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艰难的新生
1918年11月12日“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宣告成立时的伴随情况，清楚地显示了新国家最初几年的艰难。那时还有一位皇帝，他并未退位，而且终生不曾这样做。哈布斯堡家族一直将其所谓的统治权坚持到20世纪60年代，而近些年来的一些言论清楚地表明，他们在内心深处仍然固守此念。共和国的宣告在议会内部进行，而此时外面红色卫队正试图冲入大厦。枪战爆发，造成两人死亡，红白红旗被扯下，白色被去掉，只升起红旗作为苏维埃共和国（即效仿苏联模式的国体）的象征。此后的数月里，国家的发展方向仍不明朗：是走向民主共和国，还是像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短暂经历的那样，走向苏维埃模式的国体（1919年4月共产党人的政变尝试）。共和国本身的宣告并非一个独立国家的诞生，而是意图让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君主国全体德意志人应生活于此）成为德意志共和国的一部分——当时计划的是两个民主国家合并。这符合议员们所处的“时代潮流“，因为“民族自决权“是那些年的关键词——然而这不适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
这个尚无固定边界的国家，早在1919年2月就举行了选举。选举产生72名社会民主党人、69名基督教社会党人和26名大德意志人（此外还有捷克裔、“民主派“和犹太复国主义各一名代表）。这次选举中，奥地利妇女首次获得选举权。选举结果中反映出的另一个根本性变化，是从多数选举制（选区中只有获得超过50%选票的候选人方能当选）过渡到比例选举制。这种制度通过剩余席位分配，确保所有获得基本席位的政党（这对小党有利）能获得大致与其得票比例相应的议员席位。
社会民主党人卡尔·伦纳组建了联合政府。在此期间，至少有一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前）皇帝卡尔被送往瑞士流亡；共和国宣告时业已废除的哈布斯堡家族特权被最终取消；该家族在奥地利的统治支系被驱逐出境；其作为君主（非私人财产）的财产被没收。与此同时，一项法律废除了奥地利的贵族制度（包括头衔）。
其他问题则不那么容易解决。首先，国家的领土尚未确定。按其主张，是想囊括君主国所有德意志人居住区。然而，巴黎和会（对奥地利是在圣日耳曼）及其和平法令打消了这一念头。波西米亚的德语边缘地区划给了捷克斯洛伐克——该国被视为战胜国，并以波西米亚历史疆界为由提出主张。根据1915年与协约国在伦敦的协议，主要讲德语的南蒂罗尔直至布伦纳山口边界划归意大利，同样划归意大利的还有主要居民为德语和斯洛文尼亚语居民的卡纳尔河谷。在南蒂罗尔，尚可用分水岭作为边界线的理由，而在卡纳尔河谷则行不通。此处清晰地暴露了划定边界的真实动机：据称，从战略角度看，塔维西奥（Tarvis）铁路枢纽对意大利不可或缺。
施蒂里亚南部和克恩顿的情况同样复杂。在前南施蒂里亚（今斯洛文尼亚的什塔耶尔斯卡省），居民以斯洛文尼亚语人口（42万）占多数，而城镇中则有德语人口（7.6万）为少数。该地区被SHS王国声称，在经历了1919年1月“马尔堡血腥星期日“的暴力冲突后，便再无更多纷争地归属了后来的南斯拉夫。
克恩顿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斯洛文尼亚部队试图占领该地，引发了名副其实的战斗，分为两个阶段。1919年4月，斯洛文尼亚军队攻占了州府克拉根福。随后，（作为特例）采取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其“十四点原则“中提议的方式，在克恩顿举行公民投票。1920年10月10日，首先在州府以南的A区进行投票。该地区斯洛文尼亚人占多数，然而仍有60%的票数赞成留在奥地利。自治的承诺（后来一直未兑现）以及奥地利当时没有义务兵役制（这促使许多妇女投票赞成奥地利），可能影响了这一结果。这次投票使得州府以北狭小B区（斯洛文尼亚人居少数）的第二次投票变得多余。问题看似暂时解决，但后来成为许多德意志克恩顿人意识形态的“抵抗之战“，使这个问题情绪化了。二战期间及战后的进一步发展，加剧了极化，并催生了对少数民族的仇恨。
除了克恩顿公民投票的“成功“，奥地利还有另一处领土收获。匈牙利原普雷斯堡、维泽尔堡、厄登堡和艾森堡四个县的西部各县，居民大部分讲德语，但那里也有克罗地亚族（约4万）和匈牙利族（约6千）少数群体。1918年12月，这个地区脱离匈牙利，宣告成立短命的“海因岑兰“共和国（“Hoanz“是布尔根兰人的自称）。根据《圣日耳曼和约》，该领土划归奥地利共和国。政治起点相对容易，因为在《特里亚农和约》中被大幅削弱的匈牙利同样是战败国。仅在厄登堡周边地区举行了公民投票，结果有利于匈牙利。不过必须指出，结果是在亲匈牙利的意大利监督员的协助下操纵的。直到1921年，奥地利才得以动用宪兵（因缺乏军队），在与匈牙利游击队激战后，占领了（不含厄登堡的）布尔根兰地区，该地区后来成为奥地利的第九个联邦州（1920年维也纳和下奥地利分离）。
福拉尔贝格州的命运，是奥地利极其自私的论调（在较老的文献中，这一点常被用来指责其他国家）的典型例证。这个阿勒曼尼人定居的地区，在经济和文化上始终面向瑞士。1919年5月，福拉尔贝格人举行公民投票，绝大多数人口赞成并入瑞士。瑞士方面出于多种国际法和内政原因（天主教与新教各州的平衡）反应非常谨慎，并要求维也纳政府同意。而维也纳政府，违背其一贯强调的民族自决原则，主要出于经济原因拒绝了。福拉尔贝格遂留在奥地利。
1918年建国时所设想的与德国“合并“未能实现。由于《圣日耳曼和约》和（针对德国的）《凡尔赛和约》禁止两国合并，于是诞生的奥地利共和国便成了一个“没人想要的国家“、“违心成立的国家“。对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大德意志人）而言，这种合并思想因意识形态原因至关重要；社会民主党人也出于经济和政治原因强烈支持合并。人们认为，一个更大的国家在经济上才更可能生存，并且合并也能加强社会民主党的地位。德国工业化程度高，因此拥有庞大的无产阶级和发达的社会民主党；而奥地利当时仍以农业为主导。由于农民传统上投票给基督教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担心永远无法掌权。像奥托·鲍尔（工人运动的重要理论家）这样的政治家，主要考虑的则是更大的活动舞台。基督教社会党在政治上虽然也支持合并思想，但态度并不积极。然而，民众在这一方向上的强烈意愿不容忽视（蒂罗尔在战争结束后不久举行的非正式公民投票中，支持合并的票数超过90%！）。
这个小国最棘手的问题首先是经济。旧有的君主国在波西米亚工业区和匈牙利农业区之间曾拥有平衡关系。随着这个经济区的瓦解，奥地利既无法满足食品和能源需求（占君主国百分之十二的人口，却只有百分之零点五的煤炭产量），也无法满足工业产品需求。1918/19年和1919/20年的饥饿之冬便是后果。“水脑袋维也纳“——对这个蕞尔小国而言过于庞大的首都——缺乏生产力，尤其是众多官员在这个大幅缩小的统治区域内构成了财政难题。通货膨胀率惊人：1919年维持一个家庭四周的生计尚需2500克朗，三年后则需近30万克朗！
参与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人的重要措施（八小时工作制、休假、失业保险、企业委员会、工会的法律保障），他们主张通过对国内富人征收高额税收来解决财政困境。然而，最终得以实施的是由高级教士和大学教授伊格纳茨·赛佩尔领导的基督教社会党的主张。
赛佩尔认为，只有通过外国贷款才能解决经济困难。但问题在于，奥地利不被视为具有信用资格。1920年大联合政府破裂后（当时刚刚通过了均衡的“克尔森宪法“），举行了新的大选，基督教社会党、大德意志人和（德意志民族派的）乡村联盟赢得了明显多数，此后便采取了相应步骤。亲近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总理约翰·朔贝尔于1921年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拉纳条约》，以再次承诺不合并为代价，获得了一笔高额贷款。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大失所望，朔贝尔辞职，赛佩尔遂亲自接任政府。“赛佩尔整顿“进入关键阶段。赛佩尔巧妙地利用奥地利邻国间的相互竞争，最终在1922年10月的《日内瓦议定书》中成功获得了一笔6.5亿金克朗的贷款——条件又是确认放弃合并。
在国际联盟监督下的国家财政逐渐好转，通货膨胀得到控制，1925年引入了“坚挺“的先令货币（“阿尔卑斯美元“）。一系列配套措施支持了依靠国际贷款的政策，尤其是解雇了许多“终身制“公务员，使臃肿的行政机构缩减到与小国相适应的规模。这些措施（尤其在公务员中）自然不太受欢迎。
尽管如此，直到1926年——国际联盟对奥地利国家预算的监督也于此时结束——这些年还算相对平静，但两大政党建立准军事组织和立场日益激进化，已经预示着冲突的来临。议会中关于“裁减“公务员的争论、租户保护问题以及一再爆发的合并辩论，只是随后街头冲突的序曲。1927年1月30日，布尔根兰南部沙滕多夫响起致命枪声，民主制度走向覆灭的道路已然注定。
注:国际联盟
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0年）根据《凡尔赛条约》成立的全球性国际组织，旨在“促进国际合作和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全”。由于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联在战后被联合国正式取代。1946年4月20日，国际联盟正式解散，其全部资产和职能移交给新成立的联合国。简单来说，联合国是在吸取了国际联盟失败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升级版”国际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