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下）
与路德宗思想主要在哈布斯堡领地传播的同时，反宗教改革运动也开始萌芽，并最终在这些地区的大部分地方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可以区分天主教会内部的自我革新进程与目标在于重新天主教化已丧失地区（尤其是在帝国境内）的激进“反宗教改革”。自16世纪中叶起，改革派教宗制刻意与世俗化的文艺复兴教宗制决裂，将内部革新与重新天主教化的努力结合起来。欧洲一些国家仍保持天主教信仰，主要是意大利，还有通过彻底运用宗教裁判所而保持天主教信仰的西班牙。这两个国家都出现了明确以反宗教改革为方向的新修会。在这些修会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有：改革派的赤足加尔默罗会（由西班牙的亚维拉的德兰和十字若望的神秘思想催生）、慈幼会学校和乌尔苏拉会等教育修会，以及从事慈善事业的保林会。对于反宗教改革而言，最重要的修会无疑是由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创立的耶稣会，该修会在哈布斯堡领地发挥了巨大作用。
为了能够推行天主教意义上的教派化，必须明确区别于宗教改革中产生的新教派。特伦托大公会议（1545–1563）的最后阶段在耶稣会影响下贯彻了教宗中央集权制，并颁布了关于圣事、传统、弥撒祭献、告解、司祭职、原罪和炼狱的信理法令，这些法令明显区别于改革者的观点。这些规定改革了司铎培训，最终确立了神职人员的独身制，并消除了一系列弊端（如圣职俸禄、赎罪券买卖）。
这些框架条件促进了反宗教改革在哈布斯堡领地的推行，这些领地起初不能遵循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教随国定”原则。根据该原则，奥地利、波希米亚将立即成为天主教地区，但位于帝国之外的匈牙利则不在此列。一些迹象很早就显示了即将来临的反宗教改革：1552年，耶稣会士被召至维也纳，不久后又到了格拉茨，他们还在那里创办了一所大学。反宗教改革的措施大约在16世纪末开始生效。这些措施得到了哈布斯堡家族新一代年轻成员的支持，他们也想借助反宗教改革来推行专制主义。
在下奥地利和上奥地利，是皇帝鲁道夫二世的代理人，即他的弟弟恩斯特大公以及后来的马蒂亚斯大公，与改宗天主教的昔日新教面包师之子、主教兼枢机主教梅尔希奥·克莱斯尔（曾任教会事务监察）一起，开始用暴力推行反宗教改革。对印刷品的审查、驱逐布道员（路德宗神职人员）、以及国家日益加强的对宗教生活的集权监控，这些措施被证明与由士兵随行的“改革委员会”直接使用暴力同样有效。然而，更激进的是在英戈尔施塔特接受耶稣会教育的内奥地利年轻统治者费迪南大公（即后来的皇帝费迪南二世），他甚至不排除使用战争作为“转化”异端的手段。
然而，新教事业曾一度再度振兴，当时在马蒂亚斯大公与皇帝鲁道夫二世之间的兄弟内争中，双方都不得不与新教等级结盟以获得他们的支持。但正如前述，马蒂亚斯皇帝的继任者费迪南二世决意甚至使用武力推行反宗教改革。双方宗教党派——巴伐利亚公爵领导的天主教联盟与新教联盟——的备战是这一激进化的背景。至少部分作为宗教战争爆发的三十年战争是其结果。
对哈布斯堡领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发生在这场大战之初。1620年，在布拉格附近的白山战役中，新教联军被帝国天主教军队击败。结果是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推行和宗教上重新天主教化的实现——波希米亚的例子也对其他哈布斯堡领地产生了影响。反宗教改革和专制主义携手并进，因此哈布斯堡领地的情况也被称为“教派专制主义”。自17世纪20年代末起，在波希米亚和奥地利各邦——至少在官方上——只存在一种基督教信仰，即天主教。不过，新教在暗中得以幸存，特别是在阿尔卑斯山区偏远、交通不便的山谷中（例如上恩斯河谷、戈绍、克恩顿等地）。贵族被迫要么改宗，要么离开国家，许多人流亡国外（部分出于经济原因，但也有许多人出于宗教信仰）。天主教信仰成为进入哈布斯堡君主国宫廷社会的“入场券”，新教则被边缘化。只有匈牙利是个例外，因为鉴于匈牙利国内复杂的政治局势以及贵族有法律保障的抵抗权，反宗教改革在那里始终未能推行。所有反对哈布斯堡统治的起义（如博奇考伊起义、拉科齐起义、库鲁茨起义等）最终都以签订和约告终，而这些和约都不得不确认圣斯蒂芬王国领地上的宗教自由。
与这种重新天主教化（它也塑造了巴洛克时期天主教的外在表现形式，例如朝圣、耶稣受难像、游行队伍、兄弟会、排场与庆典）相伴的，是早已开始的所谓“社会规训”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与教会再次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培养敬畏上帝、有道德、顺从且不反叛的臣民。这种社会规训的手段之一，就是将一切灾祸（如瘟疫、地震、土耳其人的威胁等）视为上帝“惩戒的征兆”，并呼吁民众“忏悔和改过”，甚至通过国家的强制手段迫使他们这样做。
反宗教改革的后果之一是，在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西部领地上出现了大量修会，它们用修道院和巴洛克式教堂的网络覆盖了这片土地。这些新修会——首当其冲的是耶稣会——进行了一场长期的“内部传教”，这对多瑙河君主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耶稣会的教育、耶稣会戏剧，以及大量巴洛克式修道院和教堂的新建与改建，共同决定了那个时代的图景，并为奥地利常被称为“修道院之国”的说法做出了重要贡献。仍以维也纳为例来说明这一庞大的巴洛克式扩建：在这座帝都，这一时期各修会开始建造自己的教堂：仁慈兄弟会在利奥波德城（1622年）、加尔默罗会在利奥波德城（1623年）、保林会在维登区（1627年）；反宗教改革的主力军耶稣会不仅接管了大学（1622年），还建造了自己的教堂（1627年）；卡玛多拉会在卡伦山落户（1628年）；奥斯定会（1630年）和多明我会（1637年）在内城建造了教堂和修道院，并在1683年之后又出现了一波建设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