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章 接收（二）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对战时敌伪产业的接收和管理问题。敌伪产业是日本侵略者及伪政权在其统治期间通过掠夺、侵占等非法手段获取的大量资产，涉及金融、工业、商业、房地产等多个领域。国民政府行政院在上海成立了敌伪产业处理局，其主要目的在于对这些敌伪产业进行统一接收和处理，以终止此前在接收过程中存在的政出多门、胡乱接收的乱象。
由于处理局成立时间较晚，在此之前各系统已自行开展了接收工作。许多敌伪产业在早期的混乱接收中被一些单位或个人非法占有，这些资产已被转移、变卖或使用，处理局难以有效追回。同时，在早期的接收过程中，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和规范，许多资产的账册未能得到妥善保管，甚至出现丢失情况。这使得处理局在后续的接收和处理工作中，无法准确掌握资产的真实情况，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和复杂性。例如，一些工厂的设备和原材料在早期被随意搬走，处理局无法根据账册进行清查和追讨，导致部分资产的流失。
处理局在接收工作中与各机关，特别是有实权的军政部门存在矛盾和冲突。军政部门在抗战胜利后掌握着大量资源和权力，在早期的接收工作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一些重要的敌伪产业进行优先接收和占有，而不考虑处理局的统一安排。处理局在协调与军政部门的关系时面临极大困难，军政部门可能对处理局的工作不配合，甚至抵制其管理和监督。例如，在一些地区，军政部门拒绝向处理局提供接收资产的详细信息，导致处理局无法对这些资产进行有效管理和处理。
在接收敌伪房产初期，上海市内情况十分混乱。上海市内共有8500多幢敌伪房产，接收之初，其中有5000多幢被各单位以各种名义强占。这些单位无视规定，凭借不正当理由将大量敌伪房产据为己有，严重扰乱了正常的接收秩序。而奉令先期到达上海的军统各支队伍自然抢占接收了大量日伪资产，包括日伪政治保卫局的财产、房屋和监狱，日本海军上海俱乐部、日本东方渔业公司财产、渔船等，日本人的东方经济研究所的图书馆，以及德国人开办的宝隆医院。此外还接管了十几个仓库，里面包括粮食、武器弹药、工业原料等，都成为了军统局的财产。许多汉奸的房屋、财产以及金银、美元也被大大小小的特务接收。一些人为了敛财，不择手段，甚至盗卖仓库中的物资，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给私人，换取现金。对于汉奸的金银、美元等，特务们更是直接据为己有，不向上级汇报。他们通过种种手段，将原本应上缴或统一管理的日伪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
敌伪产业处理局对军统，特别是林枫领导的稽查处已经接收到的资产也无可奈何。陈华安在吴淞口、复兴岛接收的敌伪资产以及十六铺查封的仓库，此时也无人敢于过问。因为行政院长宋子文与戴局长相交甚密，私下已达成协议，对军统已接收的资产，一律不予过问。
周佛海在担任接收总指挥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敛财。他个人接收了16幢房产，同时还有金条95根、法币6500多万元，另外还有数量不少的金银首饰、古玩、名画以及家具等贵重物品。这些财产都是他在接收过程中非法获取的。后来，周佛海为了保命，将自己接收的这些房产、金条、法币以及其他贵重物品都交给了军统局。然而，这些原本应被妥善处理、合理支配的资产，最终却未能得到公正处置。大大小小的官员纷纷上下其手，这些东西大部分最后都落入了大小官员的私囊。
10月中旬，宋子文也抵达上海，准备接手金融界。
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经济处于复杂且混乱的局面。长期的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受重创，金融秩序紊乱，百废待兴。此时，上海作为中国重要的经济金融中心，战略地位尤为关键。宋子文凭借其特殊身份及与国民政府高层的紧密关系，肩负起接管上海金融界的重任并抵达上海。一方面，利用其在政府中的政治资源，借助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权力，不动声色地对金融机构进行改组与整顿。对各大银行的人事安排进行调整，安插亲信担任关键职位，从而掌控银行的决策方向。在接收敌伪金融资产时，宋家凭借内部消息与政治影响力，暗中主导资产分配，将大量优质资产纳入囊中，进一步扩充自身在金融界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打着恢复金融秩序、促进经济复兴的旗号，开展一些看似为公众利益的举措，通过利益平衡的方式，将各方反对声音降到最低，在悄无声息中完成了对金融界的接管，且获得了比其他竞争者更大的利益份额。
与此同时，上海的民生状况急剧恶化。市民手中的伪币兑换法币比例极低，达到200:1，导致财富大幅缩水。对于一些原本就处于经济边缘的家庭来说，这种财富的急剧缩水成为了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许多小商户，他们的生意往来大多使用伪币进行交易，手中积累的伪币在兑换法币时大幅贬值，根本无法维持店铺的运营，很快店铺就面临倒闭。这些家庭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不得不陷入贫困。同时，一些依靠微薄积蓄生活的老人，他们手中的伪币资产在兑换后变得微不足道，无法满足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也沦为贫困家庭。
此外，食品价格不断上涨。一个普通家庭原本每月购买大米需花费500元伪币，兑换后仅剩2.5元法币，根本无法购得足够的大米。许多家庭不得不减少食物摄入量，降低食物质量，以野菜、粗粮甚至过期食品充饥。一些贫困家庭甚至数日难饱一顿，温饱问题成为他们每日面临的最大难题。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陷入此种困境，上海贫困家庭数量急剧上升。街头乞讨者日益增多，他们为生存四处奔波，整个城市的民生状况急剧恶化。
工厂停工现象极为普遍。战争破坏、原材料短缺、通货膨胀及国民党政府不合理的经济政策等多重因素交织，导致众多工厂难以为继。大型纺织厂、机械厂等，原本机器轰鸣、工人忙碌，此时纷纷关停。以纺织业为例，棉花等原材料供应不足，运输受阻，法币贬值导致生产成本大幅上升，而产品售价难以同步跟上成本涨幅，工厂利润微薄甚至亏损，最终不得不停产。工厂停工直接导致失业人口激增。大量产业工人一夜之间失去工作，不仅失去经济来源，家庭亦陷入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社会不稳定。
一些官员利用职权，在物资分配环节，将本应公平分配给民众和企业的稀缺物资，如粮食、燃料等，私自截留或高价转卖给特定利益群体。他们与不法商人勾结，将救济粮低价收购后，再以数倍高价卖给急需的市民，从中获取巨额差价。在金融领域，他们通过操纵金融市场，利用汇率、利率等手段谋取暴利，造成金融秩序极度混乱。
国民党官员贪污受贿之风盛行，他们凭借职权大肆谋取私利。在物资分配过程中肆意妄为，与供应商勾结，收受回扣。负责采购粮食的官员要求供应商提高粮价，从差价中获取贿赂，导致国家采购成本大幅增加，质量却难以保证。他们将本应公平分配的稀缺物资私自截留，囤积待机高价转卖。以燃料为例，当时燃料供应紧张，国民党官员却大量截留，高价卖给特定企业或个人，这些利益群体再以更高价格转卖，加剧市场混乱和民众生活困难。
一些官员与不法商人勾结，将救济粮变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救济粮本是政府用于救助受灾民众或贫困人群的公益物资，但他们却利用此机会渔利。官员通过行政命令压低救济粮收购价格，不法商人低价获取后囤积，待市场紧张时高价卖出，市民为生存不得不高价购买，生活愈发艰难，而官员与商人则从中获取巨额利润。
国民党官员通过操纵金融市场，利用汇率、利率等手段谋取暴利。在政府调整汇率前，官员提前透露消息给勾结的金融机构或个人，他们低价买入外汇，调整后高价卖出，获取巨额利润。在利率方面，官员干预银行政策，要求降低对特定企业或个人的贷款利率，这些企业或个人以低利率获取贷款后投入高收益项目，获取高额利润，而银行则面临收益减少和贷款风险增加的问题。
国民党官员的操纵行为导致金融秩序极度混乱，最终金融市场陷入混乱，物价飞涨，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面对如此局面，稽查局无能为力，他们无权过问这些事。陈华安看守的关卡，遇到各机关、系统装满物资的船只亦无权检查、过问。有时明知是转移资产，也只能听之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