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刺杀傅筱庵
在国民政府下达的“锄奸令”上，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名列前茅，堪称级别最高、影响最巨的汉奸之一。傅筱庵，又名宗耀，浙江镇海人，早在1927年国内局势动荡之际，便已显露其投机本性。他曾秘密求助日本大使馆，乞求日方派遣武装卫队，护送他登轮北上，逃往大连日租界躲避风头，自此沦为日本人麾下忠实的棋子。
数年之后，傅筱庵重返上海。他凭借手段改组中国通商银行，逐步掌控上海金融命脉，又借银行之便广结权贵、吸纳存款，最终攀上上海商会会长之位。在日本人的大力保荐下，他顺利出任汪伪政权“上海特别市”市长，彻底踏上叛国之路。
就任伪市长之后，傅筱庵更是变本加厉，不仅公然插手租界事务，更与极司菲尔路76号特工总部勾结，指认并逮捕潜伏其中的军统特工戴星炳与吴赓恕，致二人惨遭杀害。为躲避军统不断而来的暗杀威胁，他将居所迁至虹口公园旁的斯高塔路（今山阴路）。虹口一带乃日军驻沪大本营，海军陆战队总部亦设于此，傅宅周边日警密布，戒备森严。此外，他还在家中加派数十名警卫，日夜巡逻，外出则乘坐数辆同款防弹轿车，随身跟从二十余名外籍保镖，几乎无隙可乘。军统方面数次组织刺杀，皆未成功，反倒损兵折将，付出惨痛代价。
1940年9月，军统上海站下令“林枫小组”对傅筱庵实施严密监视。组长林枫随即派出组员陈华安等人，日夜蹲守于傅筱庵位于斯高塔路的公馆及伪市政府周边。陈华安化装成黄包车夫，日日徘徊在傅宅外，不久便注意到一名中年男仆，每日十点左右出门采买，其人有一显著特点——好酒。他总在买完菜后，拐进附近某家小酒馆，独酌两杯，方慢悠悠返回傅宅。陈华安迅速将这一情报上报林枫。
三日之后，一家名为“来福酒家”的堂吃酒铺，悄然在傅宅对面开张。掌柜杜茂，实为军统特工，开这酒铺不为营利，只为近距离观察那名仆人的出入规律，并制造接触之机。上海人素有“堂吃酒”的习惯，这小店位置便利，杜茂又刻意经营，没过几天，便与那中年人搭上了话。杜茂处处迎合，投其所好，时而赠酒添菜，一来二去，脾气相投就熟络了起来，最后干脆结拜为了兄弟。既然成为了兄弟，那自然无话不说，无话不谈。中年人对杜茂毫无戒备，甚至主动透露身世：他名叫朱升源，又名朱升，原籍浙江镇江，自十多岁起随父在傅家帮厨，因老实本分、忠心耿耿，被傅筱庵视为“两代义仆”，极为信任。
朱升时年四十有余，尚未成家，平生最大嗜好便是杯中物。杜茂见时机成熟，便安排军统女特工蕊娣登场。蕊娣姿容秀丽，言语温柔，不久便与朱升“偶然相识”，进而情愫暗生。在美色与柔情交织的罗网中，朱升渐渐不能自拔。蕊娣不时在他耳边低语，晓以民族大义，又暗示傅筱庵乃是大汉奸，朱升若继续跟随，便是“小汉奸”，她绝不愿与汉奸为伍，更盼能与朱升携手远走，共度余生。她进而提出：若朱升愿动手除去傅筱庵，不仅能赢得美人芳心，还可获得五万大洋赏金，足够二人隐姓埋名，另辟新生。在情感、金钱与理想的交织冲击下，朱升终于动摇。
1940年10月11日凌晨三时许，傅筱庵参加完日本人的晚宴，醉意醺醺地返回寓所。朱升依惯例端上银耳汤送入卧室，见傅已酣睡不醒，遂悄然掩门，自怀中抽出预藏之尖刀，朝其头颈部连砍三刀。六十八岁的傅筱庵当场气绝，血染锦褥。朱升从容撤离，与等候在外的蕊娣会合，随后在军统接应下，经嘉兴辗转潜往重庆。
傅筱庵被刺消息一经传开，震动整个上海滩。76号特工总部闻讯大怒，李士群在与丁默邨共进早餐时掀桌咆哮，立即下令封锁各码头、严查法租界，誓要揪出“叛仆”。随后七十二小时内，上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日伪军警在十六铺码头设卡盘查，黄包车亦须掀篷检视；霞飞路上多家茶馆遭特务捣毁，有店主因涉嫌“包庇”而被捕。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在日记中写下：“五时为电话惊醒，士群报告上海市长为其跟随十余年之仆从用刀刺死。人心难测，为之寒心…”
这一刀，不仅终结了一个叛国者的性命，更如一道阴影，笼罩在所有沦陷区的汪伪官员心头，令他们寝食难安，再难安享由背叛换来的荣华。
随着军统“锄奸队”在上海频频出击，狙杀汉奸后即退入租界隐匿，日伪方面搜捕难度日益加大。这一局面促使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于《适应世界形势演变处理时局纲要》中明确将“引导中国方面逐步收回租界”列为对华战略核心，其中区分两类手段：对英国控制之租界以“实力收回”，即以军事手段直接占领；而对法国等国租界，则采取“友好方式”，逐步移交汪伪政权接管。与此同时，日方加紧敦促76号特工总部及日本宪兵队，加大对抗日人士的搜捕力度，全面剪除军统在沪势力。
1940年12月16日，上海笼罩在冬日的肃杀之中。军统苏州站站长顾伟、上海行动组组长朱鸣春与情报二组组长陈蕉桐，在一次秘密接头中遭汪伪特工伏击，三人同时被捕，旋即被押送至极司菲尔路76号——那座令上海人闻之色变的魔窟。
顾伟等人被捕，对军统在沪苏两地布建多年的情报网络造成毁灭性打击。三人皆为军统核心骨干，掌握大量地下工作人员名单、联络点及密电码本。消息传回军统内部，顿时引发震荡。多条情报线被迫中断，数名潜伏人员因身份暴露或紧急撤离，或不幸被捕。重庆方面急电上海站：立即启动应急机制，转移未暴露人员，调整通讯体系，全力止损。
在76号刑讯室内，三人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命运。朱鸣春与陈蕉桐因曾在汪伪体制内任职，被视为“叛而复返”，汉奸头目李士群尤为震怒，下令将二人迅速处决，以儆效尤。而顾伟虽身受酷刑，电击、鞭打、水牢轮番加身，却始终未曾吐露半字。血肉模糊之间，他以沉默守护着最后一道情报防线。
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军统在敌后活动中的脆弱环节，也深刻改变了上海沦陷区的地下斗争生态。抗日力量被迫转入更深层的潜伏，情报传递更为隐秘，人员联系更为谨慎。而汪伪与重庆国民政府之间的暗战，也由此进入更为残酷、更为诡谲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