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八章 盛衰
古时乱世中的避风港，可到天府之国寻找，同理，乱世中的教训，也可从成都的帝王之家溯因。
四面环山的成都平原，倚秦岭临云贵，接巫峡望青藏，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亦是乱世中的屏障。在五代十国的动荡中，有两个短命却璀璨的政权：前蜀与后蜀。二者前后双星般悬于钩沉史迹，诉说一域皇朝的雄心与宿命。两位开国皇帝之陵墓因人们开洞或锄地而面世，也因其陵墓独特在学界备受关注，一个唯一建于地上，一个独有穹顶构造。
前蜀高祖王建，出身草莽，曾以屠牛贩盐为生，因面相奇异被僧人点化从军，他护驾唐僖宗逃亡，于烽烟中崛起，终成西川霸主。907年，朱温篡唐，王建拒降称帝，以“大蜀”为国号，定都成都。他兴水利、劝农桑，使蜀中“斗米三钱”，百姓安居，其事见于《劝课弄桑诏》：“朕以猥眇，托于人上，爰念烝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于农桑之业。今国家渐宁，民用休息，其郡守县令，务在惠绥。无侵无扰，使我赤子乐于南亩，而有《豳风·七月》之咏焉。”然而其子王衍继位后，骄奢淫逸，终被后唐李存勖以七十日闪电战灭亡，前蜀仅存十八载。
后蜀高祖孟知祥，本为后唐重臣，因郭崇韬举荐入蜀平乱，他窥见中原动荡，趁后唐内乱吞并东川，于934年称帝，其子孟昶初时励精图治，晚年却沉溺花蕊夫人美色，纵容权臣，终在宋军压境时覆亡，后蜀国祚三十二年而亡。
两蜀政权犹如光轮的复刻，皆以蜀地为基，凭险割据，开国之君皆雄才大略，二代皆败于奢靡。王建与孟知祥，一为草莽枭雄，一为权谋宿将，却同样在蜀地织就短暂繁华，他们深谙蜀地优势，修栈道，固关隘，将汉中与秦州（今天水）纳入版图，试图以天险拒中原铁骑。然而，割据者的局限亦如出一辙，王建止步于“天府之王”，孟知祥困守“两川之帝”，均未借机图取，问鼎中原，终成浩荡洪流的孤柱。
但细微之处，命运似早有伏笔，王建善终，其永陵至今矗于成都，墓中二十四乐伎浮雕犹诉盛景。孟知祥在位仅七月病逝，其和陵深藏成都北部磨盘山，青石穹顶如草原帐篷，却因风雨侵蚀闭门谢客。二人结局的差异，恰似两蜀国运，前者以武立国，后者以谋续命，但终究难逃“蜀地无百年王朝”诅咒。
二十四伎乐手持的二十种二十三件乐器，可谓是片羽吉光，构成了一幅跨越地域与文明的交响盛景。
弦乐中，琵琶伎横琴于胸，弹挑的细节被精准刻画；竖箜篌伎盘腿正坐，竖抱于怀，双臂微抬，右手拇指与中指弹拨，神情专注；弹筝伎左腿承筝，双臂轻扬，眼目半闭，似沉醉于音律漩涡。
管乐中，两位觱篥伎各朝东西，挺胸吸气的瞬间和吹笛伎唇齿微启的休止之态，皆被定格为恒久之姿；吹笙伎曹衣出水，贴身褶皱如湿衣附体；吹篪伎头梳宝髻，宽大的衣袖搭在右膝上，右腿略抬高盘坐，双腮微鼓，两眼微闭，醉然而吹；吹叶伎右手执天然柚叶吹奏，左手暗备叶片，为整个乐队带来自然清新；吹排箫伎握萧近唇，手持双柄左右移动，双袖随韵飘动；吹贝伎将海螺斜倚唇边，脖颈微仰的弧度与螺身曲线共应。
打击乐中，羯鼓伎双杖交击有凌厉；鞉牢、鸡娄鼓伎合奏有奇巧，如同小孩玩耍的“拨浪鼓”，调皮生动；答腊鼓伎，盘膝端坐，左手拍击鼓面，右手握持鼓框，两手配合用手指弹鼓面发声；击拍板伎眼角含笑，梨涡浅现，表现节拍掌控者的从容，两位伎手持一左一右，妙趣相呼；和鼓伎若系腰鼓，斜放于腿上，双手轮番打击，配合正鼓演奏；正鼓伎将鼓身置于膝上，右手持杖敲击，左手翻腕曲指欲拍；齐鼓伎夹鼓于左腋下，持杖打鼓，轻松自在；毛员鼓伎左手持鼓，右拇指曲于掌心，四指并拢，扬手拍击鼓面，大袖飞扬；铜钹伎双手各执一面相互叩击而奏。
点数细观永陵广场上的二十二位雕像，怎么差了两位？起初以为雕刻摆放错了，而后方知还有两位舞伎。舞伎的刻画也精妙，两位发式相同，绾起双鬟髻，双鬟缠丝扎绸，戴耳饰，广袖如云卷，裙裾似浪涌，一者微抬左足，一者略举右腿，形成镜像对称舞姿，舞动间提袖折腰，柔美轻柔，多姿婀娜。
这哪是二十四伎乐啊！分明是髻乐霓裳美美合奏的天籁交响，是昌荣繁盛的宣鸣之音！
如此盛世，乐于其间，长长久久，是否寓意人文的荟萃和后续的危机呢？
若将视野投向整个五代十国，南唐后主李煜与后蜀孟昶皆以文采风流著称，但南唐踞长江之险，与中原王朝抗衡数十载；吴越钱氏以商贸富甲东南，纳土归宋得善终。反观两蜀，虽有“扬一益二”的富庶，却因封闭自守，沦为中原王朝统一进程中的绊脚石。后周世宗柴荣夺秦州四地，已敲响丧钟。赵匡胤“先南后北”之策，更将蜀地视为必取之仓廪。
蜀地的悲剧，在于其地理的悖论，险塞可守一时，却难阻大势。前代诸葛亮六出祁山尚知“以攻为守”，而王建、孟知祥却困于盆地视野，终龙圉于井底。相比之下，沙陀人李克用家族以山西为基，逐鹿中原，开创后唐、后晋、后汉三朝，虽亦短命，却真正左右了五代时局。
王建永陵，地宫深邃，棺床石刻十二力士筋肉虬结，似在托举一个未竟的帝国梦，二十四乐伎手持筚篥、琵琶，凝固的乐音中，犹见前蜀宫廷的夜宴笙歌，这座陵墓开放至今，游人如织，留获赞品。
而孟知祥的和陵，却是另一番光景。青石砌筑的穹顶仿若草原帐篷，力士浮雕已斑驳难辨，墓道壁画剥落成历史的残片。一九七一年发掘时，盗墓者早已洗劫一空，仅余谥册残卷与玉饰碎片，躺在四川博物院的展柜中沉默。如今墓园封闭，开放之日仍似无从期待。
两座陵墓的命运，恰似开国君主的印象，王建的狂放与孟知祥的谨慎，最终都化为黄土，但一个被后世追忆为“乱世英主”，一个却渐被遗忘，永陵的开放，是对草莽英雄的想象。和陵的封闭，则可能暗含一些微妙态度。
漫步成都街头，芙蓉花开依旧，孟昶手植的千年银杏仍在武侯祠投下荫蔽。前蜀与后蜀的往事，已渗入蜀地的根脉。王建的永陵成为公园，孩童在神道石像生旁嬉戏。孟知祥的和陵静卧城北，考古学家仍在争论其穹顶修建之因。王建子王衍以摩诃池为址造宣华苑，终日与狎客、妇人宴游在重光、太清、延昌、会真之殿及清和、迎仙之宫，甚至在宫中仿建市集，令宫女扮商贩，自己则站在“彩山”上俯瞰为乐。孟知祥子孟昶虽早年励精图治，而中年以后沉湎享乐，用七宝装饰溺器，官场腐败重现。两段历史，两种境遇，却共同诉说着一个理，地理可割据一方，人心却终向统一，荒淫误国，生息兴祚。
而今，当游客在永陵广场抚摸乐伎浮雕的衣纹，或再感其子王衍之荒，925年，后唐军队已入蜀地，王衍君臣竟在外地利州游玩，而后仓皇回都，见蜀军毫无抵御之力，纷纷投降，直到被围成都，王衍率百官请降，以求保全君臣，无奈在北上途中，行至秦川驿时，被后唐宦官所杀，以诸侯葬之，至今未见墓迹，空有王建殷殷之《诫子文》：
吾提三尺剑，化家为国，亲决庶狱，人无枉滥。恭俭畏慎，勤劳慈惠，无一事纵情，无一言伤物。故百官吏民爱朕如父母，敬朕如天地。汝襁褓富贵，不知创业之艰难。更汝之名，上应图谶，勿骄勿矜，勿盈勿忌，惟敬惟诫，惟谦惟和;内睦九族，外安百姓;赤心待群臣，恩信爱士卒。刑罚，人之命也，无狥爱憎;奸邪，国之贼也，无信馋搆。绝畋游之娱，察声色之祸。然后能保我社稷，君我民臣。吾蚤莫戒勗，恐汝遗忘。当置于几案，出入观省。
不到40年后，后蜀连遭同命，964年至965年，北宋大将王全斌仅用六十六天逼孟昶投降，被押汴梁，纵不是路途中被杀，却在抵达汴京后第七日，一命呜呼，客葬他乡。
与其以正史记录慨惋前蜀和后蜀相似的命运，不如从侧面关照其凄惨荒诞的归途，两朝均有赐名花蕊夫人的女性，若以女性一生侧观也不失一证，前蜀“花蕊夫人”徐淑妃为成都徐耕之女，与其姐同入王建后宫，初封淑妃，生前蜀后主王衍。王衍继位后，她尊为顺圣太后，与姐姐翊圣太妃共同执掌朝政，日导王衍游宴戏乐，甚至以“醉妆”巡游，王衍曾作《醉妆词》：“这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这边走，莫厌金杯酒。”宫女衣云霞、簪莲花冠，堪称“移动的宫廷剧场”，其结局令人叹惋，其在与子王衍北上途中被杀，其曾作《宫词》：法云寺里中元节，又是官家诞降辰。满殿香花争供养，内园先占得铺陈。读来宫廷奢华与日常细节展露无疑。
后蜀“花蕊夫人”徐慧妃（或费氏）出身青城徐国璋家，自幼聪颖，擅文墨，入宫后被后蜀二世孟昶封慧妃，赐号“花蕊”，她与孟昶合撰中国第一副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发起翰林图画院，编纂《花间集》，并推动成都遍植芙蓉，成就“蓉城”之名，其宫词被吴之振赞为“清新艳丽，足可夺王建（唐诗人）、张籍之席”。后蜀被灭后，她被掳入宋宫，却也因此诗获赵匡胤赏识，封贵妃，最终因权力斗争死于赵光义箭下，其生前曾作《述国亡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至今读来，字字皆是厄息之痛。
“家家锦绣香醪熟，处处笙歌乳燕飞”的蜀地富足繁荣，终成了“岁漕蜀物运逾万计”的蚕夺之惨象。
哎!盛衰岂无凭，兴亡谁人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