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二十世纪下半叶奥地利生活的变迁
两大核心事实深刻改变了奥地利人在20世纪下半叶的生活世界——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与第一共和国时期不同，政治对手间的紧张关系显著缓和，武装冲突的激进色彩彻底消失。这种相互妥协与调和的过程，也催生了一种回避冲突的文化，许多问题被“扫到地毯下”。对纳粹主义的清算进程曲折，人们多将其视为外来事物，而第一共和国（1933/34至1938年）本土产生的问题长期被禁忌，至今仍影响深远。政治长期被排除在私人生活之外，直到1968年学运、1986年瓦尔德海姆事件和2000年自由党入阁，才将政治议题重新推入公众意识，也制造了新的社会裂痕。
战后重建的经济发展（奥地利版的“德国经济奇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惠及社会各阶层。工人的薪资与工作条件大幅改善，他们被纳入强大的工会、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等安全体系，过上了第一共和国时期不敢想象的物质生活——舒适的住房、私家车、远赴异国的假期等。以1997年为节点，过去十年间薪资上涨了66%，而物价仅上涨34%。私家车数量从1950年的5.1万辆激增至1997年的378.3万辆，成为生活水平提升的直观标尺。农业机械化与巨额补贴让农民的境况优于世纪上半叶，他们（虽较晚）也被纳入医疗和养老保险体系。但农民数量仍急剧减少，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先进入工业领域，后逐渐转向服务业。
乡村结构的变革与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带来了新的收入来源，也伴随诸多负面效应。自70年代起，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显著改善：预期寿命延长、养老金提高、各类社会福利与服务不断完善。政客们意识到老年选民的重要性，工商业也乐于挖掘老年人的消费潜力。但这无法掩盖，20世纪下半叶的奥地利仍存在贫困，尤其是“隐性贫困”。
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变，传统核心家庭不再是年轻人的唯一理想选择。结婚率从1961年的每千人8.5对降至1997年的5.1对，出生率从18.6骤降至9.8。60年代末起，单身、合租、非异性恋伴侣等多元同居形式逐渐被社会接纳。青年的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免费的初高中与大学体系、奖学金及儿童补贴让更多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尽管不同群体的入学机会仍不平等。大学体系也在扩张，克拉根福大学新建，林茨、萨尔茨堡大学扩建。科研质量在各学科间差异巨大，1945年后的诺贝尔奖得主寥寥，除马克斯·佩鲁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外，还有研究蜜蜂语言的卡尔·冯·弗里希和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茨。尽管70年代后多次改革试图缩短学制、增强实践导向，但学业周期依然过长，毕业生就业前景恶化，青年尤其是年轻学术人群体的失业问题，预示着代际冲突的加剧。
50年代起的新繁荣体现在方方面面：新建住宅数量庞大，人均居住面积大幅提升；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包括公路建设、机场扩建、维也纳地铁工程、城乡更新，以及能源供应的进步（如发电厂建设）。50、60年代的许多项目曾在无民众抗议下推进，70年代末环保意识觉醒后，不少项目引发激烈抗争。
文化建筑领域迎来繁荣，第二共和国新建了大量学校、图书馆、州立与市立博物馆。维也纳市政厅（1958）、萨尔茨堡大剧院（1960）等大型场馆落成。1986年下奥地利州首府从维也纳迁至圣帕尔滕，催生了全新的行政与文化区。
新技术深刻重塑了生活：洗衣机、吸尘器、汽车、飞机、电话、电脑，以及后来的手机与互联网，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彻底改变了生活环境，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这些变化也反映出国际化（尤其是美国化）的趋势：牛仔裤、迪斯科、美国情景喜剧、流行音乐、麦当劳和可口可乐，既陪伴也挤压着本土传统。但两种文化常并存：人们既去迪斯科，也参加社区管乐队；既穿牛仔裤，也在歌剧院舞会上穿燕尾服；既吃维也纳炸猪排，也吃巨无霸汉堡。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完成了文化适应，行为方式既受“奥地利文化与生活方式”塑造，也深受“全球化”影响。
高雅文化比以往更多元，任何艺术形式的边界都在模糊，难以用单一风格概括20世纪下半叶的奥地利艺术。每一种趋势的描述、每一个名字的提及，都带有个人选择的偶然性。“延续”与“革新”是概括第二共和国文化成就的两个关键词。1945年后，人们像1918年断裂后那样强调“伟大遗产”与传统，这在布雷根茨到默比施的新建音乐节中体现明显，但部分节庆也大力推动现代艺术，如格拉茨的“施蒂利亚秋”和林茨的“电子艺术艺术节”。各艺术门类都在传统与创新间摇摆，文学领域尤其明显，许多作家在战后“清洗”尝试后仍持续创作。
1945年后，部分作家延续了“血与土”文学传统，仅有少数人（如诗人约瑟夫·魏因海贝尔，以自杀谢罪）对第三帝国的过往承担后果。格尔特鲁德·富森纳格、卡尔·海因里希·瓦格等继续创作乡土文学，并再次获得国家奖项与荣誉。另一些人则接续奥地利现代主义或维也纳学派的语言怀疑论传统（如伊尔泽·艾兴格尔、托马斯·伯恩哈德），许多作品直面战争恐怖的过往，如诗人保罗·策兰、埃里希·弗里德，他们的主题围绕失去家园与异乡漂泊。部分被纳入奥地利文学史的作家，实际在奥地利生活的时间很短。
战后文学的核心人物无疑是海米托·冯·多德勒，他以传统方式在作品中探讨当代史，尤其是第一共和国。以H. C.阿尔特曼为核心的“维也纳小组”以方言诗歌实验，格哈德·吕姆的“具体诗”与奥斯瓦尔德·维纳的实验主义开拓了文学新路径。年轻叛逆的彼得·汉德克与剧作家沃尔夫冈·鲍尔以挑衅观众的方式，强化了时代的反叛潮流。
60年代的维也纳行动主义（京特·布吕斯、赫尔曼·尼特西、奥托·缪尔）近年逐渐被接受，甚至被视为“国家艺术”，这反映了公众对现代艺术的接受度变化与审美钝化。彼得·图里尼借助电视这一媒介，以社会批判剧《阿尔卑斯传奇》《工人传奇》引发广泛争议。伴随女权运动发展的女性文学（如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也常以挑衅为手段。格哈德·罗特的小说批判性地反思历史，格诺特·沃尔夫格鲁伯的反乡土小说与克里斯托夫·兰斯迈尔的作品，都将在奥地利文学史上留下印记。
视觉艺术领域，1947至1959年的进步艺术家俱乐部（Art-Club）主导了先锋潮流，吸纳了作家与音乐家，对第三帝国艺术传统的接纳度极低。纳粹对“堕落艺术”的迫害长期影响公众审美，对现代艺术的排斥与贬低至今仍广泛存在。1945年后，奇幻现实主义（受超现实主义影响）扮演了关键角色，代表人物包括阿尔伯特·巴黎·居特斯洛、恩斯特·福克斯、鲁道夫·豪斯纳、沃尔夫冈·胡特、安东·莱姆登和阿里克·布劳尔。部分老中青画家接续表现主义传统，如奥斯卡·柯克西卡、汉斯·弗罗纽斯、赫伯特·伯克尔（后者也涉足抽象绘画）。弗里登斯赖希·洪德特瓦瑟发展出独特的装饰抽象风格，并以建筑师身份取得巨大成功，带动一批画家尝试建筑设计，与汉斯·霍莱因、古斯塔夫·佩希勒、京特·多梅尼格等国际知名奥地利建筑师形成竞争。雕塑领域，弗里茨·沃特鲁巴和阿尔弗雷德·赫德利卡的作品是时代的不朽印记。圣斯特凡画廊是艺术创作的核心阵地，但总体而言，艺术家群体的个人主义成为主导，仅少数团体（如研究古格宁精神病人艺术的小组）形成，最后几十年的艺术生态更显多元与复杂。
与18、19世纪的发展不同，严肃音乐在公共领域的存在感大幅减弱——即便古典音乐仍在音乐会与歌剧院中被博物馆式地保存，大众对大多无调性的“新音乐”普遍存在理解障碍，审美观念也存在分歧。与此同时，大众对“通俗音乐（U-Musik）”的热情高涨：一方面，自60年代末起，Ö3电台与90年代后私营电台主导下的国际流行音乐（尤其是英美流行乐）塑造了青年审美；另一方面，“民间音乐”（以《音乐家舞台》为代表）也收获了大量受众。70年代起，奥地利本土流行场景逐渐形成，代表人物如Falco、Wolfgang Ambros、Georg Danzer，他们偏爱使用方言创作。而面向小众但专业受众的“新音乐”，则围绕“die Reihe”（序列）圈子发展，核心人物包括Friedrich Cerha、Kurt Schwertsik，他们与Otto M. Zykan联系紧密。1956年从匈牙利移居奥地利的György Ligeti，是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作曲家，他也积极探索电子音乐等现代创作手段。
电影这一媒介自19世纪末就在奥地利扮演重要角色，并迅速发展壮大：先驱Sascha Kolowrat-Krakowsky在一战前就拍摄了首部大型电影；1918年后，电影工作室建立，默片时代的史诗巨作得以实现（如1922年《所多玛与蛾摩拉》）。1925年有声电影的引入给奥地利电影带来重创，但Willy Forst的作品让其迎来新的繁荣。1938年纳粹接管“维也纳电影”，大批导演被迫流亡美国并成就世界级事业（如Fritz Lang、Billy Wilder、Otto Preminger等）。1946年后，奥地利电影重新起步，大量“乡土电影”成为经典，主演包括Hans Moser、Paul Hörbiger、Attila Hörbiger、Paula Wessely与Hans Holt等。其中，Ernst Marischka执导、Romy Schneider与Karlheinz Böhm主演的《茜茜公主》三部曲（1955–1957）广为人知。除了商业轻喜剧，充满野心的艺术片与实验电影也共同构成了当时的创作生态。
卡巴莱艺术在30年代经Fritz Grünbaum与Karl Farkas达到首个高峰后，在战后征服了新兴媒体——Karl Farkas与Gerhard Bronner的大量作品在电视上播出。Helmut Qualtinger（1928–1986）在1961年创作的讽刺作品《卡尔先生》，成为卡巴莱经典之一。后续涌现出多种新形式，其中源自68运动的“蝴蝶”（Schmetterlinge）团体尤为突出。近年，卡巴莱更趋向单人表演，并开始向电影银幕拓展。
体育的重要性前所未有：人们不仅积极参与（滑雪产业因旅游业蓬勃发展），更习惯在电视机前舒适观赛。奥地利运动员，尤其是高山滑雪项目的成就（如Toni Sailer、Karl Schranz、Annemarie Moser-Pröll、Hermann Maier），为“国家认同”做出了重要贡献——奥地利人很少像在滑雪世锦赛或足球国家队比赛时那样感受到强烈的爱国热情。1972年，因Karl Schranz被认定非业余身份而无法参加札幌冬奥会，引发了自1938年德奥合并以来规模最大的民众示威，这也印证了体育在凝聚国民情感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