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黑暗
丙戌之秋，诺贝尔文学奖因一桩骇人听闻之性侵丑事，竟遭停颁。此乃自公元一千九百零一年设奖以来，首次因丑闻而中辍。事起斯德哥尔摩之《每日新闻报》，载有十八女子之词，皆言遭“文化巨擘”让-克洛德·阿尔诺之性侵或猥亵。阿尔诺者，瑞典文学院院士、名诗人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之夫君也，屡凭权势之便，胁迫或诱引文坛新秀之女子。
除十八女子外，更有无数受害者未敢言。实则，阿尔诺于九十年代已是惯犯，然直至戊戌年反性侵之潮起，其恶行始得昭彰。终以强奸之罪，判入狱二年半。弗罗斯滕松则因疑泄诺奖得主之秘，己亥年辞文学院之职。揭此丑闻者，网友玛蒂尔达·福斯·古斯塔夫松也，著非虚构之作《诺贝尔文学奖消失之日》，详述文学院之弊，及诸般骇人听闻之真相。其言，凡大规模性侵之背后，皆藏人性之深渊与未知之“黑箱”。今岁诺贝尔文学奖又将揭晓，吾辈重审此事，凝视诺奖之“黑箱”，亦欲警醒世人，有时，崇高无瑕之地，反易成罪恶之渊薮。《诺贝尔文学奖消失之日》一书，瑞典玛蒂尔达·福斯·古斯塔夫松所著，沈赟璐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甲午年孟秋八月刊行。
文化界之精英主义，何以庇护性侵之徒？
一切源于名曰“论坛”之文化场所。此乃斯德哥尔摩一地下室，阿尔诺与弗罗斯滕松夫妇所营。氛围前卫，参与者皆瑞典文化名人，文坛新秀亦亟欲加入，以求扬名。弗罗斯滕松为文学院院士，兼“论坛”文学版之主事，自能左右新秀之未来。其夫君阿尔诺，要求新秀女子与之交欢，常言：“汝不知吾妻何人乎？”此外，文学院与“论坛”多有微妙之关联。院士多曾参与“论坛”，欲得文学院之席，宜于地下室露脸。瑞典地狭，一文化视角或圈子，足以占绝对之话语权，“论坛”即此视角之代表，文学院士亦具不容置疑之权威。
然则，何以高雅文学之象征——瑞典文学院，历岁漫长，竟未觉（或暗中庇护）性侵之事？
古斯塔夫松以大量篇幅述文学院之发展，及瑞典文化之历史。彼发现，上世纪八十年代，瑞典文化人历七十年代之理想主义后，厌自然淳朴之风，嬉皮士之花插发间，为昂贵之鞋、精英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所替。《卫报》亦言，文学院代表“T·S·艾略特式”之文化，男性化而无耻。此于阿尔诺常去之餐厅可见——贵客皆有专属酒杯，杯号越小，声誉越高，阿尔诺以三号杯饮红酒。精英主义之另一表现，乃对艺术之绝对信仰，及道德之鄙夷。有受阿尔诺性骚扰之女回忆，彼辈“世故”，且“理论上为黑暗所吸引”。此氛围下，丑闻报道非但不损其威，反助其神话；若有人指责其性骚扰或出轨，即以“艺术自由”之名，斥对方为道德家与庸人。九十年代，已有《文化精英中之性恐怖》一文欲揭阿尔诺，反生反效——阿尔诺未被捕，反更肆无忌惮。
若艺术之“崇高”与“神秘”为暴力之掩护，则文学院即为崇高之象征。于成员与外界眼中，近乎宗教团体，无需外界审查，又掌国内知识分子之命脉——每年，该机构赐瑞典作家约一千四百万克朗之奖金，于日益狭隘之瑞典文坛，无异于救命稻草。此极度不透明，终显于诺奖之选：每年二月，院士审约二百提名之作，五月前列入围名单，夏则细研有望获奖之五位作家。院士须守终身保密之约，个人或团体无法申请诺奖，仅能单方面授予。未获诺奖之作家，亦无从知原因。古斯塔夫松言，近年反性侵运动先发于文化界，不足为奇。盖因，无有比创造独特艺术之才，更能庇护暴徒者。虽阿尔诺无甚才，然与才华横溢之卡塔琳娜联姻，亦足以受庇护。
受害者耶？抑或共谋耶？
文化界之他特征，亦庇护阿尔诺。古斯塔夫松言，别处地位可衡，文化界之等级制则非正式，亦不可言。地位非名片上之头衔，乃人脉与口碑所现。“如此世界，能描绘可信之游戏规则者，即可大行其道。”阿尔诺即此描绘规则者，未上大学而伪学术精英，谎称领导“五月风暴”革命，然从未见于相关著作。然无人疑其出身，皆欲以其为壳，填充内容，满足自我投射。阿尔诺遂成文化界虚荣之象征。
受侵害之女中，有化名米拉之艺术家，以为人崇拜阿尔诺，非因其有深刻之思，乃因其“懂应对生活”。阿尔诺梳时尚黑马尾辫，熟知社交法则，代表其向往之残酷生存智慧。阿尔诺亦以此对女子下手，易识初入文坛、有野心而脆弱之女。如米拉，先被阿尔诺吸引，自愿与之交好，后发现其性行为粗暴，亦觉落入其掌控。然讽刺者，阿尔诺实无才——受害女言，阿尔诺欲加入知识分子对话，却跟不上深入之文学讨论，与有才之女上床，乃其接近艺术之道。
此女因自尊或认知，难认自己为“性侵/强奸之受害者”，或视自己为共谋。常言：“吾亦非无辜。”化名约翰娜之女在证词中坚称，阿尔诺未伤己，视粗暴之性行为为入文学圈之“入会仪式”，有趣、令人兴奋之写作素材，可带回家再编织。古斯塔夫松探讨“如何谈自己遭性侵”之事。彼发现，古代戏剧与《旧约》中，男子之战斗皆得准确描绘，相较之下，性暴力仅于字里行间一闪而过。对于如此普遍且重要之经历，女子仅有“强奸”之叙述方式，不愿用此词，亦无法对“强奸”产生认同。古斯塔夫松以为，此限人们对广义之性骚扰或性虐待进行有效讨论，致女子对未造成创伤之犯罪保持沉默。然“此等事本应有意义，使汝了解自己，朝新方向前进。”
故古斯塔夫松于书中完整呈受害女之口述证词，亦亲访阿尔诺于法国之出生地，梳理其生平及与身边人之关系，以保事件之复杂性。戊戌年，彼与《每日新闻报》编辑议报道文章如何呈现时，敏锐觉此报道须更具体，封面绝不能为“马赛克人脸或通往未知地下室之楼梯”之陈词滥调。若文章无说服力，亦将沦为阿尔诺神话之一部分。实则，此事仍不断发生。如庚子年韩国N号房事件之核心人物“博士”被捕时，自称“恶魔”，令媒体与警方不适，仿佛成传奇，大减事件之严肃性。欣慰者，古斯塔夫松实现目标——与阿尔诺、地下室“论坛”、文学院及其中谜团相比，其报道具与之抗衡之强度，未落入平庸，亦引发后续连锁反应：文学院不再为崇高魔力所裹，始以改革措施提高透明度；当年院士愤而辞职后，亦遴选新成员。
然诺奖丑闻及至今层出不穷、不断升级之大规模性侵事件，亦使吾辈意识到，对抗性侵之徒，吾辈之语言、意识与武器虽有进步，犹远远不够。对抗性暴力，非易事，任重而道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