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激进的约瑟夫二世改革
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在某些方面延续了其母的政策，但推行得更为彻底，也往往更为务实。他的社会举措（如设立济贫院、综合医院、聋哑学院等）以及对农民境况的改善（如实行劳役地租赎买、废除农奴制），为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统治风格与其前任们截然不同。通过长途巡游（通常化名为“法尔肯施泰因伯爵“），他深入了解自己国家的困苦与潜力，并在其他国家考察那些可为其施政提供借鉴的机构。其改革活动的核心议题是国家与宗教（或多个宗教）的关系。学界常用的“约瑟夫主义“一词，根据具体语境，可指代这位皇帝的所有改革、他的宗教改革，或仅指他对天主教会的改革。关于约瑟夫主义的根源，学界多有讨论，它们可追溯至教会内部的反教廷思潮（如詹森主义、费布朗尼乌主义）或政教合一的国家教会思想（如法国的高卢主义）。
其中有两个领域需明确区分：一是对天主教会的改革，二是针对此前在奥地利被排斥于公共生活之外、处境边缘的其它教派所采取的措施。在罗马天主教领域，约瑟夫反对巴洛克式的天主教，致力于推行一种冷静而理性主义的变革。这包括限制朝圣活动、解散巴洛克式的兄弟会、削减奢华排场与教会礼仪。他引入了更为简朴的仪式形式。约瑟夫关于葬礼习俗的规定遭到了抵制：用一种可重复使用、底板可向下打开的棺材，替代昂贵且会在泥土中腐朽的木制棺材。这样，遗体仅缝入布袋即可下葬，而棺材得以保留。大量天主教节日和圣徒节日的削减乃至部分废除，对民众，尤其是工匠和仆役的工作时间构成了重大干预。
约瑟夫二世改革的另一部分，针对的是18世纪的修道院生活与巴洛克式的修会世界，并同样试图以理性主义方式推行革新。许多仅用于静修冥想、不从事任何形式的社会或教育活动修道院被解散。与此相关的还有用这些修道院财产设立的“宗教基金“，用于维持教会的开支。
这两项针对罗马教会现状的改革，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益处：更完善的教区划分和教区数量的增加，使得国家每位公民都能在邻近之处获得牧灵关怀。与此相关的是教区调整、将教区管辖权从位于奥地利境外的主教驻地（如帕绍）转移出来，以及在皇帝世袭领地内设立新的主教区。
1785年，林茨和圣珀尔滕设立了新的主教区，其他教区的边界也进行了调整，使其与各王室领地的边界保持一致。为了实现天主教会的中央集权和更好组织，还引入了用于培养天主教神职人员的中央机构，即所谓的“修院”，这些机构除了提供受国家控制的神学教育外，更主要的是为了培训这些“身着黑袍的官员“。
约瑟夫二世那些与天主教团体无关的、涉及其他宗教的改革是否应被归入“约瑟夫主义“这一术语，学界尚无定论。约瑟夫二世针对其他宗教团体的改革同样深受启蒙思想影响，主要惠及长期在反宗教改革最终胜利后只能秘密信仰的新教徒，这些新教徒通过约瑟夫二世的《宽容敕令》首次在国家中获得地位承认，不过两个新教派别与天主教公民的最终平等地位要留待19世纪实现。希腊东正教徒也获得了宗教自由。
仅从上述勾勒“约瑟夫主义“概念及其相关现象的描述中便可清晰看出，有多条线索汇聚于约瑟夫二世的宗教政策。对天主教会内部的改革，诞生于反对过度巴洛克式天主教的启蒙精神。同时，主张国家教会的中央集权倾向也清晰可辨。
作为约瑟夫皇帝改革努力的第三个动因，可以识别出其重商主义的根源，这尤其体现在约瑟夫二世与其统治区内非天主教徒（当时被称为“异教徒“）的关系上。主要来自帝国西部的新教企业家，在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的经济中首次开始发挥作用。许多手工工场是由来自莱茵兰地区和尼德兰的企业家建立的，他们带来了资本、专业技术、企业家精神、进取心，以及大多是新教徒的专业工人。甚至玛丽亚·特蕾西亚本人，尽管她曾打击地下新教活动并将上奥地利的新教徒迁往特兰西瓦尼亚，但也因需要他们而容忍了他们。他们甚至可以在维也纳的瑞典、丹麦或尼德兰大使馆的小教堂参加新教礼拜。约瑟夫在此事上要贯彻得多。他明白，要促进这些人的发展，吸引他们为国家服务，就必须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利。
即便教皇庇护六世于1782年亲赴维也纳，反对解散修道院和设立修院，也未能动摇坚持改革的皇帝。在约瑟夫二世统治末期，其治下的两个行省似乎面临脱离的危险。中央集权的行政改革、征兵政策以及出于功利考量而计划的“日耳曼化“举措，激起了匈牙利的叛乱（约瑟夫本人因不喜繁文缛节，甚至不愿在那里加冕）；尼德兰也起而反抗皇帝的改革。
约瑟夫二世去世后，其弟利奥波德曾短暂在位。他自1765年起以皮埃特罗·莱奥波多的名义统治托斯卡纳并进行彻底改革。然而，他的施政方针更为务实，懂得审时度势，且倾向于宪政。如果说约瑟夫归根结底是一位（尽管开明）专制君主，利奥波德则试图将等级代表纳入其统治体系。藉此，他得以安抚这两个叛乱的行省，并保住了其兄长的许多改革成果。有时只需剔除最激进的枝节，便可确保核心内容得以留存。约瑟夫的改革影响深远，直至19世纪。他本人也成为许多19世纪思潮竞相追奉的“英雄人物“。1848年革命者视他为农民解放者和自由主义者，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尊他为“德意志的约瑟夫“，甚至社会民主党人也对这位君主抱有某种好感。与此相对，成功压制了教会影响力的他，也招致了天主教会的普遍反对。
1792年，利奥波德二世英年早逝后，其长子弗兰茨二世/一世继位，他曾在维也纳作为“皇帝学徒“接受约瑟夫二世的培养。但他的才能远不及他的叔父和父亲。而且时代环境也对启蒙乃至早期自由主义改革不利。法国大革命使王朝和贵族精英陷入恐惧，导致了保守主义的转向。伟大的改革时代就此终结，但以开明专制精神进行的国家重构，虽有所缩减，仍一直延续至18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