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布伦丹·芙洛瑞斯
一九四四年四月，蒙托邦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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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丹一直在等待，希望有人能把他引荐给该地区的负责人。不过那些抵抗运动的成员每天都能找到一个新借口：有了新的军事任务，部队要尽量减少行动；敌人有了新动作，不要冒不必要的风险；负责人很忙；还有别的联络专员正在同他接洽；等等。
还在伦敦的时候，布伦丹就见识过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沟通有多么不畅。一方刚发布一个指令，另一方通常就会发布一个相反的指令。想要搞清楚双方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是到底该服从哪一方，难度不亚于解一个缠到一起的线团。他的任务比之前想象得要更复杂。有一天晚上，法国人带他去看了一箱子冲锋枪；另一天晚上，他们又跟他介绍了两个游击队员和三个农民，这五个人要分享两支步枪。不知道还要多久，他才能完成长官们交代的任务，盘点清楚法国人的武器装备，他也不知道，自己耗在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两个星期过去了，他的军需盘点地图上也只标示了三个可怜的叉号。恐怕其中只有一个是对应着真正的装备储备点的，那就是他一直藏身的地方。房子的底下有一个地窖，后面藏着一条地道，里面埋着不少武器。
只有和内斯比特父女在一起的时候，他才能觉得好一点。加里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个充满活力的人，但他的女儿从来都一言不发。互相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布伦丹和加里变得亲密无间，经常拿出整个下午来讲述彼此的过去，还有在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未来。加里是很乐观的，这倒也不是因为他坚信联军终将胜利，而是为了鼓励自己的女儿。每天晚上，伦敦方向传来的电波都会向他们报送关于即将展开的登陆行动的消息。和平一定会来的，加里经常重复这句话。
但是，在他们两个人中间，布伦丹才是更早袒露心扉的那一个。他向加里提起了他的家人，说到他是怎么违反父母的意愿参军入伍的。他离开美国之前甚至没能向家人告别。
有一天，布伦丹试着想跟莫莉说话，但莫莉仍然坐在椅子上读书，一言不发。加里偷偷给他做了个手势，邀请他到外面去抽根烟。布伦丹和他走出了小屋，坐到一个树桩上，他们总是在这里碰面。
“莫莉不是针对你的。她跟谁都不开口。我想跟你解释下原因，倒不是说我有这个义务，而是要是我一直不跟别人说说的话，我也肯定会疯的。我们的证件是假的，我可是为此花了一大笔钱。村里没人知道我们是犹太人。他们都以为我们只是两个离开了里昂的城里人。我们一向很低调，看起来和我们的邻居也没什么不同。我一直告诉莫莉，想要在大家面前隐藏身份，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暴露在所有人的目光中。原来的时候，抵抗运动的人经常会去捣毁邮局，或者是扒掉火车的铁轨。有一天，有一队由两辆装甲车护送的德国兵从我们村庄附近的路上经过，结果路已经被捣毁了。恰好有另一队游击队员同时发动了攻击，杀死了所有的德国兵。这两支队伍并不是协同行动的，只是凑巧了而已。不过德军的军官就立刻决定要展开血腥的报复。第二天德国人就动手了，一群党卫队队员伙同一些民兵一起杀到村里。他们逮捕了路上的行人，把其中的一些殴打致死，又把另一些吊死了。我的妻子正好去旁边的农场买鸡蛋，也被抓住了。他们把她和另外十个人一起吊死在了电线杆上。我和莫莉只好躲在家里。党卫军撤走之后，民兵允许我们取回了尸体。这些垃圾甚至还帮我们把他们从电线上解了下来。我们埋葬了莫莉的母亲。抵抗运动的人害怕德国人还会再来，所以第二天凌晨，他们就把我们一起带走了，我们就藏到这里来了。”
加里整个人都在抖。
“跟我讲讲巴尔的摩吧，”他点燃了一根烟，“我没去过那儿。三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经常去纽约，莫莉特别喜欢帝国大厦，她三岁的时候我们还参加过这座大厦的落成典礼呢。”
“真的吗？”布伦丹感叹道，“大厦落成那天我和父母也去了。当时我只有十岁，我们说不定还遇到了。不过你们怎么会去纽约？你是做地产生意的吗？”
“不是，我是个艺术品中间商，或者说我曾经是。我的客户包括那些美国最有名的收藏家，他们大部分都住在纽约。”加里骄傲地说，“一九二九年的危机的确影响了我的生意，但我的运气还不错，芬得利、威登斯坦，还有皮尔斯画廊，还是会从我手里买货。我最后一次去美国是在一九三七年夏天，把一副莫奈的画卖给了斯普拉德林先生。威登斯坦画廊是那次交易的中间商，我还花了一大笔钱，从他们那买了一幅霍珀的画。画上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她正透过窗子往外看。她长得几乎和莫莉一模一样。所以从买到它的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永远也不会卖掉它。等到合适的时候，我就把它送给女儿，女儿还可以传给下一代儿孙。它会永远和我的家族在一起的，这幅霍珀的画是我永恒的资产。你不知道，在我把它带回法国的时候，我有多高兴。我真是个笨蛋，要是我能早点预料到现在的话，我们就一起留在纽约了。”
“所以你是个有钱的商人？”
“应该说原来是。”
“你的画都去哪里了？战争开始之后，你还留着它们吗？”
“这些事我们之后再说吧。莫莉不能一个人待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