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1848年革命
两个社会阶层对三月革命前时期的体制感到不满：一是资产阶级，他们虽然物质生活丰富优渥，但参与政治生活、施加影响的愿望受到压制；二是工人（无产阶级），他们的社会处境极为悲惨。小资产阶级在19世纪处于一种防御性斗争状态，他们的对手之一是大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工厂化生产使众多小手工业者濒临破产或至少受到重创。另一个对手是无产阶级，其不断壮大令人不安，而其敌视财产的思想更令人恐惧。
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靠工资为生的工人数量显著增加。“工人”这个概念既包括在工厂工作的人，也包括在包买商体系下从事计件家庭手工劳动的人。广义上，也可以将手工业和小型企业中的雇员，甚至农业无产者包括在内。早在三月革命前时期就已出现，但在1848年后持续存在且日益恶化的“社会问题”，显现出一系列难以忍受的方面。首先想到的是工厂和企业里的工作条件：既没有像样的卫生设施，也没有充足的通风和照明。尽管如此，工人仍得在那里度过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当时没有法律限制成年男女的工作时间，平均工作时长为12—14小时。除了廉价的女工，更为廉价的童工也是普遍现象。他们普遍工资水平极低，这尤其归因于“无产阶级后备军”的压力，这支后备军在罢工等情况下可以立即替换掉此前受雇的工人。
由于工资低微，公认的居住条件十分有限，大多数人挤在不卫生的集体宿舍里，这样的环境几乎无法促成和谐的婚姻和家庭生活。高昂的租金往往只能通过接纳二房东和床铺客来支付。工人的饮食也很简陋，代用咖啡、黑面包、土豆、叶菜、酸菜，几乎见不到肉，构成了食物的主要部分。这种单一饮食的后果在童年时期就已经显现，并在晚年导致整个肌体衰弱以及早衰。酗酒——通过酒精的麻醉来逃避恶劣的处境——也极为普遍。
从根本上说，民众，首当其冲当然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对梅特涅体系极为不满，该体制以审查、密探系统、警察机器、“侵犯人权”和专治统治为特征。
1848年2月29日，关于法国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南德起义的传言在哈布斯堡君主国内传播开来，不满情绪开始寻找宣泄口。匈牙利率先行动，3月3日，路德维希.科苏特在普雷斯堡的议会上发表了一场煽动性演说。在维也纳，人们也准备了各种请愿书和宣言，其主要要求是：梅特涅下台、废除审查制度、制定宪法——“宪政”是当时的流行词——以及任命责任内阁。
3月13日，正值革命者特别敬仰的皇帝约瑟夫二世的生辰，下奥地利各等级在Herrengasse的州议会大楼集会，与此同时，市民和大学生也在该大楼的庭院内举行示威。
起初，人们想通过州议会向皇帝递交请愿书，但随后情绪转向革命。年轻的医生阿道夫.菲施霍夫发表了奥地利的“首次自由演说”，科苏特的演说被宣读，对州议会的不信任感也日益明确地表露出来。当阿尔布雷希特大公命令待命的军队向“暴民”进攻时，革命的第一批牺牲者倒下了。与市中心这次市民—大学生革命同时发生的——这对革命者的成功至关重要——是郊区（位于城墙，即今天的环城大道和Guertel之间的地区）爆发了无产阶级起义，工厂被毁，商店被抢，备受憎恨的关卡（其税收导致了价格上涨）遭到攻击。这些情况促使宫廷迅速做出让步。梅特涅逃亡英国，审查制度被废除，并承诺制定宪法。革命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4月25日，效仿比利时的宪法颁布。因首相皮勒斯多夫而得名，亦称之为“皮勒斯多夫”宪法。它明确包含一些列自由主义萌芽，起初受到热烈欢迎，但人们很快看到了它的缺陷。部长责任不明确，王室领地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表述不清，以及广大阶层（尤其是工人）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都受到了批评。
因此，5月15日发生了大学生向霍夫堡皇宫的进军。这标志着革命进入了被成为民主革命的新阶段。治国无能且重病的皇帝斐迪南一世逃往因斯布鲁克，在维也纳甚至有两位记者试图宣布成立共和国。
革命情绪的持续高涨，当5月26日政府试图解散学术军团（大学生的“军队”）时，大学生们在市中心筑起街垒，再次迫使当权者让步。然而，这次成功的维也纳革命以及匈牙利的革命状态具有迷惑性。军队总司令、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温迪施格雷茨已在布拉格通过炮击城市成功镇压了所谓的圣灵降临节起义，大学生们被迫无条件投降。反革命势力正在集结。7月22日，颇受欢迎的约翰大公在维也纳召开了帝国议会，即革命时期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议会”。同一位约翰大公，此前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那里的保罗教堂召开了包括哈布斯堡君主国所属德意志邦联地区在内的德意志议会——被选为帝国摄政王。
帝国议会中首次形成了政党。除了一个小但重要的极左派（被称为民主派）外，代表温和宪政主义的中派“法律与秩序”党构成了主导力量。此外还有各民族的代表，其中包括30名加利西亚农民代表，他们一句德语也不懂，各方为争取他们的选票展开了激烈争夺。
7月24日，帝国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西里西亚人汉斯.库德里希提出动议，要求废除领主统治。但经过73项附加动议的修正，并且不是以最初设想的不补偿方式废除领主统治，该草案才获得通过。废除领主统治是革命中唯一一项得以延续下来的措施。
夏季期间，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增加了那些在工厂找不到工作的人数。这些无产阶级群众通过公共工程，尤其是普拉特公园的土方工程获得就业。当劳动部长恩斯特.施瓦泽由于涌入劳动力数量庞大而将工资减少时，8月23日爆发了一场社会起义。工人们用黏土和稻草塑造了一尊劳动部长的雕像，把雕像放在一头驴上，以此举行了一场嘲弄式的送葬游行。然而，城里组织在国民自卫军中的市民阶层担心发生抢劫，便向工人们迎面走了上去。在普拉特发生了所谓的“普拉特战役”，造成许多工人伤亡。
三月革命中的革命力量至此彻底分裂。资产阶级对已经取得的成果感到满意，试图建立法律与秩序，以防范无产阶级革命。农民的解救已获决定，他们也退出了革命的载体行列。因此，只剩下对革命及其进一步发展感兴趣的大学生和工人。他们的政治俱乐部及其武装力量——学术军团和无产阶级的机动卫队——主导了直到悲惨结局的后续发展。
国际形势日以表明，反革命势力正在增强。在匈牙利、克罗地亚总督耶拉契奇集结效忠皇室的军队，准备攻打革命者；在意大利，萨丁-皮埃蒙特的卡尔.阿尔贝特试图利用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衰弱以政府伦巴底，但拉德斯基获取了胜利。
当9月28日皇室驻布达佩斯指挥官飞利浦.蓝贝格伯爵在布达与佩斯之间的桥梁上被谋杀时，革命再次激进化，维也纳亦然。在这些紧张的局势中，1848年10月6日，战争部长特奥多尔.格拉夫.巴耶.冯.拉图尔下令长期驻扎在维也纳的部队向匈牙利进发。然而，这些部队与维也纳民主派圈子关系紧密，于是在名为 AM HOF广场爆发了抗议示威，期间拉图尔被吊死在路灯杆上。
夏季返回维也纳的君主再次出逃，这次逃往了 Olmütz/Olomouc，帝国议会也被迁往 Kremsier。温迪施格雷茨和耶拉契奇率领反革命军队逼近并包围了维也纳城，城内的学生和工人为革命的成果进行了最后的殊死抵抗。革命者的领导者是波兰将军约瑟夫·贝姆、文策尔·梅森豪泽以及两位来自法兰克福的左派议员罗伯特·布卢姆和尤利乌斯·弗勒贝尔。全欧洲所有进步人士的目光都聚焦于维也纳。维也纳革命期望从革命的匈牙利获得援助，匈牙利也确实派出了军队前往维也纳，但耶拉契奇在 Schwechat的一场战斗中击败了这支军队。于是争夺维也纳的战斗开始了，温迪施格雷茨下令炮击城市，霍夫堡皇宫起火，珍贵的收藏品被焚毁，其中包括安吉洛·索利曼的剥制标本。
1848年10月31日，温迪施格雷茨和耶拉契奇的部队攻占了城市；克罗地亚边屯兵 Sereschaner尤为残酷。许多革命的象征性人物，凡未能逃往匈牙利的，均被判处死刑并枪决，其中包括年轻军官兼作家文策尔·梅森豪泽以及法兰克福保罗教堂议员罗伯特·布卢姆。维也纳革命被血洗镇压，但匈牙利革命尚未结束，尽管那里的反革命压力也明显增大。
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局势不仅在政治体制上发生变化，领导层也发生了更迭。治国无能的皇帝斐迪南被迫退位，由其侄子弗朗茨·约瑟夫继位——1848年12月2日，他登上了皇位。这位年仅18岁的君主由他野心勃勃且对政治兴趣浓厚的母亲抚养长大，旨在成为统治者。教育以军事为主，年仅14岁时，这位年轻的大公就已官至上校并拥有自己的团。母亲特别强调的虔诚以及对形式化责任感的培养，不仅塑造了年轻的弗朗茨·约瑟夫，也成为了这位在位如此之久的君主决定性的性格特征，并深刻影响了国家的政策。
他统治初期，匈牙利革命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并于1849年4月14日在德布勒森的大加尔文教堂召开的议会上达到高潮：匈牙利宣布独立，宣布哈布斯堡-洛林王朝永远被剥夺匈牙利王位，科苏特被宣布为匈牙利的执政总统。然而，此时已重新稳固掌握在君主手中的欧洲无法容忍。保守的沙皇俄国与弗朗茨·约瑟夫结盟，在俄国的军事援助下，匈牙利最终被镇压。1849年8月13日，阿尔图尔·格尔盖伊将军在维拉戈什向俄军投降。科苏特和许多其他革命者成功逃往奥斯曼帝国。
大量处决——其中包括首相拉约什·包贾尼伯爵——以及超过2000名军人和平民被判处长期监禁，是这次失败的后果。在亚历山大·冯·海瑙将军的统治下，匈牙利被剥夺了所有权利。反革命战胜了自由的曙光。
10月，匈牙利革命的最后堡垒——科马罗姆要塞陷落。革命及其相关期望已成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