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帝国中的各民族觉醒与冲突
弗朗茨·约瑟夫统治晚期最核心的问题无疑是民族冲突，无论是当时的人还是后世学术文献，对这一问题的评价都存在巨大分歧——有人将帝国形容为近乎理想的“奥地利国际共同体”，也有人将其斥为“各民族的监狱”。
分析这一时代的民族问题时，关键在于理解：当时语境下的“民族”或“国籍”，并非西欧流行的“主观”民族概念，而是“客观”民族概念。在西欧，民族是由个体对某一民族的认同、并常与建立独立国家绑定来定义的（如美国）；而在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民族矛盾中，“民族”始终由语言、文化、领土、宗教，以及19世纪尤为重要的种族等客观因素界定。
因此，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超国家理念”最终也未能对抗当时的现代民族思潮。只有王朝本身（虽带有强烈的“德意志色彩”）、军队与官僚体系认同这一理念，而对皇室的忠诚是其中决定性的纽带。社会民主党对民族冲突的解读也以失败告终，但其试图将问题转移到另一层面的努力仍值得关注：他们认为民族斗争本质是变形的阶级斗争，这一观点是其追求国际主义的基础。在他们看来，发达的、拥有自身贵族与资产阶级的民族，会压迫社会发展程度更低的邻族；在这种前提下，社会地位的提升往往与“去民族化”绑定。
早在三月革命前，哈布斯堡君主国内就已出现“现代”民族主义。专制主义对所有民族思潮的压制，在1866年后再也无法完全维持，帝国不得不将此前只顾及德意志人的统治基础扩大。1867年的“奥匈妥协”造就了两个主导民族：德意志人与匈牙利人。西部帝国的德意志人霸权由自由派极力维护，并通过选举制度巩固；匈牙利人则凭借古老的贵族民族权利，在妥协中获得了实质性的国家地位，而马扎尔人也同德意志人一样，不愿与其他民族分享权利——这导致匈牙利境内掀起了相当激进的马扎尔化浪潮，匈牙利人也成为帝国层面上，将其他民族（尤其是捷克人）纳入宪法体系的主要障碍，他们对自身特权极度敏感。
捷克人的民族权利斗争最为激烈。1867年的妥协让捷克人大失所望，他们认为整合了中世纪与近代早期法令的“波希米亚国家法”，与匈牙利人在妥协中获得的特权地位是平等的。因此，捷克人将承认匈牙利特权的“十二月宪法”视为无效，理由是它缺少波希米亚的同意。此后数年，捷克人采取了所谓“消极抵抗政策”：当选的捷克议员拒绝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仅前往维也纳帝国议会抗议不公。
捷克人逐渐转向泛斯拉夫主义、亲近俄罗斯，这被德意志人视为背叛。他们的核心诉求是：承认波希米亚国家法、保障波希米亚诸领地的统一，并让弗朗茨·约瑟夫在布拉格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
自由派的德意志中央主义狭隘性，与匈牙利人对他人特权的严防死守，共同构成了波希米亚妥协的阻碍。著名捷克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政治家弗朗齐歇克·帕拉茨基，早年曾有“如果没有奥地利，就必须创造它”的名言，晚年却在政治遗嘱中表达了尖锐批判：“我不得不放弃对奥地利国家长久存续的希望——并非因为它不值得守护或本身不可能存在，而是因为德意志人与马扎尔人被允许攫取权力，在帝国内建立起单边的种族专制。这种专制在多语言、立宪的国家中，本质是政治上的无稽之谈，注定无法长久；而德意志人与马扎尔人只想要一个服从于他们专制的奥地利。正是这两个民族的罪责，让帝国早已走在通往深渊的斜坡上。”不过他仍对民族力量抱有乐观，并以一句少被引用的话相对化了早年的名言：“我们先于奥地利存在，也将在奥地利之后存续。”
消极抵抗在1871年取得了可见成果：皇帝更换内阁，自由派失势，保守派的霍恩瓦特-舍夫勒政府尝试与捷克人达成“基础条款”式的妥协。这一尝试几乎让帝国各政党彻底瓦解：自由派（及其后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将其视为毁灭德意志霸权的灾难；而捷克人在失望后，以彻底的国家抵制回应，将消极抵抗扩大到州议会。
随后，针对老捷克政治家“对抗政策”的内部反对，催生了“青年捷克人”运动，他们成功让议员重返帝国议会，恢复了政治参与的可能。捷克问题因此愈发复杂，“妥协”也愈发渺茫。德意志人越是顽固不妥协，捷克人就越倾向于在帝国外寻求独立建国的方案——这一思想最终在捷克斯洛伐克建国之父托马斯·马萨里克的理念中得到体现。与政党和国家层面的发展并行，捷克民族主义在其他领域也持续扩张：学校与地方文化机构纷纷建立，“捷克教育协会”等组织推动文化发展，1868年成立的“工商银行”则致力于构建民族经济生活。民族冲突渗透到各个层面：一边是“索科尔体操协会”“波希米亚森林联盟”，另一边是“德意志学校协会”，双方始终势不两立。
与捷克人主要对抗西部帝国德意志人不同，斯洛伐克人处于匈牙利人的统治之下，其民族主义与捷克人同步发展，并最终在1918年结盟，促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建立。
除捷克问题与波希米亚国家法外，南斯拉夫问题是多民族帝国的第二大难题。继卢德维特·加伊在三月革命前提出的“伊利里亚主义”后，将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统一为一个国家的理念，成为南斯拉夫运动（即“南斯拉夫主义”）的核心思想。其实现路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哈布斯堡君主国内实现自治（即“三元君主制”），二是与独立的塞尔维亚王国合并。
南斯拉夫地区各民族处境差异显著：斯洛文尼亚人的“奥-斯拉夫主义”旨在建立一个大型斯洛文尼亚王室领地，这需要拆分施蒂利亚、卡林西亚等领地，并整合卡尼奥拉、戈里齐亚、伊斯特里亚与的里雅斯特，以卢布尔雅那为首都，甚至设立斯洛文尼亚大学。但斯洛文人的起点并不占优：社会发展滞后，没有本土贵族与强大资产阶级，仅有少量知识分子阶层，本质是农民民族。不过，19世纪80年代，他们迎来了与捷克人类似的民族崛起：1882年在卢布尔雅那市议会、1883年在卡尼奥拉州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议员大多来自人民党，该党直到1918年仍是最强政党；同期，主张自由派目标的“青年斯洛文尼亚党”形成竞争。天主教克罗地亚人对哈布斯堡君主国相对忠诚，而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则以1878年柏林会议后独立的塞尔维亚王国为认同模板，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最终将帝国拖入一战的危机。
意大利人的处境与斯拉夫人有相似之处：他们认同帝国之外的意大利国家。伦巴第与威尼斯割让后，仍有特伦蒂诺与的里雅斯特两处意大利语区留在帝国，成为“未收复领土运动”的目标——运动口号是将“未解放的土地”从“民族监狱的枷锁”中解放。在以克罗地亚人为主的达尔马提亚，意大利人因构成资产阶级主体，在州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与巨大影响力。
波兰人的民族问题则较晚进入哈布斯堡统治视野。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后，玛丽亚·特蕾莎攫取了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这片土地主要由波兰人与鲁塞尼亚人（即乌克兰人）居住。波兰人拥有鲜明的贵族阶层与薄弱的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层压迫着以农民为主、社会发展更低的乌克兰人；他们一面自己压制其他民族，一面又激烈反抗维也纳的压迫。这一案例典型地体现了帝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它无法被简化为“德意志人与匈牙利人压迫斯拉夫民族”的公式，在不同层面上，各民族都在实施或遭受压迫与歧视，彼此都不愿给予对方哪怕微小的优势。
与捷克人不同，波兰人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内莱塔尼亚的政府与议会体系，多次占据要职（如1859年国务大臣阿格诺尔·戈武霍夫斯基、1895至1897年首相卡西米尔·巴德尼），且每届内阁都设有“加利西亚国务大臣”，代表该领地利益。因此，波兰人在加利西亚获得了类似捷克人在波希米亚所追求的“妥协”：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获得了自治特殊地位。波兰人未采取消极抵抗，而是与中央政府合作，换取在加利西亚的自由处置权，其成果是在领地内确立主导地位——而鲁塞尼亚人则成为这一成果的代价，他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数量与波兰人相当，但权重却从未超过15%。加利西亚的波兰议员虽面对国内政党的多元格局，却在帝国议会中展现出高度统一，政治目标是恢复独立统一的波兰。
哈布斯堡君主国最后几十年中不断加剧的民族紧张，渗透到生活各领域，引发了一系列国家危机。各民族之间的敌意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民族问题的解决必须跳出多瑙君主国的国家框架，这预示着帝国将分裂为“民族”单体国家。君主国的瓦解，与其说是源于一战的外部事件，不如说是内部民族与社会冲突的结果。但帝国的解体并未根除民族问题，其继承国仍是小型多民族实体。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许多当时的民族紧张依然活跃，塑造着中东欧的日常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