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红色维也纳
社会民主党人在君主制时期仅扮演着次要的政治角色，直到引入普选权后，他们才得以崛起。1918年后，他们成为奥地利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之一。这个秉持国际主义立场的党组织严密，拥有稳固的核心选民群体，工会也基本处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之下。
与世界所有工人政党一样，1917年俄国革命和苏联的诞生，也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必须正视和应对的重大事件。尽管该党在1888/89年前后已选择了修正主义道路，但革命的思想对其左翼而言并不陌生。当共产党在苏联影响下联合组成第三国际时，社会民主党人则组建了第二国际。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曾被称为“第二半国际“。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发展出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阐释，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党内左翼发言人奥托·鲍尔、财政专家鲁道夫·希法亭以及第二国际书记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与基于黑格尔思想的辩证马克思主义不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深受新康德主义影响。它试图在布尔什维克思想与修正主义思想之间寻求妥协。然而，往往只有口号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却以犹豫不决和妥协折中为特征。与列宁不同，它不认为必须首先点燃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革命的世界，而是秉承启蒙运动的传统，走相反的路径：首先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出新的人类，使其有能力在未来进行革命。在社会民主党的框架内，创建了一系列教育机构，旨在提供有别于由资产阶级思想主导的国家教育体系的替代方案。这种构建一个替代性的教育与文化世界的理念——一种与资本主义-市民价值观主导的主流文化相对的“对立文化“，构成了第一共和国时期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面向，并且在红色维也纳比在国家其他地方得到了更充分的实践。他们创建了人民大学，其晚间课程旨在为工人提供基础教育的机会；这一教育体系最终体现在党校上，当时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在此授课。由于保守政党（一方是极端敌视进步的天主教会的追随者，另一方是秉持守旧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政党）持有反现代的基本立场，那些思考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唯有在社会民主党中才能找到发展的空间。此外，社会民主党是第一共和国时期唯一没有在党纲中确立反犹主义原则的政党，这使得犹太知识分子尤其缺乏其他选择。
社会民主党的教育计划还包括建立工人图书馆，旨在长远地改变工人的阅读习惯。他们希望用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如特雷文、辛克莱、左拉、雷马克的作品）取代卡尔·麦和赫德维希·库尔茨-马勒的小说。一种独特的工人文学得以发展，其最著名的代表有阿尔方斯·佩措尔德、卡尔·齐亚克、恩斯特·费舍尔、弗里茨·罗森菲尔德和约瑟夫·卢伊特波尔德·施特恩。其基本主题是“社会问题“、工人的命运与贫困。
与主流资产阶级文化的对立，尤其体现在节日文化这一历来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领域。工人们庆祝的不再是基督教的节日（基督教社会党最重要的“阅兵日“是基督圣体节），而是工人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自1890年起就开始庆祝，是工人运动的核心节日，在这一天，工人运动（在维也纳环城大道）举行游行，展示其力量。此外，11月12日的共和国成立日，或3月13日的1848年革命纪念日，也属于这种新的工人节日文化。甚至连卡尔·马克思（5月5日）和斐迪南·拉萨尔（4月11日）的生日，也会被隆重纪念。
这些庆祝活动如同体育运动一样，能够有效地动员群众，而体育运动则能增强集体意识。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推崇的不是反映资本主义竞争关系的资产阶级竞技体育，而是没有胜者的共同体育活动。团体操和团队运动尤其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推崇，他们甚至在维也纳举办了工人奥运会（1931年），有10万人参加。对体育的推崇也与新的身体意识有关，社会民主党在传播这种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女性受这些变化的影响比男性更大。19世纪的假正经至少在局部被打破。例如，女性的短裙露出的小腿之多，是19世纪的男性做梦也想不到的；长辫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的发型“童花头“，这是一种易于打理、不妨碍体育活动的短发。在保守派眼中不雅观且令人震惊的泳衣，却让女性在水上运动中能更自由地活动；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也认同天体文化，即裸体主义。女性要求堕胎合法化、在不受教会影响下制定离婚法规的呼声，在第一共和国时期仍未得到重视，因为只有处于反对派地位的社会民主党支持这些主张。
然而，热爱运动、解放的劳动女性形象，只是社会民主党内部一个矛盾重重的女性观的一个侧面，这种观点通过其下属组织和刊物（如《不满足的女人》）传播。与此同时，他们也建议女性要注重家庭、照顾家人、呵护丈夫，尤其是为了让丈夫少去酒馆（酗酒在当时仍是工人阶级的一个问题）。正如在许多领域一样，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
社会民主党的孩子们应该主要在集体中成长，从小就学习集体意识。“红色猎鹰“（基督教“童子军“的社会民主党版本）、“儿童之友“或“社会主义工人青年“等组织向儿童和青少年开放。社会民主党起初也试图在公立学校推行其理念，但奥托·格勒克尔（1919/20年任主管教育的副国务秘书）的改革只能部分得到实施。
第一共和国时期，社会民主党与教会之间的“文化斗争“十分尖锐，其战场既涉及学校，也关乎对离婚和堕胎的诉求，而火葬这一“次要战场“上的斗争尤为激烈。维也纳中央公墓火葬场的建成使这一问题成为焦点，并引发了与坚决反对火葬的天主教会的激烈冲突。社会民主党原则上秉持无神论，许多党员不信仰任何宗教。政治事件，如司法宫大火，导致了真正的退出教会潮（以此抗议“毫无怜悯之心的主教“赛佩尔）。奇怪的是，这些无神论者以某种替代教会的形式组织起来，即“自由思想者联盟“。同样属于这些反天主教会组织的还有“火焰“协会，这是一种丧葬保险机构，在工人中组织化程度极高。
如同其政治对手基督教社会党成功将前线战士联合会改组为保家卫团，并将职业军队改造为其政治工具一样，社会民主党也组建了一支政党军队。共和保卫同盟最初是一支旨在保护本党活动的武装组织，但很快就发展出自身的生命力。保卫同盟成员同时也是社会民主党内较为激进的部分（如同基督教社会党内的保家卫团），与对手关系极为紧张。自1927年起，对抗日益升级，并在1934年达到高潮——当时保卫同盟在内战爆发之初，不再服从党领导拖延观望的政策。
社会民主党的理念只能部分得到实现，上奥地利和施蒂里亚的工业区以及维也纳构成了其活动的中心。尤其是在根据1920年宪法从“黑色“的下奥地利分离出来、成为独立联邦州的维也纳，“红色“力量得以充分施展。“红色维也纳“的特点，除了已勾勒其基本轮廓的对立文化外，还在于其广泛的社会政策措施。社会民主党为工人阶级创造一个宜居世界的努力，其最直观的体现莫过于“ Gemeindebauten“（集体宿舍或政府廉租房）。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至1934年结束），维也纳市政当局建造了极其先进的住宅区，以其低廉的租金、绿地和卫生设施，与当时城市里那种租客和床位租客（1910年维也纳仍有约9万租客和约7.5万床位租客）处境悲惨的出租营房形成鲜明对比。从1925年到1934年，共建造了337处市政住宅区，约6.4万套公寓。这里同样旨在培养集体意识，甚至计划在公共大型洗衣房之外，再设立公共厨房，每天由一部分妇女为所有人做饭。然而，这些激进的想法未能实现。不过，社会福利设施（如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存在确实使女性能够外出工作，而住宅区内不设酒馆也符合社会民主党禁欲运动的理想（“思考的工人不喝酒，喝酒的工人不思考“）。保守派则指责社会民主党将这些市政住宅楼建在战略要点，形同堡垒。然而，在1934年的内战中，事实证明这些堡垒并未能给民主理念提供足够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