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女王的改革
玛丽亚·特蕾西亚自述，战争结束后，她将“思想……完全转向各邦国的内部事务“——改革时期由此开启。启蒙的新精神在她笔下令人们清晰感知：“因此，君主有责任竭尽全力促进其邦国与臣民乃至穷人的福祉与发展，而绝不应将征收来的钱财挥霍于宴乐、排场与奢华。“此观点与先前时代巴洛克式的挥霍之风差异何其巨大——尽管玛丽亚·特蕾西亚对巴洛克生活方式的摒弃从未如其子约瑟夫那般彻底。玛丽亚·特蕾西亚将其“母亲般的关怀“也倾注于其臣民子女身上，她不仅关注受剥削的农民，亦试图在其他领域改善状况，尽管她自然无法真正逾越制度与自身观念所设下的界限。
由启蒙思想孕育的新式统治观念——关怀臣民福祉，认为君主并非仅为自身享乐而存在，而是对国家负有义务——同样为玛丽亚·特蕾西亚所秉持。虽然她未像其对手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那样尖锐地自称为“国家的首席公仆“，但她与子女的通信为类似思想提供了有力佐证。例如，她教导女儿玛丽·安托瓦内特：“我们活在世上，是为了向同胞行善。你们的任务承载着最高的责任，因为我们并非为己而活，更非仅为享乐。“
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是对巴洛克社会种种矛盾作出的回应——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仍显不足。她将战争称为“对我国土与财富的掠夺“，仅此态度便已表明，尽管在位期间大部时间处于战争状态，她仍心系其统治疆域的内部状况，并通过无数政令亲自过问国家大小事务。
对于奥地利的后续发展而言，国家改革以及仿效普鲁士模式、旨在增加财政收入的行政改革尤为重要。在这场国家改革中，玛丽亚·特蕾西亚试图大幅削弱贵族的权力，将其影响限制在领主管辖的范围内。一项普遍的纳税义务得以推行，此前享有免税权的贵族与教士亦被纳入其中；此税制的基础，是以《特蕾西亚地产登记册》形式完成的财产状况登记。
最高行政层面亦进行了重组：成立于1749年的“公共及宫廷事务指导部“，统合了原属宫廷财政署的政治与财政权限。同时，还设立了最高司法机构。此一体制亦被应用于君主国各邦国（匈牙利和尼德兰除外），为各邦设立的最高行政机构称“代表院与财政署“，其下设县级行政机构。
如果说改革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冯·豪格维茨伯爵领导下进行，那么自1760年起，文策尔·安东·冯·考尼茨伯爵的影响愈发显著。在他的主持下，又一个中央机构——枢密院——宣告成立，这个最高咨询与提案机构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
日益中央集权化的君主国行政管理，其基础必须是一套统一的法律体系——尽管此目标仅得以初步实现。统治范围内的各邦国均拥有其传承已久的法律结构，彼此间自然差异显著。首先对各邦国不同的法律进行了汇编，1769年问世的《特蕾西亚法典》便是对现行法律的记录，可作为法律统一的基础。同样在1769年颁布的《特蕾西亚刑法典》中，玛丽亚·特蕾西亚将中世纪传承下来的法律体系加以法典化，包括借助酷刑查明真相、巫术、魔法及各类宗教罪行等，该法典成为君主国（匈牙利除外）的通行法律。这部《刑法典》尚未显现启蒙思想与自然法的影响，它体现了玛丽亚·特蕾西亚仍相当传统的统治风格。然而，秉持启蒙精神，这位女君主确实对其农民臣民施以援手，通过设立的县级行政机构，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抵御贵族与教会领主（这些领主往往同时拥有司法权）任意欺压的保护机构。减轻农奴身份（最终由其子约瑟夫二世废除）以及限制农民为领主提供的劳役，同样惠及农民。
军事改革在战火频仍的当时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军事体系的重组委托给了陆军元帅利奥波德·约瑟夫·道恩伯爵；炮兵部队则交由约瑟夫·文策尔·列支敦士登亲王管理。帝国军队最终演变为一支奥地利军队，其中普鲁士的影响清晰可辨。
教育改革无疑堪称玛丽亚·特蕾西亚改革的核心成就之一。在18世纪的教育政策中，国家试图消除教会根深蒂固的影响，因为启蒙思想使人们认识到全民教育的重要性。启蒙的核心观念之一，便是通过教育解决问题、推动世界向善，以教育取代“蒙昧的迷信“。而在玛丽亚·特蕾西亚执政之初，哈布斯堡领地的学校教育状况恰恰堪忧。变革的重点在于将教育事业国有化与世俗化，同时“实用性“也是首要考量。例如，1757年在维也纳新城创办的军事学院，便与前述军事改革密切相关。
1760年，国家设立了中央机构“学习与书籍审查宫廷委员会“，致力于重组世俗教育体系，并为此目的设立了师范学校、主日学校和普通小学。为此，玛丽亚·特蕾西亚特地从普鲁士请来一位专家——信奉启蒙思想、担任萨冈（位于今波兰）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的约翰·伊格纳茨·冯·费尔比格。费尔比格曾在1763年为普鲁士的天主教会学校制定了一套卓有成效的《全国乡村学校规程》。因此，玛丽亚·特蕾西亚正式向弗里德里希二世请求放行费尔比格，后者遂于1774年移居奥地利。同年，他便拟定了一份学校规程，最终以《普通学校条例》的形式成为法律。这部新法规定，所有六至十二岁儿童均有接受教育的义务，教学应遵循费尔比格编写的教学法指导书。这里实行的是“教育义务“，而非“入学义务“——顺便提一句，这一传统在奥地利立法中保留至今。在乡村，设立了所谓的“普通小学“，即只有一个班级的小学，学生学习读写、算数并接受宗教教育。短短数年后，在玛丽亚·特蕾西亚去世时，此类普通小学已建成500所。
在较大城市，则设立拥有三个年级的“主日学校“。主日学校的教学计划还包括德语、历史、地理和绘画等科目。在各邦首府，还引入了培养师资的“师范学校“。当时尚属新式教学辅助工具的教科书，由1772年成立的“德意志学校出版社“印刷出版，该出版社（即后来的“奥地利联邦出版社“）延续至今。在君主国内建立规范的“小学教育体系“并非一蹴而就，19世纪（尽管有教育义务）依然居高不下的文盲率便证明了这一点。
高等教育体系同样经历了改革。自1775年起，一部《皇家世袭领地文理中学设立草案》对该领域进行了规范，其中将拉丁语、物理、几何、自然史、修辞学与诗学设定为必修核心课程。在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教育改革中，大学改革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其精神导师是荷兰人赫拉德·范斯韦滕。1773年耶稣会被解散，构成了教育史上的关键转折点，大学由此也转为国家管辖。
聘请赫拉德·范斯韦滕至维也纳，开启了大学的重塑进程，并促成了学者在此的汇聚。范斯韦滕促成了荷兰人安东·德海恩的聘任，后者成为维也纳医学派的实际奠基人。同样出生于莱顿的荷兰人尼古拉斯·冯·雅坎男爵也被召至维也纳，他的任务是依照林奈的分类法，为美泉宫种植的植物编制系统目录。1754年，玛丽亚·特蕾西亚下令在为此购置的伦威格大街上，由雅坎负责建造了一座植物园。
为了特定的国家目的，玛丽亚·特蕾西亚设立了专门的教育机构，如前文提及的维也纳新城军事学院。在此数年前，她已在维也纳城外的卡尔六世行宫——法沃里塔宫内，创立了一所骑士学院，即“特蕾西亚贵族学院“。1754年，该学院又衍生出“东方语言学院“，其学子学习波斯语、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为从事外交生涯做准备。这开启了维也纳东方学的伟大传统，该学科在19世纪于约瑟夫·冯·哈默-普格施塔尔手中迎来鼎盛。源自此机构的外交学院延续至今。其他新建机构，如“商业制图学院“、“实科商学院“、“兽医及蹄铁匠培训学校“（高等兽医学院的前身）以及各类矿业专科学校，其设立均基于实用性的考量。
在艺术领域，尤其是实用艺术方面，同样有新建举措：维也纳铜版画学院于1766年开放，它由当时已有的三所艺术学院合并而成，可视为其后艺术大学的前身。
教育领域的所有这些新建机构与改革，都直接或间接地旨在削弱天主教会的势力。然而，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改革在其子约瑟夫的教会改革面前，并未展现出同样的锐利锋芒，因此许多涉及教会领域的改革举措，直至较晚时期，并在其子年轻皇帝共同摄政的影响下才得以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