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世纪晚期的生活环境
“黑暗世纪“主导着欧洲中世纪这段时期的公众形象，但其实这是遮蔽了对其文化独特性的理解。诚然，这个时代确实有许多令我们感到“黑暗“的元素。中世纪是一个充满恐惧的时代——既有来自狼群逼近城郭、盗匪横行的现实威胁，也有对地狱业火、魔法巫术的超现实恐惧。下层民众普遍生活在贫困中，乞丐数量惊人，但他们在“神意“救赎秩序中却自有其位置：富人若不布施给这些人，又该向谁施舍从而以践行基督爱邻人的诫命呢？当时宗教观念对生活的支配远超今日人们的想象，对于信徒们而言死亡并非生命的恐怖终结，而是另一世界生命的开端，人们早在此世便开始为彼世做准备。
中世纪晚期的民间信仰蓬勃兴盛，发展出各种形式，这些形式在巴洛克时期再度复兴，并且一直延续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对圣徒的广泛崇拜，尤其是对圣母玛利亚的敬奉，几乎淹没了核心的信仰教义。从外部看来，居于人们信仰中心的并非三位一体神，而是缤纷的“圣徒天界诸神“。天主教几乎是变成了多神教的方式，为每种忧患苦难都找到可求助的特定圣徒。信徒们疯狂地尊崇和膜拜圣徒遗物，朝圣之旅络绎不绝。这一切都能带来赎罪的效果——这是为来世做准备、缩减炼狱刑期的关键。
中世纪的文化是“传闻“文化，信息媒介极为有限，口耳相传主导着新闻与知识的传播。大部分真实有效的信息交流限于统治阶层内部，广大民众对重大事件与变革知之甚少。当然这种传播方式确实无法保障后普通民众得到的信息或知识有的真实性和正确性。
比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更甚的是中世纪人的生活世界深受社会归属感的制约。人都被局限在了特定等级，作为农民、工匠或贵族在已然具体界定的生活条件下存续。那个时代核心价值是荣誉，这种荣誉与等级绑定且必须捍卫——现代研究称之为“荣誉象征资本“。世俗领域虽然偶有社会流动时期，但最易摆脱出身桎梏的途径仍依托教会，尽管教会高阶职位多由贵族垄断。通过世俗教育实现阶层跃升，直到中世纪晚期大学兴起后才逐渐发挥重要作用。
各等级间生活的差异非常的悬殊。多数农民挣扎于生存线边缘，气候引发的歉收便能在局部酿成严重饥荒，屋舍陈设与衣着选择都极为简陋。相较之下，贵族与教会上层的生活则是穷奢极欲，在整个中世纪不断更是不断地向上追求奢侈享受。通过威尼斯与亚洲的远洋贸易获得异域珍品，购置昂贵的甲胄、珠宝与器皿，为教堂装点当时所能想象的一切华彩。正如史诗《迈尔·赫尔姆布雷希特》所描绘，贵族与教士享用“清炖鸡“（当时鸡肉尤为昂贵！），而农民只能啜饮“吉策利切“（一种奶汤）或糊粥。不过节日与日常的对比极为鲜明——在乡村社会，节庆时同样会消耗大量肉食。
农民的生活既由自然决定，也受宗教支配。劳作时间与日照时间重合，自然条件决定了农事活动，而教会的节庆则赋予岁月以独特的节律。然而在许多方面而言，中世纪农民与贵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并不是我们认为那样的大。中世纪世俗文化最本质的特征是其广泛的无文字性。无论贵族还是农民，皆不识读写，而教会机构——尤其是修道院——才是那道深刻分界线。修道院除宗教与经济职能外，还承载着文化功能。正是通过修道院的抄写劳作，那些构成后来（尤其文艺复兴以来）教育基石的古典文本才得以流传。直至文化逐步书面化才使得这个文化共同体宣告破裂，精英阶层渐渐地与普罗大众分道扬镳。
中世纪的诗歌最初同样是口传传统，但很快被书面记录固定下来，也唯其如此，这些作品才得以留存至今。最早的文学文本诞生于修道院，引人注目的是，奥地利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作者”竟是女性——12世纪初在梅尔克从事创作的女诗人阿娃。世俗文学文化主要兴起于宫廷贵族阶层，宫廷抒情诗（在奥地利活动的最著名抒情诗人有屈伦贝格、艾斯特的迪特玛尔、老赖因马尔、福格尔魏德的瓦尔特、利希滕施泰因的乌尔里希及沃尔肯施泰因的奥斯瓦尔德）与传入奥地利较晚的宫廷史诗皆为精英阶层所接受。与之相对，“民间史诗”起初汲取了广受欢迎的传说素材（《尼伯龙根之歌》《古德龙》《狄特里希史诗》），但很快便被披上宫廷骑士文学的外衣。在社会史层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是13世纪下半叶维尔恩的格尔特纳创作的长篇叙事诗《迈尔·赫尔姆布雷希特》。这部作品以农民之子试图跃升为“骑士”的尝试为由头，写成一篇捍卫现存社会秩序的训诫之作。而罗伊恩塔尔的奈德哈特的作品及其粗犷质朴的奈德哈特趣闻（参见维也纳的奈德哈特湿壁画），同样鲜明地刻画了骑士与农民之间的对立。
与近代早期不同，中世纪的贵族居所最初既无显著奢华，亦无强烈的炫耀意向，就连邦君本人也少有雄伟华丽得建筑流传于后世。尽管如此，贵族们使用的建筑相比于普通民众依然显得巍峨宏大。骑士城堡首先服务于军事目的，它既是防御工事，亦充任统治的行政枢纽与贵族日常生活和交际的文化中心。
随着中世纪晚期城市的兴起与增多，城市四周环绕着逼仄的防御工事，许多兼营农业的市民给城市带来了“环境问题“，就如我们经常在有关欧洲中世纪题材的影视作品中看到的那样——街巷狭窄而肮脏，猪、鸡等家畜满街乱跑！垃圾常被直接掷出窗外，路面未铺砌，入夜后亦无照明。房屋以屋标辨识，有些至今尚存（以布拉格为最著）。然而，这些城市仍是宗教与世俗生活的中心，教育重心日渐从乡村向城市迁移。
中世纪盛期与晚期的修道院（尤其是托钵修会）多建于城市，大学则作为新的教育机构加入其中。起初，较大的城市设立主教座堂学校与市立学校，从这些学校中逐渐形成了教师与学生的联合体，并据此自称为“师生共同体“。
14世纪，中欧涌现出一批大学：布拉格、克拉科夫、佩奇，以及1365年由创建者鲁道夫四世创办的维也纳大学——后者直至1384年才在阿尔布雷希特三世治下设立其时最重要的神学院。大学按“学团“划分，大致对应籍贯地域，拥有独立的行政与司法权。授课与辩论均以拉丁语进行。到16世纪，维也纳大学仍是今奥地利境内唯一的高等学府。
尽管面临大学的竞争——而这些大学同样处于教士影响之下——教会仍无疑是中世纪最重要的文化机构。修道院与教堂初以罗曼式建筑，13世纪以后则改采哥特式风格，内里装点雕塑、祭坛、彩绘玻璃窗与壁画。其中得礼仪器皿与祭袍则堪称工艺美术的巅峰之作。
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教堂与修道院也是教育、音乐与文学的中心（既有宗教文本传世，亦有各类受难剧及其他戏剧文本流传）。教会维系着拉丁语这一中世纪的通用语，并通过主教座堂学校与修道院学校将这种文化传授予俗人。此外，勤奋的修士们所建立的图书馆，亦是我们得以认识中世纪文化不可或缺的宝库。
中世纪晚期的虔诚信仰，建立在炼狱与赎罪券可获取的观念之上，从而也催生了无数湿壁画、绘画与祭坛的捐赠——这为大批艺术家提供了生计。我们从其间可以观察到风格演变，多瑙画派便以其创作预示并铺垫了对文艺复兴绘画的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