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从民主到独裁——奥地利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
战后最初几年，尽管两大政党在世界观上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国内政局相对平静。基督教社会党在大联合政府破裂后不久便（与大德意志人组成联盟）接管了政府，该党在共和国初期曾存在分歧：一派（以弗里德里希·冯德、利奥波德·昆沙克、里夏德·施米茨和维克托·金伯克为代表）主张延续君主制，另一派（以约多克·芬克和约翰·内波穆克·豪泽尔主教为代表）则支持共和国。最终，基督教社会党的共和派决定支持共和国这一体制，但也支持德奥合并——尽管基督教社会党人对此并不情愿。
基督教社会党的领袖人物无疑是伊格纳茨·赛佩尔。人们基于各自立场，对他看法不一：有人视其为伟大的知识分子、将奥地利从经济困境中拯救出来的救星、虔诚的天主教徒和杰出的政治家；也有人视其为恶魔般的黑暗人物、教权法西斯主义的象征和反民主思想的代表。赛佩尔领导他的政党走向了严格的反马克思主义路线，他与其政治对手一样，并非妥协与和解之辈。他心中日益充斥着摧毁他所仇恨的左翼政治对手的愿望。赛佩尔这种随年龄增长而加剧的反议会、反民主思想（他公开赞同天主教旗帜下的一党制国家）迅速在保守阵营中蔓延。尤其从前线战士联合会发展而来的保家卫团，吸收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前线战士联合会相继成立，它们仍拥有来自未被正式解除武装的君主国军队的大量武器储备。不久，基督教社会党便成功按照自己的意图改造了这些组织，从中组建了一支政党军队——保家卫团。国家的执法机构（宪兵、警察和职业军队）也在基督教社会党政府治下被清除了“不可靠分子“（左派），日益成为保守派的权力工具。保家卫团中普遍存在着反马克思主义和反民主的思想。基于基督教社会训导（1891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在《新事物》通谕中宣示，1931年教皇庇护十一世在《四十年》通谕中重申），他们渴望建立一个“行业国家“，即不是建立在出身等级之上，而是建立在职业行业之上。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克服阶级斗争，建立“基督教“政体。新浪漫主义思潮（如维也纳大学教授奥特马尔·施潘所宣扬，他影响了一整代保守派青年）则要求权威和强大的“领袖人格“。走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已然划定。
在赛佩尔整顿基本完成（1926年）后，1927年1月30日发生了一起事件，它标志着一系列最终导致奥地利民主终结的事件的开端。保家卫团与共和保卫同盟之间的冲突屡见不鲜，通常以斗殴形式出现，这在“乡村习俗“中并不罕见——但在布尔根兰南部的小镇沙滕多夫，这一天发生的事远不止于此。保家卫团成员向一群保卫同盟成员开枪，打死一名残疾退伍军人和一名儿童。1927年7月，三名保家卫团成员受审，但陪审法庭的判决是“无罪“。从法律形式上讲，其中一人因只有两枪致命而确实可能无罪，但从政治上看，这一判决令人难以理解。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报》在主编弗里德里希·奥斯特利茨撰写的一篇措辞激烈的社论中号召抗议。1927年7月15日，工人们在司法宫前举行示威游行，最终演变为司法宫纵火事件。警察和军队介入，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造成89名示威者（以及4名警察）死亡，无数人受伤。联邦总理赛佩尔（“毫无怜悯之心的主教“）和维也纳警察局长约翰·朔贝尔（“工人刽子手“）应对下达开枪命令负责。
社会民主党人反应克制，未将此事件作为根本性决断的契机。资产阶级阵营由此赢得了一场胜利，这加剧了其反民主倾向和用暴力铲除政治对手的意愿。保家卫团此后日益受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后者坚定了其反马克思主义立场。贝尼托·墨索里尼不仅为奥地利保家卫团提供铲除“红色分子“的“锦囊妙计“，还提供资金和武器。1927年的事件加剧了社会民主党人本就存在的反教权情绪，导致大规模退教潮，最终促成了1929年赛佩尔姗姗来迟地退出政坛。不过，赛佩尔此后仍在幕后操纵。
大多较为软弱的基督教社会党人（斯特雷维茨、福戈因）或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朔贝尔领导的政府，都笼罩在日益强大的保家卫团阴影之下——保家卫团运动变得愈发激进。在1930年5月的《科尔新堡誓言》中，它明确表达了反对西方模式民主的立场，要求建立行业国家——这是一个明确的一党制法西斯纲领。（“我们志在夺取国家政权。我们拒绝民主和议会制。我们信奉法西斯主义原则。“）
在1930年11月的选举中（事后证明，这将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最后一次国民议会选举），保家卫团以“家乡集团“名义参选，赢得9个议席；基督教社会党获66席；朔贝尔集团获19席。资产阶级阵营由此拥有稳固多数，但议会中最强大的政党却是拥有72席的社会民主党。这一冲击因纳粹主义者的初步成功而加剧，后者虽未获得基本席位，但获得了约10万张选票。
在随后纳粹主义者支持率大幅上升的地方选举中，基督教社会党的恐慌进一步加剧。持续软弱的基督教社会党政府（奥托·恩德、卡尔·布雷施，所谓“软弱之手政府“）主要需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始于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黑色星期五）的影响，这场危机严重动摇了塞佩尔整顿带来的经济复苏。社会军事化和武装团体激进化是失业与不安定带来的后果之一。崭露头角的基督教社会党政治家库尔特·冯·舒施尼格创立了更具君主主义倾向的“东马克突击队“，作为抗衡保家卫团的力量和其个人的权力支柱。1931年，瓦尔特·普弗里默领导下的部分施蒂里亚保家卫团试图发动政变，但数小时内便告瓦解。普弗里默虽以叛国罪被起诉，但最终被宣告无罪。
1932年，20年代的两位重要人物赛佩尔和朔贝尔相继去世。新一代政治家接替了他们的位置，首当其冲的是恩格尔伯特·陶尔夫斯和库尔特·舒施尼格，两人均在布雷施内阁中担任部长职务。1932年地方选举中纳粹主义者的巨大成功（德意志民族主义阵营转向了纳粹党，基督教社会党也流失了大量选民），使执政的政治家们确信，必须推迟甚至阻止举行新的大选。当恩格尔伯特·陶尔夫斯接任政府总理时，许多人相信终于找到了“强人“。
注1：伊格纳茨·赛佩尔(Ignaz Seipel， 1876–1932)
身份：天主教神父、神学教授、基督教社会党主席、奥地利总理
核心标签：“毫无怜悯之心的主教“、反民主、右翼威权主义
关键事迹：
·经济救星：1922年通过《日内瓦议定书》引入国联贷款，推行“赛佩尔整顿“，成功遏制通货膨胀，稳定了奥地利经济。
·民主终结者：1927年司法宫大火事件中下令向示威者开枪，导致89名平民死亡。此后公开反对议会民主，主张建立一党制国家。
·武装推手：扶持并利用右翼准军事组织“保家卫团“打击左派，加剧了奥地利的政治暴力与极化。
评价：他是第一共和国由民主走向独裁的关键推手，既因拯救经济有功，也因摧毁民主而备受争议。
注2：恩格尔伯特·陶尔夫斯(Engelbert Dollfuss，1892—1934)
绰号“Millimetternich”（毫米特涅），这是一个双关绰号。它结合了“Millimeter”（毫米，讽刺其身高）和“Metternich”（梅特涅，19世纪奥地利复辟时代的首相）。反对者用这个绰号嘲讽他身材矮小，但也暗指他是一个像梅特涅一样推行保守专制统治的人物。
他并非来自传统贵族或大工业家，而是起家于下奥地利州的农民联盟，这使他与基督教社会党的核心选民基础（农民、保守的天主教徒）联系紧密。1932年至1934年任总理。这正是政府“软弱”但右翼激进势力（纳粹、保家卫团）崛起的时期。
他是“奥地利法西斯主义者”（Austrofaschist），“用暴力清除了社会民主党对手”，1934年2月的奥地利内战（他派军队炮轰了红色维也纳的市政住宅区，镇压了社会民主党和保卫同盟）。依靠“紧急法令”和“戒严法”统治。这意味着他绕过了议会，建立了独裁体制。这种体制的最终体现是1934年五月的“五月宪法”。这部宪法确立了“基督教德意志联邦国家”，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行业国家”（Ständestaat）。
他的最终结局是死于纳粹制造的“七月政变”（1934年7月25日）。陶尔夫斯虽然是独裁者，但他试图维持奥地利的独立（在墨索里尼的保护下），抵制希特勒的吞并（德奥合并）。因此，纳粹发动政变，冲进总理府将他枪杀。他的死并没有挽救奥地利，几年后（1938年）奥地利还是被纳粹德国吞并了。
他摧毁了奥地利的民主，身高虽矮但权力欲极强的人物，建立了教权法西斯体制，但最终被他更极端的对手——德国纳粹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