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世界经济危机后奥地利的转变
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奥地利本应再次借助国际联盟的帮助来应对，而且国际联盟在1932年的《洛桑议定书》中承诺向奥地利提供3亿先令的贷款。而且在国内政治层面，围绕这一条约的讨论却引发了争执和罢工，因为该条约再次包含了禁止与德国合并（即德奥合并）的条款。在1933年3月4日的议会辩论中，由于对于一张选票的有效性产生争议，投票不得不重新进行。决定性的结果就悬于这张选票，因此使得社会民主党的国民议会议长卡尔.伦纳辞职。这样一来，他为自己的党派赢得了一张选票的优势，因为议长本身在投票中是没有投票权的。他的辞职就使得第二议长、基督教社会党的鲁道夫.拉梅克主持议事，也就让原本第二议长的党失去了议长选票。然而拉梅克也辞职了，随后第三议长、德意志民族派的赛普.斯特拉夫纳接任住持，但他也因不明原因辞职。至此，再也没有议长来结束或继续会议，议员们困惑地离开了议会。这正是陶尔斐斯所等待的机会，利用这一程序上的失误，可以排除议会（用基督教社会党的话，称之为“议会自我淘汰”），从而阻止了新的大选。
当斯特拉夫纳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试图重新召开议会时，前来开会的议员们被强行驱散。社会民主党的“保卫同盟”被禁止并解散，奥地利共产党同样被禁，而“家乡保卫团”则起到了一种辅助警察式的作用。联邦总统威廉.米克拉斯，其职责本应是正式解散议会并宣布举行新的大选，却受到党内同僚的压力，保持了沉默。政府，在部门负责人罗伯特.赫希特的建议下，利用社会民主党的维也纳州政府向最高法院提起的一项诉讼，来瓦解这一监督机构。基督教社会党的法官们集体辞职，使最高法院无法做出裁决。政府执政的依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时经济授权法”。作为党派继续存在并在国内仍拥有一系列权力职位的社会民主党，反应非常温和。他们决定，只有在党被解散、工会被禁止、“红色维也纳”受到攻击，或者宣布实行法西斯宪法时，才会诉诸武装抵抗。
国家社会主义者（纳粹）在地方上的成功（在因斯布鲁克他们赢得了40％的选票）以及该党日益加剧的恐怖活动，导致1933年7月奥地利宣布取缔纳粹党。然而，在希特勒在德国夺取政权的背景下，这并不能解决问题。许多在奥地利的纳粹党员去了德国，并在那里组成“奥地利军团”，同时国内的非法党组织也展开了激烈的活动。
走向独裁的道路越来越清晰。在1933年9月纪念“土耳其人解放”（1863年）周年庆典以及同期举行的天主教徒大会上，陶尔斐斯明确宣布，建立具有强大威权领导的“职业等级国家”是他的目标。对工人公寓进行武器搜查以及对保卫同盟成员进行逮捕行动，为最后一步做好了准备。在沃勒斯多夫，为政治反对派建了一个“拘留营”（集中营的一个委婉说法，当然其严重程度无法与纳粹集中营相提并论）。在全力支持这一发展的天主教会的支持下，以及在法西斯意大利的支持下，政府正走向与社民党的最后摊牌。1934年2月11日，家乡保卫团领袖兼内政部长埃米尔.费伊在大恩策斯多夫的一次集会上宣布了打击行动：“明天我们将开始工作，并且要干彻底。“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一如既往——反应克制而犹豫，但林茨的保卫同盟领导人里夏德·贝尔纳舍克决心采取行动。2月12日凌晨，当家乡保卫团在林茨的席夫酒店进行武器搜查时，保卫同盟成员进行了抵抗，一场短暂的内战由此爆发。冲突的中心是上奥地利州和上施蒂里亚州的工业区，当然还有维也纳，在许多市立公寓楼里都发生了战斗。由于持续数月的逮捕浪潮而被削弱的保卫同盟，仅在四天内就败给了占绝对优势的军队和装备精良（甚至动用了炮兵）的家乡保卫团。缺乏协调以及总罢工的失败，加速了更迅速的全面失败。保卫同盟方面有200人死亡，300人受伤，其成员成为欧洲最早为抗击法西斯而冒着生命危险的人。许多社民党领导人（如奥托·鲍尔、尤利乌斯·多伊奇等）逃往邻近的捷克斯洛伐克，但约有一千人被逮捕和拘留，九名保卫同盟成员被判处死刑并执行，其中包括身负重伤的卡尔·明希赖特、年轻的维也纳消防员格奥尔格·魏塞尔以及施蒂里亚的保卫同盟领导人科洛曼·瓦利施。社会民主党及其所有附属组织被解散和禁止。设在布尔诺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国外办事处继续奉行犹豫不决的改良主义政策，而留在国内的人则作为“革命社会主义者“组织起来进行抵抗，并与共产党人合作，在意识形态上也与共产党人靠拢了一些。
奥地利法西斯主义取得了胜利。1934年5月1日，“以上帝之名“颁布了一部新宪法，该宪法建立在威权领导原则之上。“职业阶层“本应组成诸如“国务院“、“联邦文化委员会“、“联邦经济委员会“和“各州委员会“等机构，但这些机构成员均为任命产生。这些委员会没有立法权，立法权完全由政府掌握。所有政党都被解散，只剩下一个名为“祖国阵线“的统一政党。人们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美化这个政权体系的词语（职业等级国家、威权政府、体制时期等等），但在严肃的科学分析中，人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一个法西斯体系。即使是经常听到的辩解，说这个“体制“比国家社会主义温和，也是酒桌闲聊式的论据，而非严肃政治讨论或批判性历史评价的观点。
同一天，即1934年5月1日，还颁布了一项与梵蒂冈签订的《教务协定》，这尤其是教会支持奥地利法西斯政权的代价。该协定在很大程度上至今仍然有效。
虽然左翼对手被击败了，但在非法状态下蓬勃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却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褐色恐怖“日益加剧，来自德意志帝国的外交压力也增强了。1934年7月25日，非法的党卫军第89旗队的成员——伪装成奥地利士兵——闯入联邦总理府，逮捕了在场的政府成员。陶尔斐斯试图逃跑时被击毙。与此同时，维也纳的广播电台（RAVAG）被占领，并向民众宣布陶尔斐斯已辞职，由安东·林特伦接任。这次策划得相当业余的政变企图——几名政府成员未被抓获，因此仍能采取行动——最初以允许政变者自由撤离的保证告终，但当得知陶尔斐斯被杀后，这一保证被撤销。奥地利的保护国法西斯意大利将部队集结在布伦纳山口边境，这在外交上增强了奥地利法西斯主义者的地位，因此希特勒谨慎应对，并宣称此次政变是奥地利的内政。
围绕死去的陶尔斐斯形成了一种个人崇拜。他被神化为传奇（“他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牺牲品“），这种观念至今仍在延续，在保守派眼中掩盖了他自身的罪行。他的继任者由库尔特·舒施尼格和家乡保卫团领袖、高级贵族恩斯特·吕迪格·施塔海姆贝格分担，前者成为联邦总理和“祖国阵线“的第二主席，后者则担任副总理兼“祖国阵线“领袖。
直到1936年，当施塔海姆贝格对墨索里尼入侵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发出过分热情且在外交上失策的祝贺后，舒施尼格才得以将权力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他的政府日益接近哈布斯堡王朝复辟，同时承受着来自纳粹德国日益增大的压力。与这个强大邻国的紧张关系在1933年因巴伐利亚司法部长汉斯·弗兰克事件而激化，后者因其关于武装入侵奥地利的言论被驱逐出境。作为回应，德意志帝国实施了“千马克封锁“：每个德国公民在入境奥地利前必须支付1000马克的费用，这沉重打击了奥地利的旅游业（约40%的游客来自德国）。
奥地利的进一步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的外交格局。起初唯一可靠的伙伴是意大利，奥地利曾于1934年与意大利（以及匈牙利）共同签署了《罗马议定书》。1935年的“斯特雷萨会议“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最后一次为奥地利独立提供国际保障。随着墨索里尼入侵阿比西尼亚，斯特雷萨阵线瓦解。法国和英国对意大利试图在非洲建立殖民地的做法并不认同，只有德国在意识形态上，以及在意大利军事上遇到困难时也提供武器支持其阿比西尼亚冒险。这为柏林-罗马轴心的形成铺平了道路，而这一轴心最终将奥地利拱手让给了德国（人们说，柏林-罗马轴心就是那根“烤叉“，奥地利在上面被“烤成褐色“）。两大法西斯强国的新合作在西班牙内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们共同支持佛朗哥将军的部队，而许多社民党的二月战士则加入了国际纵队。
1936年7月11日的《德奥条约》（七月协议）标志着奥地利地位的这一变化。在该协议中，德国虽然保证了奥地利的完全主权，解除了“千马克封锁“，并宣称奥地利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奥地利的内政，但作为交换，奥地利必须承认自己是“德意志国家“，不得进行任何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并且必须释放被监禁的纳粹分子。
柏林-罗马轴心的进一步强化（1937年墨索里尼访问柏林）以及欧洲列强对奥地利独立支持的缺乏，使奥地利的处境更加恶化。一些英国政治家甚至公开支持德奥合并，邻国们也更害怕哈布斯堡复辟而非德奥合并——奥地利因此孤立无援。奥地利法西斯政府在国内不得人心，政治反对派被清除，而越来越公开地向往德国的奥地利人比例在增长。
纳粹德国的经济成就看似显著，但人们并未看到（或不愿看到）其基础是什么。反犹政策、建立军队和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进行的重新武装，虽然降低了失业率，让许多观察不仔细的人将合并的希望寄托于此。
1938年2月，希特勒和舒施尼格在贝希特斯加登会晤，会上希特勒以大规模军事入侵相威胁。舒施尼格被迫让步，让奥地利纳粹党领袖阿图尔·赛斯-英夸特进入政府担任内政部长。由于这场危机，舒施尼格认为别无他法，于1938年3月9日宣布将于3月13日就奥地利是否合并或独立举行全民公投。但仅仅两天后，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舒施尼格辞职，让位于赛斯-英夸特。纳粹夺取政权因此变得“合法“——类似于1933年在德国——但与此同时，德国军队开进了奥地利。没有发生任何军事抵抗——在狂热的“万岁“呼喊声中，国家的独立被埋葬。奥地利不复存在。
注：库尔特·冯·舒施尼格(Kurt von Schuschnigg)是奥地利第一共和国时期的一位关键政治家，曾任司法部长、教育部长，并在其前任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遇刺后，于1934年至1938年担任奥地利联邦国总理。他的一生与奥地利走向法西斯专制以及最终被纳粹德国吞并（德奥合并）的悲剧命运紧密相连。
舒施尼格于1897年12月14日出生在奥匈帝国蒂罗尔地区的里瓦（今属意大利），成长于一个军官家庭。他曾在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一战期间入伍参战并被俘。战后，他在因斯布鲁克大学学习法律，成为律师，并于1927年作为最年轻的议员，代表基督教社会党进入国民议会。
在担任陶尔斐斯政府的司法部长（1932年起）和教育部长（1933年起）期间，舒施尼格是逐步废除议会民主制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参与讨论“排除议会“，并恢复了死刑。1934年二月内战（奥地利内战）后，他拒绝向联邦总统提交对被判死刑的工人战斗人员的赦免请求，导致八名保卫同盟成员被迅速处决，这使他获得了“工人刽子手“的名声，他本人后来将此举称为“失策“。
1934年7月陶尔斐斯被纳粹分子刺杀后，36岁的舒施尼格出任总理，成为奥地利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他继续推行“奥地利法西斯主义“的“职业等级国家“体制，并在1936年后兼任“祖国阵线“领袖。他视奥地利为“更好的德意志国家“，反对希特勒吞并奥地利的野心，试图通过向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靠拢来维持国家独立。然而，随着墨索里尼倒向希特勒，舒施尼格的外交空间急剧缩小，被迫于1936年签订《七月协议》，对纳粹德国做出重大让步。
1938年2月，舒施尼格在贝希特斯加登会晤中被希特勒胁迫，任命纳粹分子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为挽救国家独立，他于3月9日仓促宣布举行全民公投，但此举招致希特勒的军事入侵威胁。3月11日，舒施尼格被迫辞职，并在当晚的广播中发表著名告别演说，以“上帝保佑奥地利“结尾，同时命令军队不得抵抗。
德奥合并后，舒施尼格被纳粹逮捕，先后囚禁于达豪等集中营，直到1945年被美军解放。战后他移居美国，在圣路易大学任政治学教授，1956年成为美国公民。1968年，他返回奥地利，1977年11月18日在蒂罗尔州的穆特斯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