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近代早期的（欧洲）社会生活
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生活的物质层面，中世纪晚期与近代早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延续性。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其他重要的、带来剧烈变革的技术发明：
①古腾堡（Gutenberg）的活字印刷术开启了一场通讯革命；
②亨莱因（Peter Henlein）发明的怀表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计量方式；
③用于火器的火药彻底革新了战争技术；
④航海仪器的改良（如“星盘”和罗盘），以及船舶设计的进步，使得向海岸航行乃至远洋航行成为可能。
其中一些革新在中世纪就已初现端倪，却在近代早期加剧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割裂。印刷术的普及扮演了关键角色：一方面，它创造了书籍传播的先决条件，使书籍得以在更广泛（但仍属精英）的群体中流传；另一方面，它又推动了路德的核心主张——人人都应能阅读《圣经》，从而重塑了早期近代人们的阅读行为。
注：古腾堡与活字印刷术
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约1400–1468），德国美因茨的金匠与印刷师。约1440–1450年古腾堡发明了他的活字印刷术，首次将可移动金属活字、油性油墨、螺旋压印机等技术整合，实现了高效、可重复的书籍印刷。标志性成果是1455年左右的《古腾堡圣经》（Gutenberg-Bibel）。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对欧洲的历史特别是宗教影响深远，他大幅降低了书籍的生产成本与时间，使知识从教会和贵族的垄断中解放出来，得以在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传播；印刷术让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主张和《圣经》译本得以快速、大量地印刷发行，直接推动了宗教改革的传播与发展；促进了方言文学的发展，助力了现代民族语言（如德语、英语）的标准化和统一；为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奠定了物质基础，被视为欧洲从中世纪迈向近代的关键技术转折点。
人们的“社会性驯化”并非在所有社会阶层中同步推进，城市在中世纪晚期就已采取了更多此类规训措施，而广大普通民众则是在之后才逐渐实现规训，贵族的规训化进程则更为缓慢。这种“驯化”是通过法律、道德、礼仪教育等方式，规范人们的行为，让个体从相对自由、自发的中世纪生活方式转变为更有序、更符合近代国家与社会需求的“文明化”状态。随着这种规训化，羞耻感与体面感的界限也随之推移，澡堂里的赤身裸体和身体裸露被视为禁忌。社会生活的形式变得更加精致，一种“粗鄙主义（Grobianismus-Literatur）”讽刺了那些在餐桌上仍会大声打嗝、放屁，或是用桌布擤鼻涕的行为——但这些在中世纪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在宫廷中，一种愈发精致的仪式化礼仪（如进门时的优先权等）发展起来，它决定了贵族的生活，并将他们在宫廷中的等级地位固定下来。这种所谓的西班牙式宫廷礼仪，实际上源自勃艮第，直至启蒙运动的兴起主导包括维也纳宫廷在内的众多欧洲贵族的生活。另一方面，社会的外部层面却日益受到压制。在17、18世纪人们试图对边缘群体进行规训，乞丐、妓女和孤儿被送进济贫院，在那里通过虔诚的祈祷和体罚被“改造”。罗马和西班牙也将“吉普赛人”视为罪犯加以追捕，将他们当作国家的弃儿和可疑的间谍，防范奥斯曼帝国的威胁。
强化这种社会规训的主要手段是利用人们的恐惧。瘟疫在欧洲的爆发恰恰是一个契机，它再次强化了道德规范，从而确立了以防疫规定为主的行为约束。尽管已获得了医学上的鼠疫防治支持（如维也纳的圣保罗医院），但人们始终认为神助更为重要。1679年和1713年的两次鼠疫在维也纳立起了两座纪念柱来纪念此事——利奥波德一世鼠疫柱和卡尔六世鼠疫柱——就见证了这一点。人们在祈祷鼠疫消退的同时，也将教会视为世俗统治权威的象征。朝圣活动中出现了数量众多还愿画（Votivbilder）反映出人们对于神力能干预到现实生活的期待。
在早期近代，民间文化的延续性与精英文化的巨大变革形成了鲜明对比。其基础是对人文主义的接受。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代表人物反对经院哲学家，指责他们的拉丁语拙劣且对古典作家的知识匮乏。一种新的教育理想由此产生，其核心是以古典为导向的语文学研究。通过从拜占庭来到西方的人文主义者贝萨里翁（Bessarion）使得柏拉图的著作得以重新传播。在这一视角下，圣经批判学也得到了发展（例如洛伦佐·瓦拉 Lorenzo Valla）。一批意大利诗人展现出巨大的创作活力（彼特拉克 Petrarca、薄伽丘 Boccaccio、托尔夸托·塔索 Torquato Tasso、皮科·德拉·米朗多拉 Pico della Mirandola），开创了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族文学。
自15世纪起，这种新的精神思潮也跨越阿尔卑斯山向外传播（在布拉格的卡尔四世时期有过短暂铺垫），约1500年前后，人文主义在神圣罗马帝国和奥地利得到了强化。早在15世纪中叶，维也纳大学就迎来了第一次繁荣期，这可以通过三位在此任教的学者来概括：
-约翰内斯·冯·格蒙登（Johannes von Gmunden）：作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主要传播了古典时代和阿拉伯世界的知识。
-格奥尔格·冯·波伊巴赫（Georg von Peuerbach）：推动了三角学的发展，通过引入正弦函数丰富了这一学科，并致力于研究行星运动。
-约翰内斯·雷乔蒙塔努斯（Johannes Regiomontanus）：是波伊巴赫的学生，他撰写了星表，指引着哥伦布等近代伟大的探险家。
但在15世纪末，内部的动荡以及与波西米亚国王马蒂亚斯·科尔温（Matthias Corvinus)爆发的冲突，导致维也纳高等学派走向衰落。在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统治时期——在1521年瘟疫和土耳其威胁再次导致其衰落之前——维也纳高等学派迎来了短暂的第二次繁荣，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人文主义的传入。
波伊巴赫、格蒙登和雷乔蒙塔努斯那一代人的后继者中有约翰内斯·斯塔比乌斯（Johannes Stabius），他作为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活跃于世，同时作为宫廷史官和皇室系谱学家与宫廷联系紧密；还有数学家格奥尔格·坦斯特特（Georg Tannstetter），他自称科利米提乌斯（Collimitius）。1497年，康拉德·策尔蒂斯（Konrad Celtis）从因戈尔施塔特被召至维也纳，在此教授拉丁修辞学和哲学，除了学术活动，他也被视为一位重要的诗人。早在被召至维也纳之前，康拉德·策尔蒂斯就主张志同道合者联合起来，并尝试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抵达维也纳后不久，他创立了“多瑙河学社”（Sodalitas Danubiana，又称多瑙学会），这是一个学术团体，其影响远至匈牙利，并与南德地区的类似团体保持联系。学社成员在诗人兼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库斯皮尼安（Johannes Cuspinian）的家中聚会，库斯皮尼安与康拉德·波伊廷格（Konrad Peutinger）、拉迪斯劳斯·孙泰姆（Ladislaus Sunthaym）以及约翰内斯·斯塔比乌斯一样，都是人文主义者的核心成员。1506年策尔蒂斯去世后，学社由库斯皮尼安继续主持。
库斯皮尼安继续主持着1501年成立的“诗人与数学家学院”（Collegium Poetarum et Mathematicorum），这是一座艺术学院，他在这里组织教学活动并指导师生。此外，约翰内斯·库斯皮尼安和重要的维也纳人文主义者约阿希姆·瓦迪亚努斯（Joachim Vadianus）也在维也纳大学授课。1514年，瓦迪亚努斯被皇帝授予“桂冠诗人”称号，但他在1518年便离开维也纳，返回圣加仑。在人文主义思潮鼎盛时期，维也纳大学的学生数量一度超过5000人，但随着瓦迪亚努斯的离去，学校迅速走向衰落。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作为首位推行有章可循政治宣传的君主，通过自传体作品塑造了自己的形象（如《勇士之思》《白色国王》），尤其热衷于彰显自己的家族谱系。他对系谱学的浓厚兴趣，与他对“伟大的卡尔”（查理大帝）和“亚瑟王”的推崇如出一辙，这也体现在他为自己在因斯布鲁克宫廷教堂修建的那座宏伟却未完工的陵墓中，成为其精神世界的象征。他是维也纳大学的重要赞助人。
人文主义在这所大学的传播，也为后来宗教改革时代的文化带来了显著差异。除精神层面的修道院与教堂学校，当时世俗化的新教学校，尤其是贵族子弟就读的新教学校也纷纷涌现。反宗教改革的胜利使得局面又重新的统一起来。耶稣会则接管了当时所有已成立的高等学府，1617年本笃会大学在萨尔茨堡成立，高等教育体系也由此被各类修会主导（尤其是耶稣会，其次是皮亚里斯特会）。极具前瞻性的教育家扬·阿莫斯·夸美纽斯（Comenius），他一直生活在哈布斯堡的君主国内，然而由于他在宗教上倾向于摩拉维亚兄弟会但并未被接受，以至于在反宗教改革的推进过程中被驱逐出这个国家。
人文主义的研究以及观察的全新转向，打破了以亚里士多德学说为基础的世界观，天文学也因此重获新生，地球的球体形态再次被确认，与占星学关联的雷格蒙塔努斯的学说也经历了一次复兴。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在1507年成功制作出世界上第一个地球仪，尼古拉·哥白尼在《短论》中计算出了天体的日常运行规律。哥白尼断言，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而非此前人们所认为的地球，这标志着“哥白尼式的转折”。这一革命性的日心说体系被焦尔达诺·布鲁诺所接受并进一步拓展，也正因如此，布鲁诺在1600年被作为异端处以火刑。
丹麦人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建造了第一座天文台，从而推动了天文学在16世纪末的迅猛发展。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在鲁道夫二世的宫廷中与他共事，其地位与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相当，两人都为后来的科学革命铺平了道路。
天文学的进步不仅改良了地图绘制，也为“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航海提供了支撑，这个时代的影响极为深远。它导致了世界各个文化之间的碰撞，催生了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当然也导致当时世界的欧洲化。欧洲的贸易路线西移导致了地中海贸易的衰落与欧洲权力中心的转移。西方的新大国（西班牙、葡萄牙，随后是英国、法国和尼德兰）主导了欧、非、美三洲之间的大西洋三角贸易（奴隶贸易与新大陆贸易），从中攫取了巨额利润。从长远来看，这一进程使欧洲对新世界的影响不仅限于贸易，更延伸至农业领域：马铃薯、玉米、烟草等新作物的引入，深刻改变了农业生产。当然，最重要的影响还在于世界贸易的扩张以及与之相伴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