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启蒙运动与毕德迈耶尔时期之间的文化
如同在许多其他领域——政治和经济中一样——18世纪中叶在文化领域也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巴洛克式的挥霍让位于一种冷静务实的目的性，文化开始向越来越广泛地民众阶层开放。另一方面，自巴洛克时代以来就已经显现地艺术家向中心，即维也纳的哈布斯堡宫廷聚集的趋势愈发强烈。这种区别显而易见：维也纳-即宫廷，是中心，其余皆为外省（这个词目前贬义的意味愈加浓重）。其他的中心都只是扮演次要角色，各邦的首府（布拉格、布达佩斯等）在这一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中被边缘化，其他的一些文化热点地区，例如萨尔茨堡和威尼斯，在被并入君主国后，也处于帝国首都的阴影之下而受到忽视。1740年至1840年间的这个世纪，主要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影响，而从世纪之交开始，则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毕德迈耶尔文化融合了这两种思潮的某些元素，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典型的“奥地利式”或更具体说是“维也纳式”的文化流派。启蒙运动在哈布斯堡领地内较少体现在哲学和文化领域，而更多体现在实际改革中：开明专制主义的重商主义和司法改革，以及包括大学在内的教育体系的全面重塑，都是这种态度思想的表现。这导致了人们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日益浓厚（如美泉宫的动物园、植物园等）。
共济会在改变18世纪下半叶的思想氛围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起源于英国，其主张经由荷兰和西里西亚传入了哈布斯堡统治区。1742年，维也纳成立了第一个共济会分会，随后陆陆续续建立了更多，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真和谐”分会。1784年，总分会成立。当时许多知名人士都隶属于这些分会，如莫扎特、海顿，以及改革家格哈德·范·斯维滕和约瑟夫·冯·宗嫩菲尔斯都是其成员。伊格纳茨.冯.博恩几乎堪称共济会员的完美典范，他被认为是莫扎特的共济会歌剧《魔笛》中查斯特罗德原型。多产作家阿洛伊斯.布卢毛尔甚至出版了一份《共济会杂志》。然而共济会所代表德启蒙影响力的鼎盛时期分厂的短暂，其衰落始于利奥波德二世时期对分会的监控，并在弗朗茨二世时期被彻底禁止。
这一观察同样适用于整体文化。在约瑟夫二世短暂的“解冻”时期(废除书包审查制度)，涌现出大量传单和小册子，但随后在弗朗茨皇帝的治下，又迎来了新的“冰河期”。不过在反对拿破仑战争时期，一些诗人扮演了新的角色——他们变成了“爱国”作家，许多如今已被遗忘的人，如海因里希·科林，创作了“祖国抒情诗”。与此群体关系不大的、及其多产的戏剧诗人伊格纳茨·弗朗茨·卡斯特利，他为克恩滕托尔剧院创作了约200部剧本。1819年，他建立了一个无害的社团“卢德拉姆洞穴”，却被怀疑是阴谋组织而被禁。在三月革命前时期，有三位被传统文学史视为重要的诗人为戏剧创作：弗朗茨·格里尔帕策、费迪南德·赖蒙德和约翰·内斯特罗伊。然而，爱德华·冯·鲍恩费尔德在他所处的时代远比这三位更为成功，他的喜剧在城堡剧院上演了数百次，但如今却几乎被遗忘。
在19世纪上半叶，奥地利文学天才突然呈爆炸性涌现的同时，传统文化的领域却有所削弱。约瑟夫二世务实的风格为宫殿建造提供的市场很小，他的宫廷建筑师伊西多尔·卡内瓦莱更多的是改建了维也纳综合医院，建造了愚人塔、奥加腾花园的约瑟夫馆以及约瑟夫医学院。卡内瓦莱的风格以朴素、实用的古典主义为特征。彼得·诺比勒以其建造的外堡门和忒修斯神庙，在维也纳创造了古典主义的典范建筑。三月革命前时期最重要的建筑师是约瑟夫·科恩豪泽尔，他倾向于浪漫主义历史主义，主要为市民阶层建造剧院和住宅楼。只有在少数情况下——例如为卡尔大公在巴登建造的魏尔堡——王室成员才会成为他的委托方。
在巴洛克艺术的繁荣之后，美术领域也陷入了停滞，巴洛克的一些传统甚至延续到了19世纪。这一时期无疑最具原创性的艺术家之一是弗兰茨·克萨韦尔·梅塞施密特，他致力于人物面相的艺术塑造。18世纪成立的艺术学院主要负责培养新人、激发动力，但它们往往阻碍艺术进步。安东尼奥·卡诺瓦的作品（在维也纳可见其作品：艺术史博物馆内的忒修斯雕像以及奥古斯丁教堂内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大公夫人的墓碑）被视为维也纳古典主义的典范。古典主义最重要的代表是弗兰茨·安东·曹纳（代表作：约瑟夫广场上的约瑟夫二世骑马像）。
在绘画领域，同样是以古典主义为特征的历史画占据了主导地位。两位主要人物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菲格尔和约翰·巴普蒂斯特·兰皮主要创作肖像画和历史题材画。作为对立流派出现的拿撒勒画派，则主要涉及宗教题材。约瑟夫·菲里希（代表作：阿尔特亨贝格的圣教堂装饰画）和利奥波德·库佩尔维泽（代表作：普拉特大街上的约翰·内波穆克教堂装饰画）都受到这一风格的影响。莫里茨·冯·温德代表了另一种通往浪漫主义的途径，他热衷于转向古德意志的浪漫主义题材。
三月革命前时期的绘画偏爱小尺寸的私密画作，例如描绘室内场景、静物画，尤其是风俗画——这类画要么倾向于抒情性，要么倾向于戏剧性。在风景画领域，一些艺术家偏爱阴郁的情调，喜欢画墓地、废墟和暴风雨。风景画家中最杰出的两位无疑是老维也纳画派的大师弗里德里希·高爾曼，以及费迪南德·瓦尔德米勒，他们走出画室，真实地再现了维也纳周边及萨尔茨堡湖区的风景。彼得·芬迪则主要运用水彩画技法，在儿童肖像中实现了风俗画的效果。弗里德里希·冯·阿默林和约瑟夫·克里胡贝尔则以其精湛的肖像画技艺而著称。阿默林主要作画，而克里胡贝尔则将石版印刷技术发展至完美境界。在维也纳，几乎没有哪个“名人“不曾请克里胡贝尔为自己画过肖像。到了19世纪中叶，新兴的摄影术（最初是达盖尔摄影法）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肖像画。
市民阶层缺乏参与政治活动的可能性，导致他们大规模退回到家庭生活之中。这对当时的艺术意义重大，因为它深受沙龙文化（如范妮·阿恩施泰因、卡罗利妮·皮希勒等人的沙龙）的影响。正是在这些沙龙里，作家和其他艺术家们首次崭露头角，并建立人际关系。许多市民阶层人士在各种艺术领域进行“业余创作“（其积极意义即出于乐趣而从事艺术活动）。绘画、素描、诗歌创作和演奏音乐是这些有闲市民阶层偏爱的活动。此外，他们用精美的家具和其他饰品来装饰自己的房屋——这是他们个人活动的中心，或者说，由于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不得不成为中心。精致刻花和彩绘玻璃杯的制作，以及精美瓷质餐具和人物瓷偶的生产，在19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一个繁荣期。
人们能够公开聚集的少数领域之一是艺术活动：剧院、歌剧和音乐厅。因此，三月革命前时期诞生了重要的音乐机构（1812年音乐之友协会，1842年维也纳爱乐乐团），当时还有众多剧院，其中一部分如今已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