随着村医的调离，村民们看病又变得不便起来。我那手到病除的医术，尤其是立竿见影的针灸疗法，再次在村里声名鹊起。每当夕阳西下，总能看到三三两两的村民在我家门前等候。有的扶着腰，有的揉着肩，都是来找我扎针的。
记得有个寒冬腊月，村东头的老李头风湿发作，疼得直不起腰。他儿子连夜赶来，我二话不说就背上药箱出门。那时节，呵气成冰，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积雪，赶到时手指都冻僵了。可一看到老人痛苦的模样，立刻打起精神为他施针。几针下去，老人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连声道谢。这样的场景，在我家里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渐渐地，我那小小的院落成了村里人眼中的“健康驿站”。谁家有个头疼脑热，腰酸背痛，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来找我。虽然不再背着药箱走村串户，但这份医者仁心的情怀，始终在我心头萦绕。每当看到乡亲们病痛缓解后露出的笑容，所有的辛苦都化作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