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农民战争的延续与城市的发展
长期以来，人们将“德国农民战争“视为这一发展的终点，但近几十年来的深入研究将目光投向了随后的一系列冲突——在萨尔茨堡、上奥地利、施泰里亚和卡尼奥拉（今斯洛文尼亚）等地区，农民与领主之间的斗争似乎尤为频繁。抵抗的形式多种多样，从拒绝劳役到武装冲突不等。除了社会不满和紧张关系外，宗教因素也常常是焦点。这一点在上奥地利农民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场战争是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哈布斯堡王朝将该地区抵押给巴伐利亚，在巴伐利亚占领时期爆发的。总督亚当·冯·赫伯斯托夫伯爵的严苛统治以及持续而野蛮的反宗教改革，最终引发由斯特凡·法丁格及其妻弟克里斯托夫·策勒领导的起义。起义最初很顺利，但农民军最终在埃弗丁和格蒙登被击败。
封建社会变化的另一个要素是中世纪晚期城市的兴起和繁荣。罗马时代虽然是欧洲城市化的第一个时期，而自11世纪经济复兴以来，城市再次兴起于古罗马城市的遗址、河流渡口、及重要商路交叉口，或在当地统治者的庇护地区（如行宫、城堡和主教驻地）。邦君们对这些城市予以扶持，赐予特权，甚至亲自建立城市。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在于：城市缴纳的税收构成了邦君财政收入最重要的重要基础。
德国的自由帝国城市、意大利的领主统治区和自治城市（自由城市共和国）与各领地内拥有有限自治权的城市之间，在法律地位上存在巨大差异。而首府城市则始终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在文化方面。但所有这些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点——尽管不能仅从法律角度定义城市——它们都是基于所获得的城市法而形成的特殊法律区域。城市法的基础是城市的缔造者（或皇帝、邦君等）赐予的特许状，据此，邦君的一些主权权利，如铸币权、关税权、市场权和筑城权，便移交给城市。原则上，城市公民是自由的（“城市空气使人自由“），即与农民不同，他们不受任何领主的直接统治。城市管理是自治的，城市政府和城市法院由公民自行管理。管理层常分为外议会和内议会，这反映城市贵族与行会手工业者之间的社会分层。那些能够举办年市或与宗教节日相关的交易会的地方，或者位于重要商道上的城市，尤其繁荣兴旺。中世纪晚期的城市基本上是手工业者聚居地，拥有常设市场，并通过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形成了高度分化的手工业者社会。远程贸易的兴盛——其中物物交换向货币经济的过渡日益明显——催生了一个富裕的城市贵族阶层，他们在政治上主导着城市的自治。除了这些城市贵族和按行会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之外，还有一大群人，常被称为下层阶级。帮工、学徒、兼营农业的市民、无房居民（即没有自己房屋的城市居民）以及乞丐，他们的共同点是基本没有政治权利，而犹太社区在城市中占有特殊地位。
城市中的手工业者被组织在行会中。行会是强制性的合作社团并且内部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原材料和商品的买卖都有具体规则，师傅可以拥有的学徒和帮工数量也受到限制。帮工和学徒们的处境非常糟糕，必须出外漫游的帮工（其境况常被浪漫化描绘，实则不然）构成了社会动荡的一个因素。手工业者的起义时有发生，例如1722年维也纳就爆发了制鞋帮工起义。
与今天相比，当时的城市人口非常少。中世纪晚期结束时，欧洲只有君士坦丁堡、巴黎和那不勒斯的人口在15万到20万之间，但这些城市仍然比今天的林茨还要小。威尼斯、米兰、科尔多瓦、塞维利亚、格拉纳达、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的人口则达到约10万。在德语区，最大的城市是奥格斯堡和科隆，居民约有4万到6万。相比之下，同时期的奥地利城市则更小，首都维也纳在1500年左右的人口也不超过2万，格拉茨、因斯布鲁克和林茨的人口更是不值一提了。但在考虑这些数字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因在1348/49年黑死病流行造成的人口急剧下降，这使得当时许多城市有三分之二左右的人口死亡。奥地利地区的许多城市其实只是小型农业城镇，其生活方式与乡村并无太大区别。在中世纪晚期建立的一些城市被证明是失败的，因为这些城市从未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和文化城市生活。
采矿工业构成了另一个创新领域和一个独特的社会。采矿自史前时代就已存在，中世纪时主要以盐矿和有色金属矿开采为核心。制盐业出现了一项新技术：盐不再通过地下开采获得，而是用水浸取，形成所谓卤水，然后在“平锅“（熬盐工坊）中熬煮，使水蒸发，留下粗盐。这一生产过程需要专业人员以及支撑此类盐场的基础设施。因此，盐业工人是人口中一个自由且具有流动性的群体，拥有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加热平锅需要大量木材，这通过集约化的林业管理来保障，为许多伐木工提供了就业机会。周边地区的农村人口负责食品生产，“专供区“的农民必须以规定价格将产品卖给盐业工人。最重要的盐场位于（奥塞、哈尔施塔特、埃本塞、伊施尔和格蒙登等地），以及由萨尔茨堡大主教经营的哈莱因盐场。
其他矿区的情况也类似，但那里雇佣的是在地下作业的矿工。在这些地方，技术知识主要体现在冶炼方面。在有色金属开采中，尤以银矿开采地位最为重要，因为铸造货币需要白银。施瓦茨或上采林（后者银矿于1361年“淹没“，现为博物馆）是当时的中心。此外，淘金（主要分布在萨尔茨堡的高山谷地）以及铜、铅等其他有色金属的开采也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近代早期之初，有色金属开采——无论是在施瓦茨，还是在波希米亚的大型银矿以及今斯洛伐克境内的铜矿——蕴藏着巨大的利润机会，被早期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上德意志地区的金融家，如富格尔家族和韦尔瑟家族）所利用。相比之下，作为19世纪工业化最重要原料的铁和煤，在当时则处于次要地位。在奥地利的埃尔茨贝格以及许多其他地方，例如克恩顿的许滕贝格，都有铁矿石开采和冶炼活动。在上、下奥地利州的河流沿岸（所谓的“Eisenwurzen“地区），出现了一种早期形式的制铁工业，生产镰刀、刀剑和武器。这一产业也发展出了独特的社会形态，有别于广大的农民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