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废墟年代及四国占领时期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烧到了奥地利本土。从根本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平民百姓卷入战争的程度远超以往任何战争。对德国和奥地利城市的轰炸也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物质损失。仅维也纳一地就遭受了超过50次空袭，8000人丧生，6000座建筑被毁，13000座建筑严重受损，27000座建筑轻度受损。其他城市如维也纳新城被破坏得更为严重。格拉茨、克拉根福、菲拉赫、因斯布鲁克、林茨以及穆尔-米尔茨河谷地区的城镇也遭到了严重破坏。1945年后的“废墟年代“必须——不仅仅是在比喻意义上——清除过去的瓦砾，开始重建。
1945年3月，西方盟军已抵达莱茵河，红军则驻扎在巴拉顿湖和多瑙河之间。“千年帝国“的覆灭已成定局，但仍有950万士兵在作战。俄军向维也纳推进，抵抗组织“O5“试图不战而放弃维也纳、宣布其为开放城市的绝望尝试失败了。就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刻，负责这一行动的军官卡尔·比德曼少校、阿尔弗雷德·胡特上尉和鲁道夫·拉施克中尉被公开处以绞刑。4月初，苏联军队抵达维也纳，争夺城市的战斗开始——大约一周后，即1945年4月13日，战斗结束。19000名德国士兵和18000名苏联士兵在此役中阵亡。直到4月下旬和5月初，也就是在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西方盟军部队才推进到奥地利西部的各联邦州。
但早在这之前，即1945年4月1日，对第二共和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决策已在酝酿之中。当苏联军队到达格洛格尼茨时，隐居在此的第一共和国前总理卡尔·伦纳出面反对苏联人的过激行为。由于俄国人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个人，便将他移交给了上级指挥部。在那里，伦纳的名字是众所周知的，他被送往位于霍赫沃尔克斯多夫的苏联总部，从而间接与斯大林取得了联系。奇怪的是，苏联人现在竟委托这位右翼的、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组建政府，而按照苏联的一贯策略，本应扶持一名共产党人担任此职。
旧的党派格局相对较快地得到了重建，各种抵抗团体则迅速被政治边缘化。1945年4月14日，奥地利社会党（SPÖ）在维也纳成立，该党最初也将“革命社会主义者“包括在内，但很快就使其陷入政治上的无足轻重。几天后的4月17日，资产阶级阵营重新组建，基督教社会党和（原本属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乡村联盟共同组建了奥地利人民党（ÖVP）。同一天，共产党也重新组织起来，其拥护者在抵抗运动中尤为活跃。在第二共和国的这个初始阶段，共产党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旧的德意志民族主义阵营则没有重新组建，因为人们追求的是反法西斯主义的语境，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与纳粹分子一起被排除在外。
这三个反法西斯政党如今在伦纳的领导下组成了一个临时集中政府（由10名社民党代表、9名人民党代表、7名共产党代表和3名中立代表组成）。1945年4月27日，在《独立宣言》中宣告了第二共和国的成立，该共和国应“本着1920年宪法的精神“治理，德奥合并被宣布为无效。这一宣言的前史源于战时的盟国政策。相当早的时候，奥地利的特殊地位就得到了强调，这应导致战后这个国家的独立得以恢复。温斯顿·丘吉尔在1939年就说过，英国也为此目标而战。斯大林在1941年将恢复奥地利列为苏联的战争目标之一，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在1943年的《莫斯科宣言》中有这样的原话：“奥地利，作为第一个沦为难粹侵略牺牲品的自由国家，应从德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英国、美国和苏联）认为德国于1938年3月15日强加给奥地利的吞并是无效的。“原则上要求以1920年宪法（而非1934年宪法）作为重塑国家的基础，这阻止了可能隐含的恢复合并前状态（即复活奥地利法西斯主义）的意图。
尽管发表了独立宣言并成立了第二共和国，但局势仍然极为艰难，因为该国处于军事占领之下，而且伦纳政府最初只得到苏联的承认。此时的状况简直可以说是混乱。160万难民、被逐出家园者、重新安置者、“流离失所者“（被劫持人员）滞留在奥地利，其中三分之二不讲德语。24.7万名曾在战争中服役于国防军的奥地利人阵亡或被视为永久失踪（后被宣布死亡），约50万奥地利人被关押在盟军的战俘营中。大多数被关押在西方营地的人已于1945年秋回国，而在苏联的战俘则在奥地利共产党人向斯大林交涉后，于1947年至1949年间获释——个别人甚至直到1955年后才回来。该国人民处境困苦，工业设施被毁，食品短缺，一切都匮乏，因为在战争期间，消费品在市场上的供应就极为有限。维也纳的形势尤为严峻，1945年5月几乎面临饥荒。每人每日可获得的卡路里量约为500大卡。尽管红军提供了玉米援助（8000吨面粉、7000吨谷物、1000吨豆类、1000吨豌豆、200吨肉类、200吨糖等），情况虽有所改善，但幅度很小且持续时间短。食品配给卡被引入，普通消费者的每日卡路里摄入量直到1946年底才达到1550大卡，1948年达到2100大卡（重体力劳动者、孕妇和哺乳期母亲有额外补贴）。直到1949年创纪录的丰收之后，情况才逐渐恢复正常，1953年食品配给卡得以废除。对于短缺的商品人们试图通过到周边农业区“囤积“或通过黑市购买来获取。直到UNRRA（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开始全面运作，大规模运送食品，以及奥地利参与“欧洲复兴计划“（ERP），才缓解了最严重的困境。在这一由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制定的计划框架内，奥地利获得了价值2.8亿美元的商品，其中近一半是食品和煤炭。
盟军部队对奥地利的占领给人民带来了另一项巨大负担。奥地利被划分为四个占领区。蒂罗尔和福拉尔贝格为法国区，东蒂罗尔、克恩顿和施泰尔马克为英国区，萨尔茨堡和多瑙河以南的上奥地利为美国区，多瑙河以北的上奥地利其余部分（米尔区）、下奥地利和布尔根兰为苏联区。在维也纳，第一区由四国共同管理（盟国联合司令部），其余各区也划分为四个部分。监督任务——尤其是在占领军士兵违纪时——由“四人在吉普“（由所有四个国家组成的军事巡逻队）负责。占领费用由本已经济萧条的奥地利自己承担。1945年底，仍有20万俄国人、6.5万英国人、4.7万美国人和4万法国人驻扎在奥地利，到1955年，仍有4万苏联人和2万西方盟国人员。伦纳那句常被引用的名言“小船上的四头大象“，贴切地描述了当时的状况。
所有这些问题都被国家统一问题所掩盖。1945年9月在萨尔茨堡举行的各州会议上，迈出了走向这一目标的第一步：西部各联邦州承认了伦纳政府，该政府现已扩大为13名人民党成员、12名社民党成员、10名共产党成员和4名独立成员，西方盟国也确认了该政府。1945年11月25日的大选——15年来的首次自由选举——在艰难的条件下进行（许多有选举权的人仍作为战俘在国外，登记的纳粹分子无权投票），并带来了出人意料的结果。令人惊讶的是民众对老牌政党的忠诚。尽管其前身党因奥地利法西斯主义而背负历史包袱，人民党仍获得了绝对多数（85个议席），社会党获得76个议席，而共产党——美国人的预测曾认为其能获得15%的选票——仅获得四个议席。共产党在反抗第三帝国的斗争中赢得了很多声望，但其表现不佳，部分原因在于民众将他们与苏联人混为一谈，而苏联军队的强奸和掠夺行为并没有赢得民众的好感。
新政府再次是一个集中政府，不过，在由莱奥波德·菲格尔组建的内阁中，人民党派出了八名部长，社民党六名，共产党仅派出一名（不重要的）部长。社会党人伦纳当选为联邦总统。政府面临诸多问题，其中大部分是经济性质的。短缺经济和住房紧缺、重建以及使用ERP资金——这些资金在冷战加剧时期将奥地利引向了西方道路——是那个时代的关键词。在重建过程中，不仅在经济上消除了战争的痕迹，在政治方面也很快恢复了日常状态。盟国关于“奥地利是纳粹主义的受害者“的提法，被奥地利欣然接受，并发展成为战后的主流意识形态。去纳粹化进程很快不了了之。起初，人民法院审判并处决了战犯——对纳粹主义的主要审判是在盟国监督下在纽伦堡进行的——纳粹官员以及中小学和大学的教师被解雇——但很多人很快又重新被聘用。对于纳粹党及其某些组织的成员，存在登记义务，并将登记者分为三类：战犯、严重受牵连者（约42，000人）和较轻受牵连者（495，000人）。他们必须进行赎罪，并在职业方面受到诸多限制。然而，较轻受牵连者通过1948年4月21日的纳粹大赦令重新融入社会，因此能够参加1949年的选举。大多数前纳粹分子可能会投票给人民党（人民党在格蒙登甚至与纳粹代表进行了谈判），这种危险促使社民党支持组建一个“第四力量“，以吸纳前德意志民族主义阵营。其背后的想法是分裂资产阶级阵营。于是，独立者联盟（VdU），后更名为独立者选举联盟（WdU），最终演变为奥地利自由党（FPÖ），得以成立。在1949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他们获得了16个议席，社会党损失了九个席位（其中至少一个肯定流向了共产党，因为左翼不支持扶持“第四阵营“的政策），人民党损失了八个席位。共产党增加了一个议席。这标志着明显的右转。这个新政党融合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元素，一直处于反对党地位，同样处于反对党地位的还有共产党，他们很快失去了那个象征性的部长职位。大联合政府从此主导了国家政治。与第一共和国相反，两大政党都已去意识形态化。社民党不再是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党，而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全民党；人民党也接受了民主制度，并且——至少在党纲中——放弃了旧的反犹主义。尽管苏联红军驻扎在奥地利东部，共产党还是日益失去影响力。在1950年民主制度的一次危机中，共产党试图通过罢工动摇当时的政治体制，但是对于意图夺取政权一说历史学家对此有争议。但是，社民党在工会中的强大存在，尤其是以弗朗茨·奥拉赫为代表的人物，成功地化解了这场危机。社会主义者凭借代表工人运动左右两翼的传统主张，再次取得了成功。
此后，这个大联合政府——一直持续到1966年——主导着奥地利政治。与充满社民党人和基督教社会党人之间紧张关系、国内政治局势戏剧性的第一共和国相反，第二共和国的头几十年以大联合政府的和谐为标志，这种和谐最初是作为对抗盟国的手段，后来则保障了内部和社会和平。但在此过程中，不能轻信那种刻意强调“跨越鸿沟握手言和“和“集中营栅栏旁的共同精神“，仿佛两大党之间不存在冲突的传奇故事。
天主教会在经历了1934年和1938年的教训后，作为政治权力因素有所克制，力求与两党保持“等距离“，但这始终只是一种理想。1960年，作为对纳粹时期损失的补偿，天主教会每年获得1亿先令的补贴。
长达21年的大联合政府的负面伴随现象相当严重：议会制日益被架空，政治生活官僚化。选举前的政治承诺和虚假斗争与实际的权力关系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大联合政府确立了比例代表制（Proporz），这一制度从政府层面蔓延到最底层的行政管理部门，并广泛渗透到其他领域，如银行及其他公共和半公共机构。官职交易，甚至为了能分别照顾一名“黑党“和一名“红党“而分割职能的做法，都成了家常便饭。
奥地利在国内政局稳定的背景下实现的经济崛起，是通过搁置所有可能阻碍这一经济增长的社会冲突而实现的。社会伙伴关系体系，其雏形早已存在，此时逐渐形成。1951年后，政府与利益代表机构在所谓的“经济指导委员会“中的合作得以制度化，该机构作为规划和平衡利益冲突的机构一直存在到1954年。1955年后，当价格和工资大幅上涨时，时任奥地利工会联合会主席的约翰·伯姆发起倡议，与联邦商会主席和联邦农业商会主席会议主席共同于1957年成立了“物价和工资问题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联邦总理、多位部长以及利益代表组成，他们在各个小组委员会中协商达成妥协。1961年的所谓“拉布-奥拉赫协定“进一步巩固了这种社会政策形式。
社会伙伴关系运作的基础是奥地利各政党与利益代表机构之间的紧密交织，例如社民党与工会、人民党与联邦商会和农业商会之间的紧密联系。这当然有助于措施的落实，因为大联合政府和相关的利益代表机构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决策圈在私密和非正式的场合会面，阶级斗争在谈判桌上进行。社会伙伴关系体系对内部稳定和经济利益如此重要，以至于它掩盖了社会中真正的对立面，奥地利变成了一个“行业协会国家“。对阶级对立的否定——在社民党内部也是如此——使得这个工人运动的政党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家园。然而，经济成果让民众感到满意：60年代中期失业率为2.9%，年经济增长率达到4.4%。充分就业、经济增长、雇员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增加以及低通胀率，或许让今天的人们仍愿意将60年代视为“黄金时代“。相信进步是当时的座右铭。像发电站建设或促进大众旅游的新缆车和滑雪缆车这样的“成就“，受到所有人的欢呼，其中也包括许多后来会引发全欧洲环保主义者抗议的项目。巨大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能源供应（几乎整条多瑙河都被改造成了一系列河床式发电站）、钢铁工业（奥地利在林茨和多纳维茨开发了LD炼钢法，一种特别高效的炼钢方式）以及旅游业，是这一变革的关键方面。
1938年在纳粹主义标志下的现实中的德奥合并，催生了一种“奥地利“的共同性和新的身份认同感，同样，1945年后占领军的存在以及奥地利的四国分治，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人们的归属感和对共同国家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