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真可贵

“这个句子为啥全错？（蒙脸）”同学小魏在群里用陈述和表情示以满脸无奈。

其发的图片上，写着一道小学语文题，考察的是照样子写一写，题干是“我看见喜鹊阿姨站在窝边，一会儿教喜鹊弟弟唱歌，一会儿教他们做游戏，一会儿教他们学自己发明的拼音字母。”

其儿答道：“一群小鱼在河水中玩耍，一会儿成三角形，一会儿成圆形，一会儿成方形。”

确实，九分的题被判了零分。

同学补充道：“我家上周去捞了蝌蚪，他（儿）说就是这样的。”

啊？看了三遍后，我倒是站在了小学生的一边，我十分能体会小孩子写这几个图形当时答题的心境，一定是想起自己在玩耍中探索和发现中看到的真实一幕，并觉得很有趣，方如此写出。

其他同学有回复道：“缺动词”“小学语文最初的是教会孩子正确的语序和表达方式，交给他怎么把自己想说的用正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现在的语文教学已经很宽容了，怎么答只要不出大错基本都都对。”

我却被老师红笔一挥的“-9”给顿住了，想着，并没有宽容啊，一分都没，此结果无疑会让小孩感到郁闷，批改给分实际上就是老师与孩子的对话，直接的结果其实蛮阻滞小孩的创造欲和积极性的。

我不想过多评判老师的改法和给的分值，不过从我后来阅读早期名作家写的文章来看，我倒觉得小孩的语言写得蛮平实和贴切，是一些名家倾其一生一直提倡和追求的写文风格。所以，如果是我改，我不至于给零分，可能如果我欲鼓励他的话，会给满分。因为他的回答代表了小学生年代眼中真实的世界，而写文章为稀缺和珍贵的特质就是真。童真童真，多好的真啊。

符不符合本题的规范另当别论，如果小孩能在老师给点分数中获得相应鼓励，其实比此题得不得分本身的意义更大，一道题不影响久远，抑制孩童本真想法和想象才影响久远。

我其实对一些出题者出的题持有保留意见，在小孩正当童真之时，却设置一些模板化答题方式，什么叫照例写一写？生活本身多姿多样，哪有那么多相似性，再者就以此题为例，并不是所有小孩都见过喜鹊，也不一定明白例句是何真切体验，照葫芦画瓢，触类旁通到小鱼，可能小孩更停留在自己对小鱼的记忆和想法上面，应大力鼓励小孩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想象去发挥。只要没有原则性大错误，都予以鼓励，并持续激发其想象，可能达到的教育效果更好。

一些作家的作品自成风格，文字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或许就是与他们少受到程式化的锻炼有关，高尔基小学三年级辍学，欧·亨利高中未毕业，鲁迅中专未毕业，沈从文小学毕业，巴金、陈忠实高中毕业，莫言小学五年级，残雪、余秀华未上过大学，等等，而那些成为作家的受过高学历的人，均是在逃离程式化表达，因为按程式化写作，多数人能写，不易形成自己的风格了，过度理论化或掉书袋的文章，可读性和普及性会大打折扣，兴许会造成味同嚼蜡、不忍卒读之感。

汪曾祺十分崇尚语言的简单与准确，不重修辞，不喜抒情和描绘，也不罗列过多典籍知识。他曾举例说，海明威的小说，他的语言就非常简单。句子很短，而每个句子的结构都是属于单句，没有那么复杂的句式结构。年轻的同志不要以为写文学作品就得把那个句子写得很长，跟普通人说话不一样，不要这样写，就是用普普通通的话，人人都能说的话。但是，要在平平常常的、人人都能说的，好似平淡的语言里边能够写出味儿。要是写出的都没味儿，都是平常简单的，没味儿，那就不行。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准确，就是把你对周围世界、对那个人的观察、感受，找到那个最合适的词儿表达出来。这种语言，有时候是所谓人人都能说的，但是别人没有这样写过的。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对本文开篇那个小孩的写法感到珍贵的原因，保持本真的人可能少了，而会用似曾相识的修辞之人很多，多却不珍贵。

某天整理书房时，偶然翻到二十年前的语文课本，泛黄的纸页间夹着张单元测验卷，在阅读理解题位置赫然批着红色问号。那道题要求分析《荷塘月色》中“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像是画在荷叶上”的妙处，我的答案写着“将树影比作水墨画，勾勒出月色的朦胧”，却被老师划去“勾勒”二字，旁边工整标注标准答案：“使用比喻手法，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月下柳影的形态”。

这个问号在纸页上盘踞了二十年，如今成为审视作业批改的例子。越来越多的语文课堂里，修辞手法沦为公式，词句按照模板仿写，文章结构变成几何，连情感都需要套用模板。某重点小学的教案本上，《静夜思》的教学目标明确写着：掌握“比喻一处，对仗两组，借景抒情手法”；某初中模拟试卷中，《孔乙己》的主题被规定为“批判封建科举制度”，有位学生写下“展现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被判错误。

标准化评测正在肢解语言的灵性和个体表达的特性，某地推出的“作文加分公式”手册中，记叙文必须包含“三个比喻+两处排比+一个引用”，议论文则需“正反论证+历史事例+名人名言”，这种量化思维甚至渗透到低年级，二年级语文练习出现这样的题目：“请用‘像’字造两个比喻句，每个句子加3分，超过两个不加分”。有个孩子写道“妹妹的脸像红苹果”“爸爸的鼾声像火车鸣笛”，又小心翼翼划掉第三个句子“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语言本应是流淌的活水，却在教育流程上被制成规格统一标准。某校《草原》课文拓展环节，教师布置作业：“找出5个描写草原的形容词，3个比喻句，2个拟人句”。而蒙古族某学生在周记里写下“草原的味道是阿妈挤的牛奶掺着露水”，却被批注“用词不准确”。这种精确化的语言驯化，正在消解汉语特有的模糊美。就像篆刻师傅只允许学徒临摹《说文解字》的笔画，却不在意感受刻刀在石面上游走的韵律。

BJ某校尝试的“无标准答案阅读课”眼前一亮。在共读《城南旧事》时，教师引导孩子们用颜色描绘记忆：有人把秀贞的故事染成靛蓝，有人把小偷的铜佛绘成暗金。没有修辞手法的拆解，只有内心的自在。上海某中学的作文课更有趣，教师将二十首古诗打乱重组，让学生拼接出新的意境，并进行创造创作。

真正的语言教育应如园林的借景艺术，推开一扇窗就能看见思维的层层院落。或许某天，语文试卷上会出现这样的题目：“请用三个矛盾的词语形容春天”，而考场里或许将绽放出“刺痛的温柔”“喧嚣的寂静”“腐烂的新生”这些答案。

教育研究者发现，过度结构化训练可能影响儿童的语言神经通路，长期接受标准化语文训练的学生，面对开放性题目时前额叶皮层激活区域明显小于自由阅读者，或许大脑也需要在语言的原野上漫步，而非沿着方程式轨道连跳。

某所乡村小学的实践或许能带来启示，教师带着学生在油菜花田里上《咏柳》，让孩子们用多种方言朗读“二月春风似剪刀”，回到教室后，有人用秸秆编织柳条，有人用算盘珠子摆出诗句的节奏，竟意外地让思维与想象产生了美妙的联姻。

站在十字路口，对于本身带有想象空间和审美体验的语文，我们或许需要重新看待“标准”，就像书法中的永字教学，笔画的规范从来不是要框定所有可能性，而是为万千变化提供支点。当语文课堂不再执着于在每篇文章、每道习题下填入符合标准的答案，当评卷老师更多倾心欣赏学生独特思维的精准时，或许可以培养出既具逻辑又富情趣的人才，这恰恰是如今十分稀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