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土耳其人来了——奥斯曼土耳其围城
奥斯曼人作为一个伊斯兰化的亚洲游牧民族，于1243年出现在小亚细亚。自1281年起，奥斯曼人的领袖自称为苏丹，由此开创了奥斯曼帝国。帝国的扩张既符合王朝的利益，也契合宗教的旨意。支撑这种扩张的奥斯曼社会主要由两部分构成：构成骑兵的西帕希封建领主，以及所谓的“德夫希尔梅阶层“。这一阶层源于“童选“制度，即从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居民中强行征召男童，这些男童被按照伊斯兰教规抚养长大，后来构成了令人畏惧的帝国精锐部队——耶尼切里军团（步兵部队）。此外，帝国的行政管理人员，直至大维齐尔，也从这一阶层中选拔。作为非正规部队，帝国还使用了主要由鞑靼人组成的“奔袭焚掠者“。这些部队没有军饷，以劫掠为生，而这支部队的作战目的是制造恐慌、而非征服领土的恐怖力量。
在这种社会制度和伊斯兰教扩张动力的推动下，奥斯曼帝国在中世纪末期逐步向巴尔干地区扩张。其扩张的关键节点包括：1354年攻占加利波利，在欧洲站稳脚跟；1389年在科索沃战役中击败塞尔维亚帝国；以及最终于1453年攻克君士坦丁堡。
随着奥斯曼人在巴尔干的扩张，我们可以区分哈布斯堡君主国及奥地利受到影响的几个不同阶段。最初，鞑靼人的劫掠队伍深入到了中世纪末期（1478年、1492年）的克恩顿和克莱纳地区。真正的“土耳其时代“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一段防御时期，它从1526年的莫哈奇战役一直延续到1683年维也纳第二次被围。此后是一段短暂却激烈的哈布斯堡进攻时期，至1718年结束。此后与奥斯曼帝国的冲突，其性质已不再是针对“异教徒“、即“基督教世界的世敌“的意识形态之战，而应被视作国家间的较量——类似于在巴尔干与俄国、或在西方与法国的冲突。
1526年莫哈奇战役后，哈布斯堡家族试图在匈牙利立足，但匈牙利贵族不仅选举斐迪南为匈牙利国王，同时也选举了特兰西瓦尼亚总督约翰·扎波利亚为王。在随后爆发的内战中，奥斯曼帝国进行了干预：1529年，苏丹苏莱曼一世发动大规模远征，最终兵临维也纳城下。维也纳由尼克拉斯·萨尔姆伯爵指挥防守。幸运的是，围城开始于当年很晚的时候，当时河水已经上涨，奥斯曼人的重型攻城火炮不得不留在了后方。补给困难和持续恶化的天气最终迫使奥斯曼人放弃了围城。维也纳虽得以“拯救“，但留给君主和民众的心理阴影却根深蒂固。1532年，苏莱曼再次试图进军维也纳，但在小城克塞格受阻。尼古拉斯·尤里希奇成功守卫了这座小城，抵御了强大的围城军队。这一次，斐迪南准备更为充分，维也纳城外已有一支帝国军队严阵以待。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匈牙利平原大部沦陷于奥斯曼帝国之手，匈牙利领土被一分为三：西部为哈布斯堡皇帝控制的小片地区，中部为奥斯曼帝国行省，东部则是作为奥斯曼附庸国的特兰西瓦尼亚。尽管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苏丹不可能与“异教徒“签订真正的和平条约），但和平是用高昂代价换来的。哈布斯堡方面向苏丹支付贡金（美其名曰“礼金“）。然而，边境地区的状况远非人们通常理解的和平，而是一种持续的、小规模的战争状态。根据奥斯曼的法律，少于四千人且不带火炮的袭扰行动不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
因此，除了几次大规模的土耳其战争外，沿今日斯洛伐克、经西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直至亚得里亚海的漫长边界线上，始终处于持续的军事对峙状态。尽管自16世纪末起，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势头已减弱，帝国本身也走向衰落，但其军事实力依然足以对哈布斯堡王朝构成巨大压力。直至一段较长的和平时期之后——对哈布斯堡王朝而言幸运的是，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并未发生对土战争——拉伊蒙德·蒙特库科利才于1664年首次击败了一支由大维齐尔率领的奥斯曼主力部队。尽管皇帝随后签订了被时人视为“屈辱和约“的艾森堡和约，但这场胜利所带来的道义上的“收获“是巨大的。与1571年西班牙-威尼斯联合舰队在勒班陀海战中击败奥斯曼海军类似，这次成功的实际意义远不如其心理意义重要：奥斯曼人不可战胜的光环再次被打破。
与之前多次情况相同，哈布斯堡王朝的对手不仅仅是奥斯曼人，还有匈牙利的贵族。艾森堡和约签订后，发生了一场准备不足的起义尝试，即所谓的“贵族密谋“。这场密谋以1671年几位领袖被处决和众多匈牙利“叛乱者“的财产被没收而告终。
1683年，奥斯曼主力大军再次兵临维也纳城下，大维齐尔卡拉·穆斯塔法发动了第二次维也纳之围。他企图利用奥斯曼帝国科普鲁律改革带来的复兴势头，完成伟大的苏丹苏莱曼一世1529年未竟的事业，攻陷“金苹果之城“，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首都。然而，他的大胆计划与希望最终在卡伦山决战中破灭。1683年9月，他在维也纳城下遭遇了毁灭性的失败。这场战役开启了一场新的、旷日持久的对土战争，但此次主动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尽管几乎一直与法国处于战争状态，皇帝仍决定冒险进行两线作战。战争后期，欧根亲王介入，并于1697年接过最高指挥权。至此，几乎整个匈牙利（按传统疆域，包括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前南斯拉夫部分地区及罗马尼亚部分地区）被逐步收复。其中，1686年攻占布达佩斯这一前首都的功绩具有重大威望意义。匈牙利等级议会深受“收复“故都的震撼，遂与皇帝缔结和约，确认了哈布斯堡家族在男性子嗣方面的继承权，并废除了贵族的抵抗权，但保障了宗教信仰自由。
查理六世在位期间发动的又一场对土战争，不仅巩固了既有成果，还进一步扩大了哈布斯堡王朝在巴尔干地区的统治范围。贝尔格莱德这座巴尔干的核心要塞甚至一度落入皇帝之手。欧根亲王攻克该城的事迹，催生了那首广为传唱的民歌《欧根亲王，高贵的骑士》。然而，在查理六世时期由皇帝亲自领导的第二次对土战争中，哈布斯堡王朝不仅丧失了巴尔干的大片土地，也失去了在巴尔干各民族心目中的威望。
与奥斯曼人的较量不仅使哈布斯堡王朝及其领地紧张了近两个世纪，也对君主国内部产生了深远影响。早在中世纪末期，奥斯曼的威胁就已引发农民战争，因为封建统治的危机由此暴露无遗。当劫掠队伍来袭时，领主们纷纷退守到坚固的城堡中，置他们有责任保护的农民于不顾。同样，16世纪为抵御奥斯曼人而建立的“边屯区“，也产生了深远的社会政治影响。沿着边境线，当局主要安置了南斯拉夫人的戍边农民。一旦土耳其人入侵，这些农民便放下犁耙，拿起武器，构成了一道保护后方地区的屏障。这些农民生活在族长领导下的氏族公社中，他们是自由农民，不受领主庄园的束缚。因此，他们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封建制度的另类社会组织模式。
土耳其战争的军费只能通过征税来筹措，这使得拥有税收批准权的贵族等级会议权力大增。因此，奥斯曼的威胁对于邦君与等级议会之间的冲突具有了重要意义，后者借此更容易实现其宗教诉求。此外，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宽容政策及其苏丹的专制统治，也对欧洲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
对于欧洲人的心态而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中东欧通过密集的反奥斯曼宣传给奥斯曼人所塑造出的负面形象。这种“敌对宣传”的必要性源于多个方面：奥斯曼人作为“非基督徒”必须加以对抗，这导致对该现象进行了宗教层面的解读，即对土耳其人视为上帝对有罪的基督教世界的惩罚。这使得人们不仅用武器来对抗土耳其人，也通过祈祷、忏悔和改过来与之抗争。这自然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并构成了“社会规训”这一更广泛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必须影响在政治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公共舆论”，以促使他们纳税或批准税收。近代早期的“公共舆论”仅针对一小部分支撑统治的群体，主要是贵族、高级神职人员以及部分上层市民，即基本上是等级议会的成员。
在此必须特别强调土耳其人形象在社会、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性。上层阶级率先实现了向更正面东方形象的转变，但这基本上发生在18世纪。负面宣传的重要来源是那些塑造了奥斯曼人形象的公告和传单。在艺术中，土耳其主题也反复出现，但经历了强烈的演变，从残酷的土耳其人形象转变为被击败的土耳其人形象。与这些负面的“敌人形象”相对，在旅行记述中则可以观察到一种较为积极友好的态度。
特别是1683年后对奥斯曼帝国的胜利产生了巨大的宣传效应，并在宣传中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问题视角：不再是土耳其恐惧成为焦点并被煽动起来，而是转而歌颂专制主义皇帝和天主教会的胜利。
关于土耳其人和奥斯曼帝国的刻板印象的改变，是在启蒙运动的推动下，才在广大民众中发生的。这一变化首先出现在西欧，稍后才影响到我们所在的地区。然而，旧有思维定式的持续影响在19世纪和20世纪依然可见，不仅在民间，也体现在深受天主教影响的史学家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