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民族大迁徙
罗马帝国在多瑙河以南统治的末期，现今奥地利地区就已受到“蛮族“部落入侵的威胁。而随着民族大迁徙时代的到来，这片土地最终成为这场大规模人口流动中各族群往来穿行的通道。
所有这些迁徙的族群，以及在此之前定居于现今奥地利地区内的部落，很可能都在该国人口的生物学构成上留下了痕迹。显然那个时期未发生过对原有居民纯粹灭绝的情况，而是不断出现新旧族群之间的叠加与融合。自公元前9世纪起，首先是哈尔施塔特时期的人口，随后是凯尔特人。这两个族群都可以在地名中得到证实。例如，河流名称“Aist“和“Erlauf“，以及地名“Matrei“可能都源于伊利里亚人；而像“Ischl“、“Lorch“、“Traun“、“Linz“和“Traisen“这些地名，以及后来被“Wien“（维也纳）取代的“Vindobona“则归功于凯尔特人。
罗马时期存在一条清晰的界线：多瑙河以南居住着表面罗马化的凯尔特人；多瑙河以北则是日耳曼民族，主要是马可曼尼人和夸迪人，但他们又受到东部雅兹格人（一个萨马提亚游牧民族）的影响。我们不能按照现代的民族主义解读的方式去理解当时的情形，因为这些祖群并非按照现代“民族“标准组织，而是形成了基于个人的联合体，对首领的地域效忠和/或族群认同，比语言或族裔归属更为重要。
公元2世纪后半叶，来自北方的压力因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汪达尔人的迁徙而加剧，并且导致了马可曼尼战争（公元166-180年）。罗马边境在康茂德的领导下得以重建，北部的日耳曼邻居被纳入附庸国体系，并边境地带驻扎着来源极其多样的士兵。
公元375年左右匈人（匈奴？）入侵及随之开始的民族大迁徙之后，结盟的“日耳曼民族“在罗马帝国境内得以定居，例如马可曼尼人定居在多瑙河以南的现今奥地利地区。很多国人认为这个期间迁徙而来的这些匈奴人是中国汉朝武帝北击匈奴的残兵败将，当然这个问题目前也没有具体确定的回答，但我认为他们之间是有很强的关联性，但并非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一个由东亚的连锁反应引发、传递至欧洲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一部分。我们在这里可以简单捋一下这条时间线：从汉武帝的打击匈奴开始（公元前2世纪后期至前1世纪初期），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对匈奴发动了多次决定性战役（如漠南、河西、漠北之战），严重削弱了匈奴实力并最终导致匈奴的分裂。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南下附汉，逐渐融入中原体系。而北匈奴则留在漠北，继续与汉朝及新兴的鲜卑等族对抗。在东汉（特别是窦宪燕然勒石，公元89年）、南匈奴、鲜卑的持续打击下，北匈奴在公元1世纪后期于漠北无法立足，开始了漫长的、分阶段的西迁，他们的目的地是中亚的草原地带。所以我们无法断言在近200年后出现在中欧的那些匈人是否就是这些西迁的匈奴人的后裔，但是因为汉朝北击匈奴和后期的亚、欧民族迁徙之间一定是相关联的。
公元395年哥特人穿越奥地利，开启了一个决定未来几个世纪民族大迁徙时代走向的发展进程。此后，多瑙河地区面临的匈奴威胁加剧，潘诺尼亚不得不让给匈奴。而在匈奴帝国崩溃后，哥特人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外还有其他日耳曼部落。自5世纪末，随着罗马势力和罗马化人口从多瑙河地区撤出，东阿尔卑斯地区被并入狄奥多里克大帝的王国。
大约在公元500年左右，伦巴第人作为新的定居者登场。位于霍拉布伦和克雷姆斯附近的墓地，尤其是玛丽亚-蓬泽的重要墓地，以及保罗执事的《伦巴第人史》，都证明了他们的存在。然而，伦巴第人早在568年就迁往上意大利，并在那里建立了以帕维亚为中心的伦巴底王國。在公元774年，查理大帝应教皇请求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围攻帕维亚，最终摧毁伦巴底王国。
从公元6世纪开始，阿尔卑斯和多瑙河地区又出现了新一轮的定居活动，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其中涉及三个族群：巴伐利亚人、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由于这一时期的书面资料稀少，我们只能从侧面（如考古学和语言学）来重建这段定居史，而这些研究成果往往提供相互矛盾的观点，因为一个地区的定居与政治统治并不总是同步的。例如，阿瓦尔人在当时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但对长期的定居活动影响不大。这个由不同部族组成的骑马民族来自亚洲内陆，于公元558年首次出现在西罗马帝国查士丁尼皇帝的宫廷记载中。不久之后，阿瓦尔人便开始向欧洲西部发起侵袭。他们的定居地是喀尔巴阡盆地，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国家，其上层统治者是梳着长辫的阿瓦尔骑兵，但定居者却是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他们统治潘诺尼亚地区约250年，并以此为基地，大规模侵袭巴尔干地区，偶尔也向西侵扰。阿瓦尔人统治的后果之一是斯拉夫人涌入巴尔干地区，并成为该地区至今最主要的人口群体。公元626年，阿瓦尔人与波斯人联合试图攻占君士坦丁堡，但遭到毁灭性失败，此后他们的势力开始衰落。
在今天摩拉维亚地区（捷克境内东部，主要城市是布尔诺），在法兰克商人萨莫的领导下，形成了第一个以斯拉夫人为主导的政治实体——“萨莫政权”。它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这类国家被称为“个人联合体国家”，是建立在封建关系基础上，与中央集权的现代领土国家毫无共同之处。大约在公元660年萨莫去世后，这个主要依赖其强势领导人物维系的国家很快便瓦解了。
对于奥地利而言更重要的是，自6世纪下半叶起-在阿瓦尔人的统治下-斯拉夫部落开始迁入东阿尔卑斯地区，即摩拉维亚人从北方、斯洛文尼亚人从南方迁入。他们遇到了更早的居民遗存，在北部有时能和平共处，因为在墓地中发现了斯拉夫人与伦巴底人相邻埋葬的情况。来自东南方的南斯拉夫人（后来被称为斯洛文尼亚人）则沿着穆尔河和米尔茨河推进，远至萨尔茨卡默古特地区，在克恩滕地区进入德拉河谷。
大约同时期巴伐利亚人从西部迁来，并于公元592年在东蒂罗尔的德尔萨赫，在他们的首领塔西洛一世的率领下，首次与斯拉夫人发生武装冲突。这些巴伐利亚人的起源尚未完全明确，关于他们的民族形成和名称有多种理论。有人认为他们是马可曼尼人的后裔或来自东方的移民，也有人认为是各种主要属日耳曼系的零散群体融合而成等众多说法。巴伐利亚人最初沿多瑙河定居，随后向阿尔卑斯地区推进。在政治上他们依附于法兰克王国，但拥有来自阿吉洛尔芬家族的独立公爵。阿尔贝格山以西居住着阿勒曼尼人，阿尔贝格山则形成了一道“方言界限”，至今仍清晰可辨。
大约到公元700年，斯拉夫人和巴伐利亚人之间形成了一条定居边界，大致沿着普斯特河谷、高陶恩山、加斯泰因河谷、恩斯河谷、萨尔茨卡默古特、特劳恩河、穆尔维尔特尔一线分布。这条线以东是斯拉夫人的定居地，这里也有许多斯拉夫语地名。举几个例子：与河流相关的地名有费斯特里茨（意为“湍急的水流”）、弗拉特尼茨（意为“沼泽水”）或利辛（意为“林中小溪”）；与地形相关的常见地名有格厄拉赫或格奇哈赫（意为“山”）和德尔拉赫（意为“山谷”）。树木也常成为命名依据，例如弗里萨赫（意为“桦树”）、费拉赫（意为“松树”）或埃德利茨（意为“冷杉”）。斯拉夫语人名也常常是地名的基础，尽管有时不像斯坦默斯多夫（意为“斯托伊米尔的村子”）或克罗伊岑施泰因（意为“克里扎内的石头”）那样一目了然。
不断向东推进的巴伐利亚定居活动也有其典型的地名，尤其是以-heim或-ing(en)结尾的名称属于最古老的定居层，它们源自人名，通常与某个定居家族有关。有时因为已存在源于斯拉夫语词根的“假的巴伐利亚”-ing地名（例如维也纳的维林区）。斯拉夫语地名被沿用，以及许多所谓“翻译地名”（即将斯拉夫语地名的基本含义转换为德语形式）的存在，可证明这两个民族大多时间是和平共处的。然而，自中世纪早期起，斯拉夫人总体趋势是不断被排挤，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现代。奥地利东部曾经广大的斯拉夫人定居区，最后残存的部分是在克恩滕州南部的斯洛文尼亚人。甚至在1920年克恩滕全民公投时，斯洛文尼亚语区还一直延伸到该州首府克拉根福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