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工业化及其影响
随着重商主义政策的推行以及与之相关的原工业化，早已出现了新的生产形式，这些形式预演了工业世界的许多典型特征。劳动分工的过程，就是将工作流程分解成为一个一个独立、易于掌握的简单步骤，使得使用非熟练劳动力成为可能。这些迅塑被快速培训的工人工资低廉，从事着异化劳动，相比之下，手工艺师傅则能从其工作中获得远为强烈的认同感。直到工作场所与住所分离——这本身也是一个重大变革——那些早已存在的现象才变得尤为明显：妇女和儿童劳动。这个体系中，这两个群体遭受的剥削甚至比男性更加严重。他们从事相同的工作，却获得更少的报酬——就女性而言，这种情况至今依然存在。
然而，工业化相对于手工工场的真正革新不在于劳动形式，而在于新的动力来源。通过蒸汽机，人类首次创造了一种（可移动的）能源，它既不依赖人力、畜力、也不依赖水力（水力早在磨坊、锯木厂和锤锻工厂中就已得到利用）。这使得此前不甚重要的煤（硬煤与褐煤）成为了经济利益的焦点。
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开端出现在纺织工业领域（纺纱机、机械织布机），但也包括重工业。一系列技术创新，尤其是煤的焦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更高温度，使得钢铁生产发生了飞跃性进步。工业化尤其以金属加工企业为特征，而在早期资本主义中非常重要的有色金属则退居次位。
在学术界围绕“工业革命”这一概念展开了相当激烈的争论。以往观点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是迅速的、戏剧性的，而另一个解释则强调这些进程中的渐进演化过程。简言之，这种观点认为并未发生什么工业革命，而是早已存在已久的生产形式经历了缓慢且不断增强地提升。因此，工业化进程更多是一种数量上地增长，而非质变。诚然，这种观点具有其合理性，并加深了我们对工业化之前地认识，但要做出最终判断，恐怕还要等到学术争论的尘埃落定。
在工业化进程中，铁路建设扮演了特殊角色，它产生了一种乘数效应。一方面，铁路建设本身要求建立配套的工业设施网络；另一方面，铁路又可以将不同的原材料产地链接起来，并促进商品出口。因此，当时帝国毫无疑问最重要的铁路线是连接波西米亚煤田、上施泰尔马克铁矿区和亚得里亚海港口的那一条。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助下，1836年至1847年间建成了皇帝斐迪南北方铁路之后，1841年南方铁路的建设也被提上了日程。1840年，帝国仅有144公里铁路，十年之后这一数字已达1357公里。但与英国的数字相比（1840年：1349公里；1850年：10660公里），明显可见其相对于西欧的落后。到1900年左右，帝国拥有的铁路网总里程超过了36000公里。钢铁产量或纺纱机数量等工业生产的增长数据也与此类似。所有这些都表明，19世纪上半叶，工业化起步缓慢——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家的阻碍，因为它担心工人聚集可能引发革命（1789年的冲击！）。而到了19世纪下半叶，工业化几乎是爆炸式地发展。1848年启动并在新专制主义时期实施的农民解放，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它产生了双重效应。对于农庄的评估价值，农民需支付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由国家支付给地主，地主则放弃剩余的三分之一。一方面，贵族通过土地赎免获得了其地产评估价值三分之二的现金，手头拥有了流动资本。许多贵族——至少是其中进步的部分——借此投身于现代的资本主义世界，投资于银行，也投资于啤酒厂、纺纱厂和糖厂，而原材料则由他们昔日的佃农提供。另一方面，许多农民无力支付被强加于他们身上的、作为摆脱领主统治代价的那三分之一评估价值，因此纷纷涌入城市，壮大了“无产阶级后备军“。这使得劳动力需求得到了超额的满足。19世纪下半叶，一系列企业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如约瑟夫·韦恩德尔的武器生产、弗朗茨·韦特海默尔的铁制保险柜制造、迈克尔·托内特的家具厂，或约翰·内波穆克·赖特霍费尔的防水布料生产）。许多发明诞生于奥地利（如西格弗里德·马库斯的汽车），但其中也有很多未被充分利用（如约瑟夫·雷塞尔的船用螺旋桨、约瑟夫·马德斯佩格尔的缝纫机，或彼得·米特霍费尔的打字机）。
正如在原工业化时期已清晰可见的那样，工业化进程在帝国内部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在有原材料、特别是煤炭的地方，工业化进展比其他地区更快——国家的广大地区，尤其是东部（匈牙利王国、加利西亚等），直至帝国解体前仍以农业为主。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是北波西米亚煤田，此外，穆尔河和米尔茨河谷地、福拉尔贝格州以及维也纳周边地区（程度较轻）也是工业化的核心区域。
工业化的一個重要前提是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中世纪以来人口增长一直非常缓慢，而此时却出现了巨大的增长率。近代早期社会曾通过“欧洲婚姻模式“（即婚姻与财产挂钩，导致未婚者比例高、女性结婚年龄晚）的概念来控制人口增长；加之瘟疫、战争，尤其是婴儿死亡率高，使得人口增长极为缓慢。而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若干基本条件共同促成了人口的巨大增长。食物供给空间得到积极改善，这主要得益于新的高產农作物的引入。玉米自17世纪末以来逐渐普及，到18世纪末，人们开始推广马铃薯种植。在约瑟夫二世时期，神父甚至必须布道宣传这种新作物及其种植方法（“马铃薯布道“），以促使民众种植这种新作物。随着转向圈养牲畜，一方面增加了可作为肥料提高土地产量的厩肥数量，另一方面，通过引入新品种杂交改良的奶牛产奶量更高，这也增加了食物供给，尤其对儿童而言。医疗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也为降低婴儿死亡率做出了贡献。因此，自18世纪中叶起，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快，19世纪上半叶平均增长约40%，但帝国内各个省份的增长并不均衡：在城市聚集区和工业化程度高的地区，人口增长也更大（部分原因在于移民）。这些地区的非农业人口比例急剧上升，帝国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
这一不断增长的人口，一方面为农业——其本身也变得劳动力更密集——但主要为工业提供了庞大的工人队伍。另一方面，人口增长也创造了更多能够购买工业产品的消费者。
从社会史角度看，工业化引发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变革。两个新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其重要性日益增强，与此同时，贵族和农民的重要性则相对下降。工厂主以及那些为工业化基础设施（银行、保险公司、律师事务所等）负责的人，构成了资产阶级，这是一个与工业化前城市中的市民阶层不可同日而语的新市民阶层。这些资本家中许多来自“外国“，即英国和德国，他们带来了风险资本和技术知识。由于种种原因，哈布斯堡君主国未能实现资本集中，而西欧的巨额财富积累主要通过海外贸易实现，这在君主国自然是不存在的，但其他因素也对此起了决定作用新生的资产阶级虽然物质条件优渥，但在政治上起初却毫无权利。在三月革命前时期，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退隐，专注于文化和舒适的生活方式，毕德麦雅文化正是这种退隐的体现。1848年，资产阶级短暂活跃并参与政治，但在新专制主义时期，他们再次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尽管其经济重要性仍在持续增长。直到1867年十二月宪法，这一社会阶层才获得了对帝国政治的影响力。然而，资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并非大工业家，而是由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构成，主要是官员和军官。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益庞大的无产阶级——靠工资为生的工人的处境。这一群体的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工作时间长、报酬低、住房差、饮食单一、卫生状况糟糕、疾病缠身，以及许多人借酒消愁，这些都是这些人生活境况的真实写照。出现了难以想象的剥削关系，工人们孤立无援、毫无组织地遭受着这种剥削。虽然三月革命前时期人们曾讨论过“贫民化“问题（即后来所称的“社会问题“），但直到7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才被接受。工人运动开始形成，国家也面临压力，不得不颁布各种法律，为工人提供更多保护（例如禁止童工、设立工厂监察员等）。尽管如此，帝国工人阶级的境况依然悲惨，直到20世纪——在普选权加强了社会民主党力量的背景下——才开始缓慢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