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大国的挽歌：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最后岁月
当自由派失势后，他们的对手——所谓的“铁环”（Eiserner Ring）政治集团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个集团由德意志教权派、保守派，以及留在帝国议会的斯拉夫民族代表（主要是波兰人）组成。爱德华·塔夫伯爵（Graf Eduard Taaffe）利用这些反自由派力量组建了政府，但这个政府没有明确的纲领和长远规划，其治理方式被维也纳人形象地称为“得过且过”（weitergewurstelt）——问题被日复一日地拖延，而非解决。
尽管缺乏政治理念，塔夫政府却成为君主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政府之一（1879–1893）。它采取亲斯拉夫政策，试图缓和民族矛盾，但并未像匈牙利模式那样实现真正的和解。这种亲斯拉夫人的立场反而激化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激进情绪，德意志民族主义社团和学生组织的数量激增。1882年，塔夫政府通过“五盾男子”改革扩大了选举权，但大部分民众仍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塔夫政府计划进一步降低选举门槛，却因此倒台。塔夫时代虽终结，但“得过且过”的政治风格却成为哈布斯堡君主国的鲜明特征。
在社会立法领域，“铁环”政府进行了系统性尝试：限制女工和童工、将每日工时限制在12小时（仅周日休息），并设立了劳工监察局，旨在发现并消除工作场所不人道和不健康的状况。然而，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许多规定未能落实，工人几乎无力反抗。
塔夫之后的历届政府都如昙花一现，最终都在民族问题上折戟沉沙。1895年的“西里尔学校事件”（Cillier Schulaffäre）清晰地展示了民族问题如何深刻地影响着政治日常。在位于今日斯洛文尼亚的西里尔（Cilli/Celje）市，德意志市民阶层占主导，而乡村人口主要是斯洛文尼亚语使用者。当有人提议在当地文理中学设立斯洛文尼亚语平行班级时，这一旨在顺应斯洛文尼亚资产阶级教育需求的举措，却引发了政治风暴，导致温迪施格雷茨（Windischgrätz）内阁垮台。
这一事件凸显了国家的病态：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起因，竟能导致一届政府倒台。随后，卡西米尔·巴登尼伯爵（Graf Kasimir Badeni）上台，他的“铁腕”政府同样亲斯拉夫，并成功争取到青年捷克人的支持。他推动了选举改革，进一步降低了纳税门槛，并为所有24岁以上男性公民引入了“普遍选民阶层”。作为回报，他颁布了语言法令，要求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公务双语化，并规定官员必须在三年内掌握两种语言。这一举措遭到了德意志官员的强烈抵制，维也纳爆发了自1848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骚乱和议会阻挠。1897年4月，皇帝被迫解散议会，巴登尼政府倒台，与波希米亚和解的尝试再次失败。随后恩斯特·冯·科尔伯（Ernst von Körber）试图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来转移人们对民族争端的注意力，他成功执政四年，但最终也未能解决根本矛盾。之后的政府频繁依赖宪法第14条紧急法令进行统治，保罗·高奇（Paul Gautsch）更是三次以此为基础组建过渡政府。
1905年，高奇尝试推行进一步的选举改革，20万维也纳工人上街游行支持普选。高奇失败后，马克斯·弗拉迪米尔·冯·贝克伯爵（Max Wladimir Freiherr von Beck）在1906至1908年间成功废除了等级选举制，建立了普遍的男性选举权。贝克之后，几任总理都未能长久。1911年，卡尔·施图尔克伯爵（Karl Graf Stürgkh）上台。这位来自施蒂利亚的老牌贵族，因皇帝对“强人”的渴求而获得长期支持。他的一些活动，如增加军队数量的法案，已预示着大战的来临。由于捷克人的阻挠，他从1914年3月起再次依靠第14条法令统治，直至去世。一战爆发后，文官政府被军事管理取代，施图尔克沦为真正掌权者的傀儡。1916年，就在弗兰茨·约瑟夫去世前一个月，他在维也纳一家餐厅被激进的社会民主党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Friedrich Adler，维克多·阿德勒之子）刺杀身亡。
哈布斯堡君主国在一次次的政府更迭、民族冲突和最终的战争中，一步步走向了它的终点。
注：1895年西里尔学校事件（Cillier Schulaffäre）
西里尔（Cilli/Celje）位于今天的斯洛文尼亚，当时属于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南施蒂利亚。这座城市的社会与民族结构高度分化：
-城市核心：市民阶层以德语为主，是经济与政治的主导者。
-周边乡村：人口以斯洛文尼亚语使用者为主，且在总人口中占比更大。
长期以来，当地的中学教育完全以德语进行，这既是德意志文化主导的体现，也成为斯洛文尼亚青年向上流动的必经之路。到19世纪90年代，斯洛文尼亚本土的资产阶级逐渐壮大，他们希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同时又不愿子女因此被“德意志化”，于是提出了用母语接受教育的诉求。
1895年，政府预算中出现了一项提案：在西里尔的文理中学（Gymnasium）设立一个斯洛文尼亚语平行班级，让学生可以选择用母语学习。这一提案并非首创，此前在马里博尔（Marburg/Maribor）已有类似安排，旨在缓和民族矛盾。然而，这一温和的教育改革在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眼中，却是对“德意志文化优势”的直接挑战。他们将其视为斯洛文尼亚民族崛起、侵蚀德意志特权的第一步，反应极为激烈。
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尤其是维也纳的大学生社团，通过集会、演讲和媒体，将事件渲染为“德意志文化的危机”，煽动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帝国议会中，德意志议员采取“阻挠议事”（Obstruktion）策略，无休止地发言，使议会工作陷入瘫痪，甚至出现肢体冲突。在街头抗议和议会混乱的双重压力下，时任总理阿尔弗雷德·温迪施格雷茨（Alfred Windischgrätz）无法维持政府运转，最终被迫辞职。一个看似单纯的教育议题，直接导致了一届政府的倒台。
西里尔学校事件并非单纯的教育争议，而是哈布斯堡君主国“民族问题死结”的缩影。任何试图平衡德意志与斯拉夫民族的改革，都会被一方视为威胁，进而引爆政治危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件小事揭示了哈布斯堡君主国内部当时存在的本质问题：它彻底宣告了“与斯拉夫人和解”政策的破产，证明君主国已无法通过内部改革解决民族矛盾；极大激化了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激进情绪，为日后更极端的排外思潮（如纳粹主义）提供了土壤；成为哈布斯堡君主国走向衰亡的重要节点，预示着这个多民族帝国的最终解体。
注2：宪法第14条紧急法令（§ 14 Notverordnungsrecht）
源自1867年《十二月宪法》（Dezemberverfassung）中的《帝国代表基本法》（Grundgesetzüber die Reichsvertretung）第14条，是哈布斯堡君主国晚期政府频繁使用的“绕过议会统治”的法律工具。
-适用前提：当帝国议会（Reichsrat）休会或无法正常召开，且出现“迫切的国家必要性”（dringende staatliche Notwendigkeit，如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等）时，政府可不经议会批准，直接以皇帝敕令的形式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紧急法令。
-程序要求：法令需经所有内阁部长副署，并明确标注依据第14条；议会复会后，政府必须立即向其报告并提交追认。
-内容限制：法令不得修改宪法性基本法，不得造成国家财政的永久性负担或处置国有资产。
绕过瘫痪的议会：在1897–1914年间，由于民族矛盾导致议会频繁陷入阻挠（Obstruktion），第14条被使用了近百次，成为政府应对僵局的常规手段。例如，1897年巴登尼政府倒台后，高奇政府便依靠该条款废除了引发骚乱的语言法令。而频繁使用第14条，使君主国在晚期实质上退回到了一种“官僚专制”状态，议会的立法权被架空，政府决策绕过了民主程序，这也加速了帝国的合法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