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19世纪的哈布斯堡家族“神话”
历来都属于权贵们的策略之一，即在自身周围构建一种神话，用以掩盖或强化其人性的弱点。同时，这种神话也对今天所谓的个人“形象“产生影响。不同的时代背景造就了不同的神话。从寻找自己传说中祖先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到利奥波德一世奢华的巴洛克式展示，再到作为“母亲形象“的玛丽亚·特蕾西娅，关于哈布斯堡王朝及其自身的神话发展出了多种表现形式。有趣的是，后来的历史学家通常不仅不打破这些神话，反而常常将其强化。
19世纪也创造了此类神话，并且事实证明它们极为持久。关于伟大统帅、阿斯珀恩战胜拿破仑的胜利者卡尔大公（他的雕像就竖立在维也纳英雄广场上，与欧根亲王的雕像相对）的崇拜，与关于深受人民喜爱的约翰大公的崇拜同样广泛流传。约翰大公尤其通过与一位平民女子的婚姻及其亲民的生活方式，奠定了一个传奇的基础，这个传奇甚至在战后的家乡电影中仍被乐于采用。
更令人惊讶的是围绕整个漫长的19世纪中执政的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的那些传奇。平庸、实行专制统治的皇帝弗朗茨二世/一世，是自己臣民中最无视人权者之一，却被塑造成了“善良的老皇帝弗朗茨“，成为一种市民化、舒适惬意的统治者形象的陈词滥调。同样资质平庸甚至不及中等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其僵化的政策为多瑙帝国的错误发展和最终灭亡埋下了祸根，却也成了一个被成功推销的传奇。甚至连最后那位不幸的皇帝卡尔，他在人民早已背弃他之后仍长期坚持其所谓的统治权，甚至在匈牙利进行了两次复辟尝试，却也享有一定的声望。
上个世纪还有两个人物，在围绕哈布斯堡家族的神话建构中不可或缺。首先是弗朗茨·约瑟夫的妻子伊丽莎白皇后（正确拼写为Sisi，有时也写作Sissy）——她与流行电影三部曲中她的扮演者罗密·施奈德的形象融为一体——已成为一个旅游热点和营销对象。1998年的“西西年“便是这种崇拜的一个可怕高潮。类似地，围绕弗朗茨·约瑟夫和伊丽莎白的儿子、王储鲁道夫的崇拜，也被过度消费。“迈耶林谜案“不断催生出更新奇、更离谱的解释。如同当时的人们一样，今天的人也常常不愿承认，鲁道夫先是杀害了年轻的玛丽·费采拉，然后自杀。哈布斯堡家族方面坚决否认其家族成员是杀人犯和自杀者的说法，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长期影响。
尽管个别历史人物（尤其是其私生活）的行为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有限，但仍有必要简要提及哈布斯堡家族的几位成员，因为人们通过媒体不断接触到他们。基本上可以说，哈布斯堡王朝在19世纪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远较之前的几个世纪为轻。议会和政府已掌握了政治决策权，而艺术赞助也已转移到市民社会手中，宫廷因此黯然失色。
1854年，弗朗茨·约瑟夫与当时年仅16岁的巴伐利亚公主伊丽莎白（茜茜）结婚，她是他的嫡亲表妹。这段婚姻育有四个孩子：早夭的索菲女大公；然后是吉塞拉女大公，她嫁给了（后来的）摄政王柳特波德之子巴伐利亚的利奥波德亲王，此后无足轻重；以及王储鲁道夫和玛丽·瓦莱丽女大公。玛丽·瓦莱丽女大公于1890年与来自家族托斯卡纳分支的弗朗茨·萨尔瓦托大公结婚，夫妇二人居住在瓦尔塞宫。
弗朗茨·约瑟夫是个极端的早起之人，他青年时每天清晨5点起床，到了晚年甚至凌晨4点就起床，坐到办公桌前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人们戏谑地称他为“普罗哈斯卡宫务顾问“，便是源于他对官僚事务的这种专注。弗朗茨·约瑟夫虽非卓越的君主，却本可成为一名出色的官员。他对饮食的乐趣也十分有限；牛肉、原味肉排、古拉什和香肠构成了他在正式宫廷宴席之外的主要食物。他唯一的消遣便是散步。下午5点供应晚餐，共有六道菜，弗朗茨·约瑟夫总是狼吞虎咽地飞快吃完（因此宴席上的其他参与者几乎吃不到什么东西，按传统他们会事后去萨赫酒店再吃一顿以充饥）。晚上9点弗朗茨·约瑟夫便上床睡觉，他睡在那张几乎已成为传说的铁行军床上。
宫廷礼仪和宫廷服饰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在这方面他极其拘泥于形式。引人注目的是他对狩猎的狂热，仅凭他漫长的寿命，他的“猎获记录“，即他猎杀的动物总数，就大得难以想象。仅在他执政初期1848年至1861年间，他就猎杀了28，876头猎物。他主要在伊施尔沉迷于此项爱好——他以及整个宫廷随从都在那里度夏。
皇帝深感自己与这个在许多方面未经改变而延续下来的传统专制封建国家、政府和社会形式是紧密相连的。然而，可以被视为是这个多瑙帝国一个特征的是，即使在弗朗茨·约瑟夫时代，贵族在社会和政治中仍能维持其主导地位。在帝国的28位首相中——自1867年与匈牙利合并后奥匈帝国的两个部分各有自己的内阁——有20位出身于高级贵族，另有七位拥有贵族头衔，来自官僚贵族阶层，只有1918年的最后一位首相，大学教授海因里希·拉马施，出身于市民阶层。匈牙利的情况也类似，绝大多数首相来自贵族（从大贵族转向了绅士阶层，即匈牙利人数众多的低级贵族）。
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私生活远非令人满意。他与伊丽莎白不幸的婚姻——最初他对她倾注了巨大热情——导致了一系列绯闻（尤其是由于皇后本人越来越频繁地不在宫中），这些在今天的公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他与拥有美泉宫附近和巴德伊施尔别墅的宫廷女演员卡塔琳娜·施拉特的关系，大概是其中最重要、最持久的一段。在皇帝的其他风流韵事中，与安娜·纳霍夫斯基的关系最近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弗朗茨·约瑟夫尤其在其晚年成为了帝国的象征，除了年事已高之外，他的兄弟墨西哥的马克西米利安、王储鲁道夫、伊丽莎白皇后——以及最后还有弗朗茨·斐迪南——的个人悲剧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即使是帝国的反对者，如社民党人——常被嘲讽为“皇家社民党“——也保持忠诚，并且令人费解地崇拜弗朗茨·约瑟夫，视其为某种象征性人物。因此，他几乎能够践行他的格言“viribus unitis“（联合的力量）：他本人就是维系帝国的纽带。弗朗茨·约瑟夫于1916年11月21日在维也纳去世，安葬在嘉布遣会墓室。
他的兄弟斐迪南·马克西米利安大公在许多方面更有才华，且持更为自由主义的立场。1854年，他成为奥地利海军总司令，1857年任伦巴第-威尼西亚总督，在失去伦巴第后，他相对隐居地生活在米拉马雷城堡。他充满雄心壮志，因此1863年向他提出的成为墨西哥皇帝的提议，自然令他心动。然而，他肯定错误估计了一点，即邀请他的人只是少数依赖驻扎在当地的法国军队的教权保守派。马克西米利安对抗贝尼托·华雷斯领导的合法共和政府的战争，在法国人撤军后，对他而言是致命的。他被俘，被送交法庭，判处死刑，并于1867年在墨西哥克雷塔罗被枪决。
弗朗茨·约瑟夫的妻子伊丽莎白1837年生于慕尼黑，是巴伐利亚的马克斯公爵（他喜欢将自己视为艺术家圈子的中心）和卢多维卡公爵夫人的女儿。她的母亲是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母亲索菲女大公的妹妹。1853年，伊丽莎白在伊施尔与年轻的皇帝订婚，1854年两人在维也纳的奥古斯丁教堂结婚。很快她就与她的婆婆——同时也是她的姨妈——发生了冲突，且日益激化。伊丽莎白的家谱按照当时的标准并非完全“门当户对“（她的一位祖母出自阿伦贝格家族，即并非来自执政王朝），这使得她在宫中的地位变得艰难，同样，伊丽莎白——她在非常自由的环境中长大——从未能适应维也纳宫廷严格的礼仪。最初对弗朗茨·约瑟夫的迷恋很快消退，夫妇二人迥异的兴趣日益凸显。冲突或许也由弗朗茨·约瑟夫的不忠引发，并在鲁道夫出生后加剧。伊丽莎白的反应是一种抵触情绪，并越来越沉溺于她最大的爱好：骑马。1860年，她甚至回到波森霍芬的父母家中，在那里患上了肺病。为了疗养，她不得不前往南方，从此她大部分时间在马德拉岛和科孚岛度过。1862年，她返回维也纳，但疾病、抗拒以及与弗朗茨·约瑟夫的争吵，加之关于继承人鲁道夫大公教育问题的冲突，都使这次逗留蒙上阴影。弗朗茨·约瑟夫和他的母亲主张军事化教育，而伊丽莎白则主张更自由化的教育模式，并且在此事上她甚至得以贯彻己见。
在此期间，她对匈牙利人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她在促成奥匈联合中的政治作用非常重要。由于厌恶在维也纳履行代表职责，她大部分时间待在她的匈牙利庄园格德勒。在那里，她既可以尽情享受骑马的热情，也可以满足她对非常规社交圈的偏爱。前往英国和爱尔兰的旅行、参加越野追猎以及种种“怪癖”，例如雇用“驼背的黑摩尔人“拉斯蒂诺作为小女儿玛丽·瓦莱丽的玩伴，都在维也纳宫廷引发了相应的闲言碎语。
直到80年代，伊丽莎白才放弃了骑马狩猎，转而投身于其他（至少在宫廷看来是）“胡思乱想“，尤其是唯灵论。那时，她加深了与她的亲戚、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联系。但伊丽莎白也投身于文学，她是一位海涅专家，甚至发展出共和思想。当她在维也纳逗留时，她住在赫耳墨斯庄园；在科孚岛，出于对希腊的热衷（她还学习了希腊语），她为自己建了一座阿喀琉斯宫。伊丽莎白崇尚美貌崇拜（身高172厘米，腰围50厘米），坚持体操和节食（可能患有厌食症），并围绕她的长发发展出一套真正的崇拜仪式，随着年龄增长，她变得越来越羞怯，不再让人拍照，隐姓埋名地游历欧洲。在儿子惨死后，她只穿丧服，并将所有珠宝赠予他人。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充满了在欧洲各地的漫游，她未经通报的访问，即所谓的“突袭“拜访各个宫廷，是出了名的。1898年，她在蒙特勒附近旅行。通过一则新闻报道，日内瓦的无政府主义者路易吉·卢切尼注意到了她，并用一把三角锉刀将她刺死。伊丽莎白遇刺后，还走了约100米上了船，然后在船上“昏倒“。当船再次靠岸时，只能确认她的死亡。卢切尼被判终身监禁，1910年自杀。伊丽莎白安葬在嘉布遣会墓室，据说根据匈牙利人的意愿，她的棺椁上刻的不是奥地利皇后，而是匈牙利王后。
皇帝夫妇的儿子，王储鲁道夫，从小就应被培养成军人，但他的母亲设法让他接受了自由主义教师提供的市民式教育。年轻时，王储在鸟类学家兼共济会成员阿尔弗雷德·布雷姆的陪同下，广泛游历了英国和东方。政治上，鲁道夫持自由主义立场，但与德意志自由派相反，他亲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他与左翼自由派《新维也纳日报》出版人莫里茨·赛普斯以及金融家莫里茨·希尔德结下的友谊，引起了保守且持反犹立场的维也纳宫廷圈子的反感。
他浓厚的科学兴趣促成了所谓的王储作品集《奥匈帝国述略》的出版，共24卷，该系列直至1902年才完成。1881年，鲁道夫大公与比利时公主斯蒂芬妮结婚，但婚姻并不幸福。1886年，鲁道夫病重，吗啡、女人和酒精主导了他的生活。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可能感染了淋病。1888年，出现了进一步的危机，反犹主义者也攻击鲁道夫，将他称为“犹太人的奴仆“；离婚传闻等使王储的生活更加黯淡，他试图积极参政的努力也失败了。
他的朋友圈变得越来越古怪。他的马车夫约瑟夫·布拉特菲施和风流女子米齐·卡斯帕尔，以及年仅17岁的玛丽·费采拉都属此列，而伯爵夫人拉里什则充当牵线人。王储的自杀计划至少从1888年夏天就开始了，他在寻找一位愿意与他一同开枪自杀的女子。1889年1月30日，他与玛丽·费采拉在迈耶林（维也纳附近的一座狩猎行宫）一同自杀，即他先开枪打死了他年轻的情妇，然后自杀。在众多猜测中，这种“双重自杀“的说法可能性最大，但此事永远无法完全澄清。围绕迈耶林的谜团至今仍牵动人心。在长时间的混乱之后（起初试图将整件事说成是“狩猎事故“），官方最终支持了精神疾病的说法，因为这样允许举行基督教葬礼。
但是比解开迈耶林之谜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随着鲁道夫大公的去世，帝国失去了一位持自由主义、联邦主义立场的君主上台执政的可能性。他或许不会像他父亲弗朗茨·约瑟夫那样，通过固守某些不合时宜的原则从而阻碍了帝国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