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元朝的残酷统治
四、元朝的残酷统治
1、四等人等级制度
元朝早期源自成吉思汗铁木真于1206年统一蒙古建立的“大蒙古国”，1260年忽必烈继任第五位大汗，并于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定都大都（今北京）。
元朝的等级制度非常严格，也很残酷。它将民众分为四等：
一等人：为蒙古人，包括蒙古权贵和蒙古族民众；
二等人：色目人，包括西域、中亚甚至西亚、东欧等地区的民众；
三等人：汉人，指中国北方的汉、女真等民族；
四等人：为南人，指的是南宋。
2、驻兵防守制度
元朝在重要地区驻扎蒙古军队，防止汉人反抗。
元朝建立时，来到中原的蒙古人约40万，驻军体系包括侍卫亲军、蒙古军、探马赤军等。侍卫亲军负责京师和腹里地区，在大都驻扎30多万禁军，其中1/3为蒙古人，2/3为汉人。
仅在淮水长江之南和江南三行省就设立六十三处驻兵区。在全国及边疆设立更多驻兵区。
3、“十户一菜刀”
因为汉人太多，为了防止叛乱，元朝皇帝给各地官府下了命令，收缴汉人家中的菜刀，只允许每十户人家，留一把做饭菜刀用于做饭，并且严禁私人铸造，违者格杀勿论。
收缴民间的武器和马匹，定下极严厉的刑罚，强迫人民交出可以做杀伤用的武器，并且明令禁止汉人、南人、高丽人执弓矢兵仗。
4、二十里甲制度
为监视人民，他们将民户二十家编为一甲，每甲派一个蒙古人作甲主，并有绝对权威，有权干涉甲民的日常生活，包括提供饮食、服装和女人等。甲主随时侦察甲民活动，除了写报告以外，有执行之权，他要衣服得给，要饮食得给，要女人呢？送上，蒙古人杀人都没事，汉族一有不是，立刻有灭门之祸。
徐大焯的《烬余录》曾记载“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为甲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这些甲主享有新婚女子的“初夜权”。虽然没有正史专门记载，但以甲主拥有的权限，可以想见其获得新婚女子的“初夜权”也并非难事。我们可以调整一个说法：“个别”地方还享有汉族女人初夜权，“以至于”很多人都会把新媳妇生出的第一个孩子摔死，第二个孩子才被用来传宗接代。
这样的朝代，不被灭才怪！
5、戒严禁宵制度
元朝规定老百姓夜间禁止通行、禁止点灯，政府的军官军人和甲主是可以随便通行，半夜里也可以进民居访问以至调查。
元朝的宵禁时间从晚上九点开始，一直持续到凌晨五点。
宵禁期间，使用钟声为信号。钟声响起，居民必须停止活动，禁止出行、饮宴和点灯。如有违反，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违规处罚：（1）拘捕；（2）第二天送法庭；（3）根据情节轻重，杖责一百或更严重的惩罚。
特殊情况：（1）紧急公务；（2）患病或生产；（3）寺庙不能敲钟，政策从宽。
6、禁止一切集会
不管是宗教的迷信集会，还是商业性的集市，凡是群众性的活动，有多人集合在一起的，一概禁止。各行省、各州县之间禁止通行，禁止人员流动，确需流动要有官方通行证。
政府规定除“五岳四渎等载在祀典者，所在官司依例岁时致祭”外，不许在城邑、村坊“聚集人众，祈赛神社”。
明令禁止城乡“唱词聚众的勾当”等娱乐活动。
7、禁止汉人学蒙习武
他们规定禁止汉人田猎和学习武艺，禁止汉人学习蒙古文字。不会武艺就不能打仗？不懂政府所用的文字，就无法和使用这种文字的人相接触，永远游离在核心政府之外。
元朝法律明确规定：“禁汉人、南人不得习学蒙古、色目文字”。
元朝的军事组织有严格规定：蒙古人掌握兵权，汉人掌握行政权，色目人掌管财政权。
8、高税赋，重劳役
朝廷为了满足庞大的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各种税收项目及劳役。
元朝的赋税种类繁多，包括田赋、课程、杂税、头税、马税、羊税等，几乎涵盖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参与修筑道路、堤防、城墙等工程，以及运输、邮递等服务。不仅影响了农民的农业生产，还导致了生产力下降和社会不稳定。
9、滥发钞票，造成经济全面崩溃。
压倒元朝的稻草是后期黄河变道，造成北方大面积受灾，民不聊生。元朝为治理黄河几乎耗尽了国力，同时为缓解财政困难，滥发宝钞，造成物价飞涨，经济全面崩溃。
我们由以上实据可以判定：不管承认不承认，元朝当时并非“中国人的内部政权”，而是赤裸裸的“外族入侵政权”，占领中国之后的原中国汉民已沦为最低档次的民族。
强大的元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没把汉人当成子民看，甚至没当人看，从全国当时多个义军兴起就可以看出，即使不是朱元璋推翻元朝，肯定会有其他人起来推翻他们的残暴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