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巴洛克时期专制主义及宫廷社会
16世纪末是贵族地方阶层及其相关新教势力影响的顶峰。虽然鲁道夫与马蒂亚斯之间的兄弟之争曾使新教势力一度重振，但局势仍很快逆转。宗教与政治层面的冲突使对立日益加剧，在酝酿阶段，反宗教改革势力及皇帝的影响力已不断增强。接受过耶稣会教育的斐迪南二世即位后，成为了天主教教派化政策的强硬推行者。即将爆发的军事对抗始于波希米亚——鲁道夫二世曾颁布《皇帝诏书》允许新教徒在王室领地上修建教堂，甚至将教会地产也纳入这项权利范围。此类争端最终演变为一场抗议行动：各阶层代表游行至布拉格城堡，并将皇帝麾下的三名天主教官员（其中两人出身高级贵族）从城堡窗口抛下。由于跌落在粪堆上，三人均未受伤。这场“掷出窗外事件”（其原型可追溯至胡斯战争初期的类似事件）引发了三十年战争。战争的第一阶段以波希米亚和普法尔茨为主要战场（波希米亚各阶层曾推选普法尔茨的腓特烈为国王，因其统治短暂，史称“冬王”）。
决定内部局势的关键战役于1620年在布拉格附近的白山（Bílá Hora）打响。新教贵族军队被帝国天主教联军击败。这场战役的后果不仅对波希米亚影响深远（至今史学界仍以“白山战役前后”作为历史分界标志），也对除匈牙利外的所有哈布斯堡领地产生了巨大冲击。
1627年颁布的《更新领地法令》将波希米亚确立为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王国，贵族阶层的影响力被大幅削弱，天主教被定为该国唯一合法宗教。大量新教徒（据称达15万人）被迫离开故土，新教贵族财产遭没收，其地产由天主教家族收购。在这场初期财产重分配中，最大受益者之一是阿尔布雷希特·冯·瓦伦斯坦——这位波希米亚天主教贵族出身的名将成为皇帝最重要的军事统帅。他去世后，其财产再次被重新分配，引发了新一轮大规模产权更迭，主要受益者是被征召入境的（当然属于天主教的）德意志裔与罗曼语族贵族。
三十年战争虽未使皇帝领地扩张，却深刻影响了国家构建进程，并在其辖地——除匈牙利外——实现了迟来的教派化改造，完成全面再天主教化。1600年前后，奥地利与波希米亚约75%至90%人口原属新教徒；五十年后，所有居民在名义上均已皈依天主教。1648年《明斯特和约》与《奥斯纳布吕克和约》的签订削弱了皇帝在帝国内的权威，却从长远上将帝国政治重心转向多瑙河君主国领地，促进了哈布斯堡势力向东南欧扩张。
1663至1664年与基督教的宿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虽取得军事胜利，皇帝却因担忧陷入两线作战（当时正与法国持续冲突）而迅速议和。直至1683年在卡伦贝格取得胜利后，哈布斯堡王朝才决定对奥斯曼帝国采取主动进攻战略，这标志着其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折。
17世纪末与18世纪初常被称为奥地利的“英雄时代“，这一称谓主要源于萨伏依的欧根亲王卓越的军事成就。尽管当今史学界普遍对英雄史观持批判态度，且许多新生代史学家已转向关注社会结构与时代心态的研究，而非聚焦个人传记，但这一形象依然是该时期广为流传的历史印记。当然除了欧根亲王这位极具正面性的英雄人物，还有就是前文中简单提到的瓦伦斯坦这位正邪难辨的英雄，在三十年战争中哈布斯堡家族缺乏真正能征善战的将才，皇室只能依靠这位雇佣兵首领为自己支撑场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瓦伦斯坦也算是为悲剧性的英雄人物吧
注：阿尔布雷希特·文策尔·欧塞比乌斯·冯·瓦伦斯坦（1583-1634）
瓦伦斯坦出身于波希米亚古老的贵族世家，效力于哈布斯堡王朝，在三十年战争初期崭露头角。他为皇帝组建军队，迅速晋升为最高军事统帅。其显赫地位的攀升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创新经营模式，大量获取没收自新教徒的地产；二是获授崇高爵位（先后成为弗里德兰公爵、萨甘亲王及梅克伦堡公爵）。1630年，皇帝迫于帝国诸侯对“自由权“受威胁的担忧而将其解职，但1632年便再度授予其最高指挥权。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阵亡的吕岑战役后，瓦伦斯坦开始为缔结和约进行秘密谈判。1634年，或许奉皇帝密令，他在埃格尔（今捷克海布市）遭刺杀身亡。
自17世纪初以来，哈布斯堡君主国政治结构的变革——包括教派专制主义的强化、常备军的建立以及更有效管理各邦资源的官僚体系的发展——无疑与那位堪称军事天才的欧根亲王的赫赫战功一样，对匈牙利地位的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正是这位萨伏依军事家的杰出统帅才能，才使得哈布斯堡王朝得以向巴尔干地区推进；但必须指出的是，哈布斯堡与奥斯曼两大帝国国内结构的变化，才真正创造了必要的先决条件。若无这些结构性变革，即使是最杰出的将领也无法取得胜利。
当奥斯曼帝国自16世纪军事经济鼎盛之后日趋衰落之时，哈布斯堡帝国却因专制主义的强化而日益巩固——尽管奥斯曼帝国内部也出现了承载其繁荣的社会结构瓦解。奥斯曼帝国西帕希骑兵的采邑逐渐世袭化，导致无能者也能拥有土地；而德夫希尔梅阶层——即通过“童子征募制“从巴尔干基督徒家庭选拔、与耶尼切里军团共同构成苏丹军队核心的精英群体——也日益腐朽，部分原因在于逐渐放弃了从巴尔干人口中选拔精英的初衷。耶尼切里士兵获准结婚后，又试图将子女安置在军队中。这一切，再加上对新生的资本主义创新缺乏接纳意愿、传统黎凡特至西欧商路的转移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相比之下，皇帝通过不断加强专制主义、建立常备军与高效官僚体系，并推行早期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以增加财政收入，使其权力相比16世纪完全处于守势对抗奥斯曼的状态得到了显著增强。这些正是促使奥地利“崛起为大国“（这一过程本身充满问题）的结构性前提，而欧根亲王则成为这一进程的执行者。随着1699年《卡尔洛维茨条约》和1718年《帕萨罗维茨条约》的签订，奥斯曼帝国被大幅向东驱逐，哈布斯堡王朝终于得以完全继承1526年理论上已归属的整个匈牙利遗产。更有甚者，匈牙利各阶层在1687年布达（今布达佩斯组成部分）被攻占的压力下，被迫承认了哈布斯堡家族在匈牙利的世袭王权。
然而，17世纪末困扰欧洲——尤其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另一个紧迫问题，是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自16世纪初起，哈布斯堡家族便分为两支：一支统治多瑙河流域诸邦，另一支则掌控西班牙及其附属领地，即几乎整个南美洲及其他殖民地，以及欧洲的附属领地——即西属尼德兰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无论是通过与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多次联姻而建立亲缘关系的波旁家族，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支系，都对这份可预期的遗产提出了继承主张。当各方似乎即将就一位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折衷候选人达成协议时，该候选人却过早去世，使问题彻底激化。末代西班牙哈布斯堡国王卡洛斯二世的遗嘱指定路易十四之孙安茹的腓力为继承人。然而，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也提出了正当的权利要求，并随后得到西方列强——英国与荷兰的支持。
在这一时期，两种根本理念相互对峙：一种是路易十四统治下法国所主张的霸权思想，即追求在欧洲的支配地位——若法国或哈布斯堡王朝能与西班牙领土合并，此目标便能实现；另一种则是欧洲均势思想。势力均衡的理念形成于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只需想想“恐怖平衡“这一口号便知），但其鼎盛期无疑在17至18世纪。
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最初的计划是建立两个新的支系：一支由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的长子（即后来的约瑟夫一世）统领奥地利领地，另一支由其另一子查理（西班牙的查理三世，即后来的皇帝查理六世）继承西班牙领土，尽管1703年的《相互继承协约》中仍保留着相互继承的“后门条款“。
当1700年最后一位西班牙哈布斯堡统治者去世引发危机时，欧根亲王的名言“我们先进军，盟友自会到来“被证明是正确的——西方列强很快站到了皇帝一边。围绕西班牙继承权对法战争始于上意大利，欧根亲王于1701年5月在此接管最高指挥权。这场持续13年、战场遍及意大利、南德、莱茵地区与尼德兰的战争，成为该时期政治的核心事件。作为皇帝的最高统帅，欧根亲王在这些冲突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战役，但其历史意义在史学研究中往往不及他相对为数不多的对奥斯曼战役（实际上仅有四次：森塔、彼得瓦拉丁、蒂米什瓦拉和贝尔格莱德）。在众多对法及其盟国的战役中，此处仅重点提及两场：1706年，欧根亲王以一招无视当时所有战略法则的险棋，出乎意料地急速行军至波河以南，既无补给线也无后援，解除了法军对都灵城的围困，并从此将法军逐出上意大利直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
到了1708年，局面对哈布斯堡家族变得非常不利：法军在尼德兰接连攻克根特与布鲁日等城，促使欧根不得不被调往比利时战场。欧根亲王也确实不负他战神的称号，迅速在此取得辉煌战果——同年即在奥德纳尔德重创法军。当年他还围攻里尔，迫使要塞于12月被迫投降；次年他又围攻联军侧翼要地图尔奈，守军最终于9月投降。欧根继续向蒙斯推进时，法军元帅维拉尔试图阻截，却在1709年的马尔普拉凯战役中遭遇惨败。法王路易十四与法国政府似已山穷水尽。然而西方战场形势异于对奥斯曼战线，军事胜利无法立即转化为政治成果。列强间的和谈持续至战局逆转：1711年，年仅33岁的约瑟夫一世猝然离世。其弟——西班牙国王查理——以查理六世之名继任皇位，霎时间英国一直竭力防范的哈布斯堡霸权威胁竟成现实。加之英国政府更迭导致欧根亲王的密友马尔伯勒公爵失势，英国最终退出同盟，哈布斯堡拿回西班牙领地的希望由此破灭。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的和约瓜分了西班牙领土：哈布斯堡王朝“仅“获得欧洲附属领地（即今比利时、卢森堡及法国北部部分区域）、意大利的大部及富庶的西属尼德兰。至此，所谓“崛起为大国“的进程终告完成——从中世纪晚期约当今奥地利疆域规模的小邦，演变为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帝国，一度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
查理六世在位期间（尽管这三十年以停滞为特征）巩固了这些领土。他处境艰难：作为哈布斯堡末代男嗣，王朝存续的重任全系于一身，而得子的希望日益渺茫。最终，一份起初毫不起眼且未带来多少新内容的文件，却对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存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713年，查理六世（当时仍无子嗣）为调解各位女大公间的继承争议，颁布了《国事诏书》。其基础是1703年的《相互继承协约》——该密约中他与兄长约瑟夫一世曾就计划中的两个支系（查理继承西班牙、约瑟夫继承奥地利）相互继承权达成协议。查理六世命人宣读该条约，并增补了若干重要条款。他宣布治下各邦“不可分割且不可分离“，并进一步规定：若查理无男嗣，则修改女性继承原则（该原则其实自1156年《小特权书》已获确认）——继承权将不归最长支系（即利奥波德一世之女，后为约瑟夫一世之女），而优先赋予查理六世未来可能诞生的女儿。查理六世毕生致力于推动这些条款在国内乃至国际社会的承认。1740年他去世时，哈布斯堡家族男性谱系断绝，其长女玛丽亚·特蕾西娅虽凭《国事诏书》继位，却最终不得不为捍卫遗产进行漫长战争。
与17世纪末18世纪初巨大的权力扩张相呼应的是王朝内部权力集中的进程。1620年后，哈布斯堡王朝成功削弱贵族影响力，波希米亚与匈牙利在17世纪逐渐成为皇帝的世袭君主领地，其权力工具（常备军与官僚体系、天主教会提供的意识形态与宣传支持）得以强化。哈布斯堡王朝虽未能在帝国内部，却在其直辖领地推行了作为统治手段与社会控制实践的专制主义——虽未如法国王权那般彻底，但此种态势已赋予皇帝及其宫廷远超16世纪的控驭能力，彼时尚需时刻顾忌地方等级会议的存在。教会的支持不可或缺，皇帝对天主教事业的扶持亦然。双方权力互相弥补彼此弱点，这种共生关系铸就了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教派专制主义特征。
与法国类似，宫廷垄断了晋升通道——唯有皇室能提供社会阶层跃迁的机会（贵族头衔与荣誉、官职与俸禄），由此成功将贵族束缚于自身。而贵族被驯化也逐渐脱离其领地的本土权力根基，被纳入维也纳的宫廷社会体系。通过精细而分化的礼仪典制，每个贵族在等级秩序中的位置被明确地定义；而且盛大的宫廷庆典既消耗了这个阶层的精力，也有效抑制了其反叛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