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罗马人时期的奥地利
奥地利境内的罗马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奥古斯都持续到马克曼尼战争（公元170年）；随后是从马克曼尼战争到戴克里先（卒于313/316年）；接着是从戴克里先到约公元400年，即罗马在多瑙河地区统治崩溃的时期。接下来的100年以罗马人从乌费诺里库姆（近岸诺里库姆）撤退为标志，这已经可以被视为与民族大迁徙相关了。
罗马对今奥地利地区的征服，部分是和平的，部分是通过皇帝的两个儿子提比略和德鲁苏斯在雷蒂亚（公元前15年）的军事行动实现的。今奥地利的部分地区被划分为三个罗马行省：诺里库姆行省（东蒂罗尔北部、东蒂罗尔、克恩顿、施蒂利亚、萨尔茨堡、上奥地利、下奥地利，此外还包括基姆高、普斯特河谷和采列/切利周边地区）、雷蒂亚行省（北蒂罗尔、福拉尔贝格，此外还包括瑞士东部）和下潘诺尼亚行省（维也纳森林以东的下奥地利、东施蒂利亚部分地区和布尔根兰州）。前两个是代理官行省，即其总督来自骑士阶层，而潘诺尼亚则是元老院行省。总督在辖区内集司法、民事和审判权于一身。
在多瑙河以北，罗马人建立了一个由日耳曼部落联盟组成的附属国体系。奥古斯都时期（公元前27年–公元14年）最大的势力是马罗博杜斯领导的马克曼尼人。针对这些附属国以及更北方的、被罗马人称为野蛮的部落，罗马人修建了一条防御线——界墙。界墙由辅助部队驻守，只有文多波纳（当时的维也纳被称为文多波纳 Vindobona）和卡农图姆（Carnuntum)才有较大的军团驻扎。
许多受罗马文化影响特别显著的城市，都怀有成为一个小罗马的雄心。它们中一些拥有自己的广场、圆形剧场、公共浴场、神庙——虽然不如罗马那样宏伟，但确实是罗马大都会的缩影。
城市的城市化和对罗马生活方式的传播，不仅只对今天奥地利土地上的罗马行省有典型意义，而是罗马行省文化的普遍特征。这种文化非常重视奢华与舒适，并且在技术方面非常先进。罗马的中央集权影响在生活方式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时也在社会和政治结构中体现出来。几乎所有城市都以相同的方式管理，设有一个由100名市议员组成的市议会，除此之外还有行政委员会、祭司团、行会和青年团体。
罗马不仅通过其驻军和行政管理为这片土地打上了烙印，还进行了基础设施的改善。这一时期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边境的军队。由于军队定期从帝国国库获得收入，然后通过与这些军营广泛的贸易联系，平民人口实现了繁荣，多瑙河地区的物资得以集中，这对人们的生活状况产生了积极影响。
特别是在塞维鲁王朝时期，罗马化的奥地利地区极大地适应了古地中海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这一时期的艺术表现出极大的多样性，肯定不能简单地称之为“罗马的“。本土的凯尔特艺术很大程度上被罗马艺术所覆盖，这种混合艺术在2世纪经历了其“黄金时代“。所形成的行省风格带有非常独特的诺里库姆-潘诺尼亚印记，当然也有在整个帝国看起来都一样的雕塑。此外还有进口物品，主要是罗马的小型青铜器和“terra sigillata“（印章陶器），它们具有“高级帝国风格“。然而在晚期，可以察觉到本土力量再次增长，这可能与罗马日渐衰弱的影响力有关。
在罗马化的奥地利，信仰观念多种多样，本土的和外来的宗教并存。对凯尔特诸神的崇拜受到了罗马-希腊神祇世界的竞争，但其他崇拜也通过罗马军团士兵传入了诺里库姆。通常情况并非仅仅是各种观念并存：例如，源自埃及的神祇伊西斯和奥西里斯就与诺雷亚崇拜融合，女神被称为伊西斯·诺雷亚。丰富的文献证据也证明了公元1世纪对朱庇特·多立克努斯的崇拜。人们为他及其神侣朱诺·雷吉娜建造了神庙。其中最大、最重要的祭祀场所之一位于乌尔河畔的毛尔。这种崇拜可以追溯到叙利亚的巴尔沙明神，尤其在军队中流行。由军团士兵带到西方的这个神祇形象与朱庇特等同——以朱庇特·奥普提穆斯·马克西穆斯的名义身着戎装出现。对他的崇拜仅限于驻军城镇，因为他被认为是士兵的守护神。在描绘中，这位神祇站在一头公牛的背上，左手持闪电束，右手持双刃斧。
另一个在古代广泛传播的崇拜，已略为预示了后来在我们这个地区确立并塑造了欧洲数百年面貌的基督教：这就是密特拉教，东方众多光明崇拜之一，它引入了“救赎观念“——基督教正是进入了这个市场缺口——从而为欧洲的基督教取向创造了重要的前提。在奥地利，有相当数量的此类密特拉教祭祀场所来自古代晚期。传入的基督教最初只是众多宗教之一，在罗马统治的最后阶段摧毁了各种神祇的庙宇。
然而，宗教的多样性并非拉丁帝国最紧迫的问题。在帝国以及奥地利地区罗马统治的鼎盛时期之后，来自邻邦尤其是日耳曼部落的压力日益增强，这些部落在公元2世纪和3世纪期间开始迁徙。就整个罗马帝国而言，多瑙河界墙承担着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例如，马可·奥勒留曾在卡农图姆待了三年，以征服马克曼尼人、夸迪人和亚齐盖斯人，他于公元180年在这一计划成功之前便去世了，不过很可能并非如通常所读到的在文多波纳，而很可能是在波诺尼亚（南斯拉夫的巴诺斯塔尔）。马可·奥勒留之后，多瑙河地区再次短暂地成为“世界历史“的焦点，当时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于公元193年在卡农图姆被宣布为皇帝。此后罗马界墙边界的区域持续受到威胁，成为后续发展的特点。此外帝国在政治上的内部衰败也通过士兵皇帝和对立皇帝的拥立表现出来——所有这些都是罗马“世界帝国“权力过度扩张的症状。其中一位对立皇帝雷加利安在潘诺尼亚统治，他的铸币至今仍被收藏家们搜寻。
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284-313/316年），当罗马统治稍显稳固时，行省被划分为更小的单位（雷蒂亚一区和二区、近岸诺里库姆和内陆诺里库姆、潘诺尼亚一区），并且实行了军政分离。在戴克里先时期，还有一次发生在奥地利领土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公元308年，戴克里先、马克西米安和加莱里乌斯在卡农图姆的皇帝会议上会面，并拥立李锡尼为西部皇帝。
罗马的后续统治时期以行省持续受到邻近“蛮族”部落的威胁为特征，这些部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迫使罗马人最终不得不撤退。他们在公元5世纪末从乌费诺里库姆（近岸诺里库姆）撤出。即使罗马对多瑙河地区的政治影响并未就此彻底终结，但至少与其罗马化人口紧密相连的文化影响是结束了。新的力量和新的族群现在登上了该地区发展的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