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十五节 申请里的改革温度
东海市融媒体中心外梧桐树的叶子在八月的烈阳里摇曳着，仿佛想要挣脱这热浪滚滚的空间。能躲在空调下的人们尽量不出门，不得不外出的，为了避开这如辣椒水般热辣辣的日光，会把自己打包成大礼盒一般，只留出两只眼睛和一张嘴，远远看着，像是科幻片里的外星人。
“付常务，这是今早收到的最后一份申请。”郑锋抱着厚厚的文件夹走进办公室时，付守栋正对着窗外的梧桐出神。文件夹里的三十份项目组申请方案按部门分类，边角被手指捻得发卷。
“管委会委员们都通知了？”付守栋接过文件夹，指尖在组成人员一栏顿了顿。管理委员会新增了八个人，其中，靳珊是他在融媒体改革前就熟悉——原报社的深度报道主编，曾写出《老街拆迁记》这样轰动全市的稿件；胡文可则是出了名的“笔杆子”，在报社时曾在省报发过三十万字的系列报道；雷建军自不必提，是海韵集团公司代表；杨洲和陈雨薇是年轻骨干，高格、单东、葛小明则是职工票选出来的代表，据说单东在新媒体部能一个人撑起三个公众号的更新。
东海市融媒体在两个月前完成了内部机构调整，将“三纵三横”的管理架构搭建了起来。员工们热情很高。
郑锋递过茶水，“付常务，今早的会议室都布置好了，周副主任说可以提前半小时让大家到位，先熟悉下申请材料。”
中心管委会的各位领导也都收到了项目组建申请的申报件，像《东海福船》《问政二十分》《东海方言说》《一条鱼的故事》等等。
九点整的会议室里，阳光透过百叶窗在红木桌上切出明暗交错的条纹。十五位委员面前都摊着《东海福船》的申请件，纸页上印着项目组的设想：“拍摄 20集历史纪录片，每集 25分钟，追溯战国至当代的福船技艺传承”。
付守栋说道：“大家先各自了解一下拿手上的申请内容，我们一会儿就一项一项来吧。”
“我先说两句。”周佳慧拿起申请件，指甲在“25分钟”几个字上轻轻敲着。她今天穿了件浅蓝色西装，头发利落地挽成髻，露出的耳垂上坠着小巧的珍珠耳钉——这是她参加重大会议的标配。
“福船技艺是咱东海的根，拍纪录片是好事。但诸位想想，现在谁还会守着电视看 25分钟的历史片？”她抬眼看向马长波，“上次台里播的《渔港往事》，收视率还没短视频平台上一段村民摘荔枝的花絮高。”
马长波摸了摸保温杯，蹙眉道：“周副这话在理，但也不能光看时长。小秦他们仨是专题部的老人，上次拍《海上旦民》，把讨小海的渔民拍得跟诗里走出来的一样，那镜头语言，还是能体现专业水准的。”他翻到团队介绍页，“你看，小秦会用无人机拍全景，小李擅长微距，小吴的后期能把老照片做成动态影像——这三人组，拍纪录片绰绰有余。”
唐杰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落在“文稿”一栏：“我补充个细节。这类历史题材，文字比镜头更重要。战国时期的造船工艺、明清的福船贸易、现在的非遗传承，这些得有扎实的史料支撑，光靠一个编导和两个摄像不够。建议加个专门写文稿的编辑，最好是像靳珊这样懂考据的。”
靳珊闻言微笑道：“上次我写《古港档案》，光查地方志就跑了三趟档案馆，有些老手艺的术语，弄错一个字就可能闹笑话。”
吕雕一直没说话，这时忽然开口：“你们看这个。”他手指点了点关于讲述福船制造技术的段落，“拍福船的榫卯结构、渔民凿木的细节，用‘微狗’拍可能会比单反摄像拍得清楚。再配上人工布光，连木头的年轮都能拍出故事感。”
讨论声渐渐停了，所有人的目光落在杨洲身上。他面前的申请单上画满了红线，“20集”被改成“12集”，“25分钟”旁写着“5-6分钟”，页边空白处还画了个简单的分镜：动漫小人凿船、主持人蹲在船坞里提问、传承人举着工具笑。
“各位领导，”杨洲的指尖点在分镜上，“我去年采访过福船非遗传承人林老爷子，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年轻时造渔船，船底要嵌三块‘龙骨木’，说是‘镇船魂’。这话要是放纪录片里，可能得讲十分钟的民俗渊源，但做成短视频，老爷子敲着木头说‘这船啊，得有骨头’，配上凿木的声儿，三十秒就够了。”
他抬头时，眼里闪着光：“小秦他们几个我熟，拍专题片时总爱加些‘闲笔’——比如拍造船，会顺手拍渔民中午啃的玉米饼，说‘这饼子蘸鱼汤，比城里大餐香’。这些‘闲笔’，恰恰是短视频最缺的烟火气。”
“所以我的建议是，”杨洲清了清嗓子，“集数可以减到 12集，每集 5分钟，每集就抓两个点：一个历史知识点，用动漫或老照片快速带过；一个现场互动，让主持人跟传承人唠家常，比如‘这木头得晒几年才能用’‘年轻时造一艘船要多少人’。最后留个钩子，比如‘下集看林老爷子怎么给船“点睛”’，勾着观众追更，把大家的好奇心引起来。”
高格闻言笑了：“杨主任这招够灵。上次我省台的朋友刷到个修古建筑的短视频，就因为最后留了句‘明天看我拆百年木门’，愣是守着手机等了一天。”
陈雨薇捏着笔的手紧了紧，忽然小声说：“我……我有个想法。”她见大家都看过来，脸颊微红，“要是用手机竖屏拍呢？我上次在老街拍手艺人，竖屏镜头里，老人的手和工具占满整个屏幕，好多人评论说‘像站在跟前看’。小秦他们用手机拍，不用扛大机器，跟传承人聊天也自在，说不定更出效果。”
杨洲立刻接话：“我觉得雨薇提的想法不错，本来我们的节目主要是通过视频来呈现，视频的表达方式是丰富的，不妨尝试一下用手机竖屏录制，竖屏适合拍细节，也符合手机观看习惯。比如老爷子刨木头时木屑飞起来的样子，手机贴得近，观众能看得清他手上的老茧。而且手机剪辑方便，拍完当场就能剪条 30秒的花絮发出去，预热效果肯定好。”
付守栋一直没说话，这时忽然把茶杯往桌上一放，茶盖碰撞的声音让会议室静了下来：“就这么定了。《东海福船》项目组成立，杨洲做指导，让小秦他们按短视频思路改方案，重点写清楚每集的两个知识点、互动设计和预算。”
众人都点了点头。
轮到《问政二十分》时，大家的观点就有了大分歧。这个项目组三人都是原来电视台新闻部的，最早，市台就有一档政务栏目，开始的时候社会监督作用蛮大，但是这种新闻舆论监督有时也会导致相关的政府部门处于不利的舆论风口。后来慢慢地，这个栏目就成了“喜鹊”栏目，只报好的，只挑有利于政府的内容进行报道。可想而知，这个栏目没坚持多久就自然消失了。
现在，对于这个问政栏目，付守栋心里也很纠结——做吧，得罪领导。不做吧，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无法体现。付守栋蹙眉听着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一边在思考着。
“我有反对意见。”唐杰的声音打破了争论后的短暂沉默。他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后的眼睛里满是疲惫，“报社五年前的事我还记得。当时我们报道过一篇这类场景。当时，报道市场监督局管理不力的那位记者，后来被调去档案室，栏目组解散，社长还在会上作检讨。现在咱刚调整完机构，正是稳住阵脚的时候，犯不着碰这烫手山芋。”
吕雕跟着点头：“唐主任说得对。现在的记者年轻气盛，万一拍到哪个领导的‘痛处’，人家一个电话打到宣传部，咱谁扛得住？我看啊，这栏目就是个‘马蜂窝’，捅不得。”
马长波“咚”地放下保温杯：“我有不同意见！咱是媒体，不做监督做啥？当年的广播电视台，就靠《百姓热线》帮助了不少弱势群体，有一回帮一位老人要回了被克扣的养老金，那大爷提着鸡蛋来谢我，说‘你们是百姓的喉舌’。现在自媒体天天曝这曝那，咱主流媒体要是缩着，老百姓该信谁？”
“马副这话在理。”杨洲翻开自己的采访笔记，“去年有渔民反映渔港乱收费，自媒体拍了段模糊的视频，说是‘黑恶势力作祟’，结果引发恐慌。后来我们记者去查，发现是收费标准没公示清楚。要是咱早做监督报道，就不会闹成那样。”
周佳慧一直低头记录，这时忽然抬头：“我觉得可以折中。不一定叫‘问政’，可以叫‘民生观察’，先从小区物业、菜市场物价这些小事做起，慢慢积累经验。真要做政务监督，提前跟相关部门沟通，别搞突然袭击。”
“沟通？”唐杰苦笑了一声，“有次我跟住建局沟通‘烂尾楼’，人家说‘正在处理’，结果拖了半年没动静。你跟他客气，他当你好欺负。”
委员会中分成了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以唐杰、吕雕等为代表，认为问政栏目最好不要做，至少是现在不要做，因为单位现在还处在机构调整阶段，需要有一个稳定期。万一得罪了哪些领导，到时会给融媒体带来很多的压力，而且吕雕认为，即使这个问政栏目开通，审核领导的压力会相当大，万一记者愣头青捅了个“马蜂窝”，到时在座的几位可能都会被“螫”个满头包。
第二种观点以马长波、杨洲等为代表，认为可以做。马长波觉得，问政的社会监督性是主流媒体的一项权责，只要把关好报题，还是完全可行的。
第三种是中间派，认为也可以做，但是一定要选好话题，比如卫生方面、饮食方面这些民生类的社会问题是可以做的，周佳慧还建议，其实都不用专门成立问政类的栏目，平时的电视新闻也能承担这样的监督责任。
雷建军一直没说话，这时忽然说道：“付常务，要是报道帮企业解决了问题，那还好说，但是若曝光了黑心厂家，那企业还会不会给咱投广告？”
付守栋忍不住道：“你呀，满脑子业务，监督是责任，不是生意。真要拉广告，靠的是报道有公信力，老百姓信你，企业才敢找你。不能老冲着钱去嘛，这样后患无穷呀。”
雷建军挠着头笑了，会议室里的严肃气氛松了些。
付守栋磕了磕烟灰，烟灰缸里的烟蒂已经堆成了小山。他盯着申请报告上的“问政”二字，忽然笑了：“都别争了。这栏目要做，但不能叫《问政二十分》。”
众人都愣住了。
“叫《新闻眼》或是《媒体观察》之类的。”付守栋的指尖在桌上画着圈，“内容不局限于政务，家长里短、出行饮食、企业诚信，只要是老百姓关心的，都能监督。比如菜市场的秤准不准，小区的电梯安不安全，公交站台的凳子够不够——这些事小，但离老百姓近。”
付守栋吐出一缕烟气，语气沉了些：“审核要严，重大题材要四审：记者自审、部门初审、中心复审、委员会终审。”
顿了顿，他接着道：“我们的社会舆论监督是不能少的，这是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从大处讲，这也是我们做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必须要有的一项工作。对于这个申报的组成人员，虽然都是老记者了，但还是要提醒和关注的，”他朝周佳慧看去，后者点了点头，笔在记录本上刷刷的响起来。
“作为新闻管理者，对于风险的预判还是时刻要有。我刚有个新的想法，这个项目完全可以成立工作室与深度调查部一样，一个以电视报道为主，一个则是以纸媒为主，两个部室呢可以互相配合，资源互动起来，人员可以调配，工作室要指定一位干部来负责。”付守栋等周佳慧记完以上内容，接着道，“除了记者自己找的线索外，也要我们主动给线索题材，比如其他记者的新闻题材只要是涉及到社会监督类的都可以归入工作室，由工作室来负责，包括工分分配和记录等。”
杨洲这时插话道：“付常务，我觉得记者在做重大问题采访时，可能要有人身安全保障措施。因为，以前就有发生过记者被打，设备被损坏的事件发生。”
付守栋点了下头：“这个就要给工作室定个规矩，凡是重大题材都要在我们审核后，再制订详细采访计划，出访时要报备，之前购买的那套OA系统不是有手机APP程序嘛，可以启用里面的点对点跟踪功能，要让重大选题的每一次采访都能掌握到记者个人的动向。这也是对记者负责。”
三十项申报一个上午看来是议不完，余下了大半的项目申请准备下午再进行审议。毕竟，项目组的成立，除了需要调配人员，还要有相应的保障机制，其中也包括了配套的资金。
中午十二点的阳光直射在会议室的地板上，映出满地的烟蒂和空茶杯。郑锋数了数，一上午审议了 28份申请，通过的只有 5个：除了《东海福船》《新闻眼》，还有记录市井百态的《东海烟火》、教老年人用智能手机的《银发课堂》、推广本地美食的《舌尖海味》。
从上午审议的28份申请的情况看，其它通不过的或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或是方案不完整，思路不够清晰，被暂时搁置。其中有几份项目还是蛮有新意的，如方言栏目、百姓故事等，付守栋也肯定了这些提交申请的员工，这正是市融媒体机构调整以来，员工工作积极性的一种体现，说明改革的路子是对的，管理框架和工作机制的构建是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