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工业社会中的女性角色
农业社会中，女性曾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然而，随着社会向工业化转型，这一群体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并未发生显著的变化，田间劳作、操持家务与抚育子女始终是她们的核心职责。相比之下，农村的女佣与城市中的女性仆役处境更为艰难。
直到19世纪，女性仆役仍被禁止结婚，法律地位近乎空白，甚至被冠以“白奴”的称谓，长期遭受雇主的百般刁难与肆意侵害。若诞下非婚生子女，当然其中不乏雇主的骨肉，她们往往会遭受羞辱并被驱逐，很少能得到妥善的后续照料。当时女性占家政服务人员的90％，维也纳每四名女佣中，就有一人来自下奥地利州，其余大多数来自波西米亚。在所有从业女性中，三分之一的人投身家政行业。由于缺乏工会的保护，她们所遭受的剥削远比在工厂做工的女工更为深重。直到1893年，在阿德尔海德·波普的推动下，首次大规模仆役集会得以举办，这一群体的组织化进程才正式开启。
上层社会中的女性处境则截然不同。资产阶级女性，尤其是贵族女性无需从事有偿劳动，她们手握充足的家政人力，得以将繁杂的家务尽数托付。闲暇之余，她们投身慈善事业、抚育子女、或是追求个人志趣。其中不乏投身学术的先驱，她们执笔著述、挥毫作画、演奏音乐、还会开设沙龙，她们的沙龙成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汇聚之地。
18世纪的法律体系统一并未给女性带来任何福祉，性别歧视反而被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部分女性群体（如贵族女性）甚至因此丧失了部分既得特权。1811年颁布的《普通民法典》同样没能实现性别平等，女性在法律上的无行为能力，以及被全面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的状况，与她们在生产劳动中日益重要且愈发公开的角色形成了鲜明反差。
事实上女性早已深耕农业领域，而走出家庭、以劳动换取报酬的女工，是工业化进程中日益凸显的新群体。19世纪，女工占比更是从20％飙升至50％以上。缝纫机的普及进一步推动了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在其他工业领域，女性就业占比维持在4％至20％之间，但需求持续增长，尤其在电子工业的流水线生产中，女性占了四分之一。
自玛丽亚.特蕾莎时期的教育改革以来，女性教育的发展框架得以拓宽，但最初仅局限于基础能力的培养，高等教育对绝大多数女性而言仍是遥不可及的领域。当时虽然有以天主教为背景的私立学校（如英籍女校、乌尔苏拉会学校），以及专门为贵族或军官女儿设立的教育机构，但这些资源均被精英阶层垄断。
1869年，《帝国国民学校法》的颁布基本确立了女孩的义务教育地位。依托学校教育，女性首次得以进入教师这一知识性职业领域。19世纪90年代，公共部门的女性从业者仅占3％左右，维也纳市政厅的女性占比也仅10％，她们主要从事幼儿教师、护士和教师工作。彼时，女性公职人员一旦结婚便必须离职，这一规定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被废除。
19世纪60年代，一批面向“女性专属职业”的职业学校相继成立，例如维也纳家庭主妇协会开办的仆役学校、维也纳女性就业协会开办的缝纫机培训班。1916年起，维也纳市政府开始培养社会福利工作者。
奥地利的女性运动员最早可以追溯至1848年。当时，一个民主主义女性协会发起抗议，反对削减女性工资。但革命结束后，由于女性被禁止加入政治组织，这场运动只得以“非政治”的形式延续。彼时出现了多个女性协会，其中立宪君主主义女性协会以慈善为宗旨，完全不涉及政治诉求。唯有民主主义女性协会延续了革命的精神遗产。
1868年，随着《结社法》被写入宪法，各类女教师协会相继成立。1875年，维也纳家庭主妇协会也宣告成立。这些组织均以教育为核心诉求，但女性仍被禁止组建政治协会、加入政治组织或参加政治集会。
女性解放运动需从社会阶层的角度进行区分。资产阶级女性解放运动约于1870年兴起，其核心目标是为女性争取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玛丽安妮.海内希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
尽管自1878年起，女性便被允许参加中学毕业考试（成熟考试），但她们的毕业证书未被标注“具备大学入学资格”。直至19世纪80年代末，女性的这一核心诉求才得以实现。1890年，布拉格开设了首个女子文理中学班级；1892年，维也纳也紧随其后。1900年，女子学校开始建立；1901年起，陆续有女性获得大学入学资格；1911年至1912年，第一所女子实科中学落成。
女性获取高等教育的机会是逐步实现的：1897年，女性获准攻读哲学专业；1900年，医药学专业向女性开放。1897年，加布里埃莱.博桑纳.冯.艾伦塔尔成为奥地利首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女性。她曾在苏黎世和日内瓦求学，并于1894年完成博士论文，但在维也纳她仍需重考全部21门严格的结业考试。此后不久，奥地利首位国家学女学者完成了学业。
1907年，罗马语文学家埃利泽.里希特“特批”成为奥地利首位女性私人讲师（当时普遍认为，女性不应也不能教授男性）。1900年，玛丽.冯.埃布纳-埃申巴赫被授予维也纳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也是该校拱廊庭院中唯一拥有纪念牌的女性。1914年维也纳大学的女学生仅为708人，而当时学校学生的总人数超过9000人。女性直至1919年共和国成立后，才获得完整的受高等教育权利及其他多项权益。
值得一提的是，1915年，一位女性通过了机动车驾驶证考试，这一象征性的突破颇具趣味，她并非出身精英阶层，而只是一名普通的做辅助工作的工人。
尽管女性被禁止加入明确的政治组织，但在1902年，一个资产阶级女性协会——“奥地利女性协会联盟”仍得以成立。该联盟不久后加入“国际妇女理事会”，其内部设立了多个委员会，分别负责教育、手工业、媒体、和平运动与反酗酒等事务。除了玛丽安妮.海内希外，著名的和平主义者贝尔塔.冯.苏特纳也参与其中。由奥古斯特.费克特与罗莎.麦雷德共同主编的杂志《女性文献》，也向社会民主主义女性敞开了大门。
社会民主主义女性运动的目标与资产阶级女性运动截然不同。它的服务对象并非追求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女性，而是女工与女佣——这部分群体也得到了天主教女性运动的部分关注，核心是为她们解决生存困境与切实诉求，阿德尔海德·波普是该运动的核心领袖。
无产阶级女性运动的核心组织包括1890年成立的“女工教育协会”，以及1891年创办的“自由”读书会。由于女性被禁止组建政治组织，这成为她们的折中选择。随着时间推移，除女工外，女裁缝与女佣也纷纷组建组织，这些组织后来被纳入社会民主党的体系。在奥地利各政党中，社会民主党是唯一将女性组织的诉求纳入党纲的政党，女性选举权、离婚权与堕胎权均是其核心主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女性在工厂之外的就业规模大幅扩大。由于大量男性奔赴战场，女性在后方承担起物资供应的核心职责，邮政、铁路系统以及军工产业都吸纳了大批女性劳动者，女性就业率迎来首个高峰。但1918年战后，大规模失业问题出现，男性很快重新占据就业主导，女性被逐步排挤出职场，重新回归保守主义者口中“天然”的女性职责。“教堂、孩子、厨房”（Kirche、Kinder、Kueche）这一“三K”口号，成为当时女性生活的核心准则。
当时，女性不仅被禁止参加政治集会，还不具备选举权（仅有大地产女性拥有这一特权，而这一特权在普选制推行后被取消），这使得她们的诉求难以实现。与其他国家（如英国著名的妇女参政权论者运动）一样，奥地利也兴起了女性选举权运动，却遭到了国家层面的重重阻挠。
组建以争取女性选举权为目标的协会被明令禁止，因此相关活动只能以地方委员会的形式在个别城市开展。直至旧的国家体制瓦解，女性的选举权诉求才最终得以实现，而赋予女性投票权，也成为奥地利共和国成立后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