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三月革命前时期
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及维也纳会议重塑欧洲秩序，到1848年革命之间的几十年，看似是一段和平、闲适的时光。人们熟知毕德迈耶尔文化及其“舒适惬意“（后来成为奥地利的标志），熟悉瓦尔德米勒和芬迪那些发现阿尔卑斯山风光、尤其是萨尔茨卡默古特地区景色的田园诗画作。这些画作中的农民看起来干净而幸福，工业设施则不见踪影。但毕德迈耶尔的表象具有欺骗性：资产阶级的退隐对应着同样强烈的权力欲，市民阶层的道德纯洁对应着（相当隐蔽的）对色情文学的需求，社会的表面平静对应着暗流涌动，社会的和谐对应着巨大的紧张与冲突。
这个和平的国家——若忽略神圣同盟的干预政策——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未发动战争，但若按今天的报告标准，它将在侵犯人权方面名列前茅。政治犯、酷刑和审查制度是毕德迈耶尔时期最阴暗的一面。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被视为危险之物，自由主义要求公民参与政府，宪法应保障公民权利，而民族主义对君主国而言更是一股尤为具有破坏性的力量。因此，主要由梅特涅亲王决定政策的国家，决定压制所有这些思想。这位在外交上极为成功的“欧洲马夫“，在内政上却是个暴君。梅特涅体系建立在压制一切自由言论的基础之上，有一套运转良好的审查制度，除了在剧院或舞厅，任何集会都被禁止。密探和精密的警察系统监视着人们。幸运的是，这个体系因一种（同样被视为极具奥地利特色的）特性——“马马虎虎“——而变得尚可忍受。
除皇帝外，只有“宫廷小圈子“，即一小撮亲信顾问，拥有政治影响力。各等级的代表尽管身着漂亮华丽的制服，偶尔可以集会，但其政治分量几乎为零。保守统治所依靠的——整个19世纪都如此——是军队、官僚体系和天主教会（梅特涅甚至不信任新教徒，因为他们源于“张贴论纲“这一“革命行为“）。王座与圣坛的联盟尽管未像后来新专制主义时期那样以政教协定形式体现，但仍是国家的支柱之一。
早在皇帝弗朗茨——这位后来令人费解地被称作“善良的老皇帝弗朗茨“的君主，其治国原则是将各民族间的紧张关系作为“秩序与普遍和平“的基础——统治时期，梅特涅就已主导了政治。皇帝的儿子费迪南智力薄弱，无力治国。1830年，法国爆发革命，路易-菲利普（“市民国王“）取代了波旁主系，哈布斯堡君主国内部的对立阵线也随之固化。当时有几位能干的、部分颇受欢迎的大公（卡尔大公，尤其是约翰大公），人们担心会发生类似法国的事情。
尽管如此，皇帝——在梅特涅强烈且并非全然无私的支持下——仍坚持正统原则。费迪南于1835年继承了其父的王位，但实际统治他的是一个由路德维希大公、梅特涅和弗兰茨·安东·科洛弗拉特组成的国务会议。真正的摄政者是梅特涅。
尽管所有言论都受到严密监控，反对派的萌芽仍然出现了。一方面，国内有些知识分子，如诗人弗朗茨·格里尔帕策，试图不顾审查上演他们的剧作；另一些人，如使用笔名“阿纳斯塔修斯·格伦“写作的贵族安东·冯·奥尔斯佩格，甚至能够发表他们的自由主义诗歌。许多人则离开国家，从德国发出批评之声。伊格纳茨·库兰达出版的杂志《边境信使》其标题就意味深长。其他人，如维克多·安德里安-韦尔堡（著有《奥地利及其未来》）、弗朗茨·舒塞尔卡（著有《若有意愿，奥地利高于一切》）或卡尔·默林（著有《奥地利的西卜林书》），撰写了政治备忘录，被偷运进国内并广泛流传。像犹太政治读书协会（英国式俱乐部的维也纳变体）或下奥地利工商协会这样的机构，也成为反抗现行体制的发源地。与微弱的政治反对派潜力并存的，是许多颂扬祖国和王朝，或通过其艺术将人们注意力从君主国现状上转移开的思潮。
虽然通过审查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压制自由主义思想，但对付民族主义思想就没那么容易了。三月革命前时期是民族主义兴起、最初还是“学院式“的阶段，但它为19世纪下半叶的民族运动奠定了基础。浪漫主义的理念使一些民族在回顾自身历史时，憧憬起未来的强大。德意志人在中世纪鼎盛时期的帝国中找到这种认同，捷克人则在1620年之前的时代，匈牙利人梦想着阿尔帕德王朝时期，而南部斯拉夫人则怅惘地追忆中世纪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王国。语言的规范化与历史的探索齐头并进。例如波西米亚历史学家弗朗蒂谢克·帕拉茨基，或著有五卷本捷克语词典（至今仍在使用的标准工具书）的约瑟夫·容曼，便是其中的代表。
与君主国内“有历史的民族“一样，“无历史的民族“中也进行着种种努力，试图通过语言规范化来塑造共同的民族意识。扬·科拉尔和卢德维特·什图尔深刻影响了现代斯洛伐克语，武克·斯特凡诺维奇·卡拉季奇影响了塞尔维亚语，耶尔奈伊·科皮塔尔影响了斯洛文尼亚语。当然，这些新兴的民族主义也难免带有对“他者“的仇恨。例如——仅举一例——试图通过伊利里亚主义统一南部斯拉夫人的柳德维特·盖伊，就号召每个南部斯拉夫人“劈开一个匈牙利人的脑袋“，以结束南部斯拉夫人的苦难。这已相当明确地指向了民族斗争的方向，格里尔帕策用他那句常被引用的话来形容这种斗争：“近代教育的道路，是从人道，经民族，到兽道。“
民族运动在意大利尤为突出，烧炭党人为争取维也纳会议再次破坏的意大利统一而斗争。许多这样的意大利爱国者被关进政治监狱，首当其冲的就是布尔诺附近令人闻风丧胆的 Spielberg监狱。其中一位囚犯西尔维奥·佩利科，以其诗集《我的狱中生活》控诉了哈布斯堡君主国是一个不法国家，这在国际上对国家的声誉并无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