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奥地利近代早期的文化发展
在16世纪，教会的文化主导地位开始削弱。宗教信仰冲突频发，教会的整体活力陷入停滞，艺术家们也不得不寻求新的创作方向。直到17世纪，随着反宗教改革的胜利，教会才重新成为文化的中心。同样，我们如今所见的天主教会（尤其是在罗曼语族国家），其文化内核也深受反宗教改革的影响，而在这些地区，意大利式的影响占据了主导。并非只有耶稣会主导了这些地区的文化景观，许多艺术家（再次）从意大利来到这里。巴洛克时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期，教堂被重建，忏悔室被增设，祭坛被“现代化”（同时又回归到中世纪晚期的风格），例如哥特式的翼部祭坛。在大多数奥地利修道院中，这一时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与改造，使它们呈现出“巴洛克化”的特征：梅尔克修道院、克洛斯特新堡、阿尔滕堡、圣弗洛里安、圣兰布雷希特、沃劳或斯塔姆斯都是典型的例子。
第一代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壁画师与雕塑家等都是来自意大利，其中的重要代表包括卡尔隆内、马蒂内利和滕卡拉等。就在他们奠定了奥地利巴洛克建筑的基础时期，第二代来自于奥地利本土的巴洛克建筑大师已经诞生，其中三位代表性的大师是约翰·伯恩哈德·菲舍尔·冯·埃尔拉赫、卢卡斯·冯·希尔德布兰特和雅各布·普兰德陶厄，他们不仅设计了教堂，还建造了巴洛克式的贵族宫殿，这个时期的维也纳也有了第一支常驻的卫戍部队。特别1683年土耳其威胁解除后，许多防御工事被拆除，维也纳得以向外扩张，如今这座城市仍保留着鲜明的巴洛克风格。在这一时期，画家和雕塑家们也投身于城市的建设中，他们不仅为建筑创作装饰，也留下了许多独立的画廊作品。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大师包括：
-丹尼尔·格兰（Daniel Gran）
-保罗·特罗格（Paul Troger）
-弗朗茨·安东·毛尔佩施（Franz Anton Maulpertsch）
-约翰·米夏埃尔·罗特迈尔（Johann Michael Rottmayer）
-马丁·约翰·施密特（Martin Johann Schmidt，又称 Kremser Schmidt）
这一时期的贵族文化成就斐然。贵族不仅行使政治权力，还通过家族的建筑、宫殿和陵墓彰显其权势。效仿君主，贵族的生活文化也将艺术赞助与收藏活动视为其文化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近代早期无可争议的文化中心是宫廷及其关联的贵族社会。几乎所有文化生产领域都由哈布斯堡家族主导，其兴趣也决定了文化成就的重心。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相对有限，因为该王朝对这一领域缺乏兴趣——这与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形成了鲜明对比。撰写历史在宫廷中占据了显著地位，它以辩护的方式美化统治者及其功绩（如弗朗茨·克里斯托夫·冯·克芬许勒、约翰·路德维希·勋勒本的作品）。直到17世纪晚期，在修道院的圈子里才出现了另一种历史书写形式，这种形式以其古物学倾向，关注事件史和统治者史，从而为（至今仍常具影响力的）奥地利历史编纂学奠定了导向性的趋势。
当然，在个别领域也出现了具有突破性的作品，例如西格蒙德·冯·赫伯斯坦的《莫斯科旅行记》，但这一切并未使这一时期的文学达到相应的高度。在巴洛克时期，虽然有一些贵族（如沃尔夫·黑尔姆哈德·冯·霍贝格或卡塔琳娜·冯·格赖芬贝格）从事文学创作，但在整个德国文学的语境中，他们并未扮演重要角色。即便像格林梅尔斯豪森的后继者约翰·贝尔这样的作家，其作品在后世也得到了重新评价。文学创作的很大一部分并非使用德语，而大部分是使用意大利语，并且与音乐（歌剧剧本）紧密相连，尤其是彼得罗·梅塔斯塔西奥的剧作，以及宫廷的庆典活动。在音乐领域，哈布斯堡家族始终抱有特殊的热忱，16世纪时，对音乐风格的喜爱也从尼德兰乐派和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作曲家的作品转向了意大利音乐家的作品，意大利风格的音乐作品在两个世纪里主宰着哈布斯堡宫廷。巴洛克时期的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斐迪南三世、利奥波德一世、约瑟夫一世、卡尔六世）不仅推动音乐发展，自己也进行创作。这一时期的音乐绽放出令人惊叹的绚烂，尤其是在维也纳举行的大规模的宫廷活动在16世纪便已引起欧洲的广泛关注（1571年，内奥地利卡尔二世举办的婚礼），也已成为了欧洲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利奥波德一世与他的表亲西班牙公主玛加丽塔·特蕾莎（1666年）的婚礼更是将这一传统推向了顶峰。当时的宫廷音乐家多为意大利人（例如马克·安东尼奥·切斯蒂、安东尼奥·卡尔达拉以及奥地利人约翰·约瑟夫·富克斯），他们创作的音乐同样为诸多宗教庆典活动提供了配乐。耶稣会戏剧则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宗教与世俗文化之间架起了桥梁。
哈布斯堡家族对自然科学领域也表现出浓厚兴趣，并在很大程度上予以推动。鲁道夫二世的宫廷推动了天文学和炼金术实验的发展，而他的父亲则对植物学和园艺学颇有研究，聘请了卡罗卢斯·克卢修斯（夏尔·德莱克吕兹）和奥吉尔·吉斯兰·德·布斯贝克在其宫廷任职。布斯贝克还作为使节出使奥斯曼帝国，他将郁金香、藏红花、香紫罗兰等当时罕见的异域植物带回了维也纳。
宫廷文化的核心力量也延展到了绘画艺术与收藏领域，其文化遗产至今仍可见一斑。自中世纪起，收藏珍宝就是统治者彰显权力的象征，也是与统治者紧密相连的任务——珍宝能带来“仁慈”，即对追随者的慷慨，这在史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尼伯龙根之歌》的宝藏）。不同类型的收藏在中世纪十分丰富，例如我们熟知的珍宝：石头、艺术品、手稿、文件、徽章、金、银、宝石，以及自然物品，尤其是矿物和狩猎战利品。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古罗马的兴趣赋予了收藏新的价值。当人们在地下发掘出古罗马钱币（带有统治者肖像）时，便开始收藏古代文物，同时也对碑铭产生了浓厚兴趣，这背后还伴随着一种“古物学—语文学的意识形态兴趣”。不过，这种兴趣在意大利尤为突出，因为统治者的合法性源于神圣罗马帝国，而其根基则在于古罗马帝国。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美第奇家族的艺术收藏，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也被奉为典范。不过，这些收藏在现代意义上绝非“公共收藏”，而是属于个别收藏家的小范围精选藏品，他一方面彰显统治者高贵身份，另外也是向其他贵族展示自己与众不同的艺术品位及教育修养。这种收藏的“公共效用”也仅仅局限于让其他人承认这位贵族本人就是大收藏家和艺术鉴赏家。
文艺复兴时期对文化的理解与中世纪统治者的自我认知发生转变相关联。中世纪的统治者主要是捐赠者（从整个修道院到祭坛的陈设），其收藏带有强烈的宗教维度（圣物！）。除了君主之外，贵族也在进行收藏，他们的活动与精神世界直接相连，在更有限的框架内效仿后者的收藏行为。
修道院的收藏则更为朴素。起初，它们主要集中在宗教器物与圣物上（用于宗教宝库）。到了后期，也出现了一些以个人兴趣为导向的收藏，例如修道院院长的鼻烟壶收藏，乃至克雷姆斯明斯特修道院的自然科学收藏。
在贵族统治阶层中，赞助艺术与收藏活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起初，他们收藏的是“当代艺术”，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同时代艺术”；同时，那些对古代艺术品抱有兴趣的艺术爱好者，也会资助艺术创作。不过，文艺复兴时期的诸侯看来这种对古代艺术品的缺乏兴趣，因为那些艺术品是黑暗的中世纪的作品。这里唯一的例外是对“古德意志艺术”的狂热，例如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作品，甚至还有希罗尼穆斯·博斯的画作（有人曾尝试从伊森海姆祭坛画中看出端倪），鲁道夫二世的收藏便是明证。
除了宫廷画师，这些收藏家还拥有越来越多的本土艺术家的作品构并成了收藏的核心，使收藏家得以构建起一张兼具亲缘与政治关系的网络。一些收藏家还通过遍布全欧的代理人，购入了大量艺术品。鲁道夫二世就曾借助这些代理人，购入了许多那个时代艺术交易的物件。
近代早期贵族统治阶层的收藏，是宏观宇宙在微观世界与珍奇柜中的缩影——这些收藏品包括绘画、雕塑、古董、钱币、勋章、艺术工艺品、徽章等，以及来自自然界的物品（如矿石标本、矿物）填充饱满的动物标本、化石、异域物品（如椰子、鸵鸟蛋）以及民族学展品（“印第安人”）等均有陈列，同时还有东方风格的武器和日用器物。
这些收藏的分化过程出现得很晚，才形成了有别于中世纪珍宝库或宝库的、结构清晰的艺术珍品柜与珍奇柜。我们现代的博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正是由此发展而来。哈布斯堡王朝在维也纳的收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早在16世纪，就形成了后来的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宫廷图书馆”，其雏形可追溯至雨果·布洛修斯的藏书。直到18世纪文档才从珍宝中分离出来，玛丽亚·特蕾西亚时期分别成立了私人、宫廷以及国家档案馆，其余的藏品后来经过再次区分最终藏于后来成立艺术史博物馆和自然史博物馆。时至今日，这种珍宝库的痕迹依然可见于自然史博物馆。而只有在萨尔茨堡（总主教的收藏）和蒂罗尔的安布拉斯城堡（斐迪南大公的收藏），我们才能最直观地感受到这种多元的收藏趣味。斐迪南大公的艺术珍品柜与珍奇柜——作为历史化的陈列——依然没有被今天专门化的收藏方式所取代，得以完整保存。
除了那些专门化的收藏，许多诸侯自然也有反映个人偏好的藏品。在哈布斯堡家族中，我们特别提到了蒂罗尔的斐迪南大公，他可谓是“集收藏之大成者”——一方面，他在安布拉斯城堡的肖像画廊中进行收藏（如今是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在哈尼斯的收藏也别具一格。与其他收藏家类似，他也雇佣了一位“古董商”扮演了“学术顾问”的角色为他服务，还撰写了一份珍贵的哈尼斯藏品图像目录，让我们得以了解每件物品及其所有者。
在两位重要的收藏家——斐迪南大公和鲁道夫二世皇帝——的收藏基础上，才使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得以建立。鲁道夫二世在布拉格的收藏，除了宫廷画师的作品外，还收藏了风格主义大师如丢勒、博斯、勃鲁盖尔以及意大利画家的作品，同时也涉及艺术工艺和古代石刻艺术。他的“学术顾问”兼藏品管理者则是人文主义学者雅各布·达·斯特拉达。
在布拉格的宫廷画院中，像汉斯·冯·亚琛、约瑟夫·海因茨、德克·德·夸德·凡·拉维斯泰恩、朱塞佩·阿尔钦博托和巴托洛梅乌斯·斯普朗格这样的画家都曾在此工作，而雕塑领域则以安东尼奥·阿邦迪奥和保卢斯·维阿内为代表（后者主要负责制作奖章和宝石雕刻）。他对宝石雕刻的热爱发展成了一种特殊的热情，他在米兰从萨拉奇工坊购得相关藏品，然后给一个专门切割宝石的工匠家族写信，即米塞罗尼家族邀请他们来布拉格为他工作。再后来动荡的岁月中大部分藏品被劫掠或者毁坏，只有少数几件藏品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众多大型博物馆中。
利奥波德·威廉大公是近代早期第三位重要的哈布斯堡收藏家，他曾担任帕绍、施特拉斯堡、哈尔伯施塔特和奥尔米茨的主教，同时也是条顿骑士团的大团长，并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担任尼德兰的总督。他对收藏的偏好十分明显，其藏品中包含大量意大利绘画和挂毯，尤其是意大利大师和鲁本斯的作品以及许多佛兰德斯挂毯。1656年他迁居维也纳时藏品也一同被来，后来为维也纳的艺术史博物馆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