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社会初入
从校园到工厂
时光流转，转眼已是十月。深秋的凤凰县，天空变得高远，风中带着凛冽的凉意，吹落了校园里老槐树最后几片枯黄的叶子。暑假打工挣来的那点底气，经过两个月的校园生活，非但没有消散，反而像被慢慢打磨的石头，渐渐显露出坚硬的棱角。
就在实习分配前夕，一个念头在我心里盘旋了数日，终于在一个课间，化为了行动。我看着张永正和他的几个跟班在走廊尽头说笑，深吸了一口气，攥紧微微出汗的拳头，走了过去。
“永哥。”我叫了他一声。
张永回过头，见是我，脸上习惯性地挂上那副似笑非笑的表情：“哟，镜啊，啥事？”
周围几个人的目光也落在我身上，让我有些不适，但我还是强迫自己迎着他的视线，尽量让声音平稳：“永哥，之前……之前陆陆续续借给你的那些钱，加起来有一百四十块了。你看，这都快实习了，我手头也紧，能不能……还我一点？”
我把“一百四十”这个数字清晰地报了出来，这是我偷偷在心底计算过无数遍的总额。
张永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错愕，随即被一层油滑的漠然覆盖。他抬手，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不轻，像是在安抚，更像是一种无声的警告。
“咳，我当什么事呢。”他咂了下嘴，语气变得语重心长，“镜，你看你，哥最近手头是真不凑巧。你放心，这钱，哥记着呢，一分都少不了你的！等哥手头宽裕了，立马还你，双倍都行！咱们这关系，还能差了你这点钱？”
他话说得漂亮，却绝口不提任何具体的还款时间，那副理所当然的拖欠姿态，比直接的拒绝更让人无力。我张了张嘴，还想再说点什么，比如我即将去实习也需要用钱，但他已经转回头，重新和那几个人说笑起来，仿佛我刚才的话只是一阵无关紧要的风。
我站在原地，像个傻瓜。一股混合着失望、愤怒和果然如此的情绪堵在胸口。我鼓起勇气索要的，不仅仅是那一百四十块钱，更是对被长久欺压的一种反抗。然而，结果却像一拳打在棉花上，对方轻描淡写地卸了力，连个像样的对抗都没有给我。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老赖”。他们的承诺如同朝露，他们的信用轻若鸿毛，拖延和狡辩是他们的本能。我将用了将近十八年，在社会上磕磕绊绊、一次次碰壁之后，才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有些人，并非暂时困难，而是从根子上就缺乏“偿还”的意识和担当。而在当时，十六岁的我，只是感到一种深深的挫败和茫然，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如此理所当然地占有别人的东西，并且毫无愧意。
这次不成功的“讨债”，像一场小小的预演，让我提前品尝到了现实社会中某种无赖的逻辑。它也让我彻底放弃了对张永残存的最后一丝幻想。
实习分配的动员大会很快在一种略显沉闷的气氛中召开。班主任站在讲台上，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串企业的名字：全县最大、门面光鲜的金维客连锁超市；名字听起来就稳定可靠的国企高锻厂；规模不小的豪麦机械；以及银营化纤、大日纺织、镇泰纺织等多家听起来就带着机器轰鸣和化学气味的工厂。
教室里响起一阵嗡嗡的议论声。这些名字，对于我们这些即将被推入社会的技校生来说，像一个个通往不同未来的岔路口。选择，在瞬间变得具体而沉重。
人群开始分流。大多数同学，怀着对稳定和名声的向往，涌向了高锻厂和豪麦机械。一部分觉得车间太苦太累的，选择了超市——毕竟，超市也需要电工维持照明和设备，环境总比工厂干净。
人群逐渐散去，最后，只剩下我们七个人，像被主流抛弃的几颗石子，孤零零地留在教室后面。我，孙孟孟；平时沉默寡言、没什么存在感的孙平；个子高高、皮肤黝黑的田鹏；外号“范财神”（我已记不清他的本名）的范同学；还有单非、杜涛以及同样不怎么起眼的马褐。
我们七个互相看了看，眼神里都带着点无奈和认命，最终，在那个几乎无人问津的选项上，划上了勾——县手扶拖拉机厂。
原因现实得近乎残酷。这个厂子在城北边的北城镇郊区，新建了一个生产联合收割机的分厂，要求实习生去那里住宿。北城镇，听名字就知道远离县城繁华。坐11路公交车过去，票价要两块——而县城里普通线路的公交车，基本都是一块钱。这翻倍的车费，无声地宣告着它的偏远与不便。这还没完，到了北城镇，还需要从镇子往东再走将近三里地的土路，才能抵达那个据说孤悬于野外的厂区。
如此不便的地理位置，加上“手扶拖拉机”这名号在九十年代末听起来已略显过时，让它成为了毫无疑问的“冷门”。对于我们这几个要么是最后没得选，要么是性格使然不愿扎堆的人来说，这片未知的、边缘的所在，反倒成了唯一的归宿。
选择完毕，我们便成了学校的“滞留人员”。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百无聊赖地待在迅速变得空荡的校园里，看着其他同学一批批被喷涂着不同企业名称的大巴车接走，送往豪麦机械、高锻厂……喧嚣过后，是更深的寂寥。
几天后，才终于等到手扶拖拉机厂派来的一台半旧的面包车。它晃晃悠悠地开进学校，像来接走几个不被重视的包袱。
面包车拉着我们七个人，以及我们捆得歪歪扭扭的铺盖卷和简单的行李，先是驶向了位于城东的市手扶拖拉机总厂。按照安排，我们需要先去总厂“参观”一下，见见领导。
车子穿过逐渐陈旧的街道，最终停在一个看起来颇有年头的厂门前。厂门上方，用钢筋焊接着一个巨大的、红色的手扶拖拉机造型的门头，漆色虽已斑驳，但造型依旧带着一种朴素的、属于过去时代的工业力量感。厂门两侧，零星摆着几个小吃摊，一个肉夹馍的摊子冒着诱人的白色蒸汽——这个味道我印象极深，勾起了肚里的馋虫，但摸了摸口袋里所剩无几的零钱，还是忍住了。
刚进厂门，映入眼帘的景象便让我心头一震。在一个极其漫长的、用石棉瓦搭成的棚子下面，一排排崭新的、涂着鲜亮橘红色油漆的手扶拖拉机，像等待检阅的士兵，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蔓延出巨大的方阵，带着一种沉默而庞大的气势。
我们跟着厂里派来的向导，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主车间。瞬间，巨大的声浪将我们吞没。各种机床的轰鸣、铁锤的敲击、金属的切割与摩擦声混杂在一起，形成一股令人头皮发麻的噪音洪流。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机油味、铁锈味和电焊产生的刺鼻烟气。地面油污遍布，随处可见黑亮的金属碎屑。我的目光掠过一个个工位，印象最深的是，许多穿着洗得发白旧工作服、戴着厚重口罩和护目镜的女工，她们坐在低矮的小马扎上，手持沉重的焊枪（我们那里俗称“焊把子”），对准钢铁构件，“刺啦”一声，耀眼的蓝色电弧光骤然闪过，伴随着四处飞溅的橙色焊花，一个焊点便完成了，然后她们几乎是机械地、看也不看地将焊完的部件扔到身后。整个车间，像一部庞大、嘈杂、永不停歇的机器，每一个工人都像是这部机器上一个被设定好程序的零件。环境的恶劣与劳动的强度，远超我在洗车房的体验，带来一种直观的视觉与心理冲击。
我们被带到一个显然是厂里工会大厅的地方。空间很高大，能容纳数百人，墙壁上还挂着些褪色的锦旗、奖状和带有时代印记的标语，座椅是那种老式的、连排的木质长椅，一切都显示这里曾是一个充满集体主义激情、经常召开职工大会的地方。然而，此刻却显得有几分空荡和寂寥。
让我们颇感意外的是，接待我们的，竟然是这家厂的董事长，而且是一位女性。她约莫五十岁上下，穿着非常朴素的灰色夹克，短发梳理得一丝不苟，面容温和，但眼神清澈而坚定，透着一股经历风雨后的干练与沉稳。后来我们才零碎听说，正是这位女董事长，在国企最困难的时期，敢于大刀阔斧推动改革，最终带领厂子闯过难关，完成了股份制改造，保住了众多工人的饭碗。这在我们那个小县城，堪称一段传奇。
她站在我们面前，目光在我们七个人身上缓缓扫过，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混合着惊讶和了然的复杂表情。
“只有七位同学吗？”她温和地问道，随即又自嘲般地笑了笑，对我们，也像是跟身边的助理说，“看来我们这老厂子的名头，对年轻人吸引力是不够大啊。不过也好，这是我们厂第一次和你们学校合作，你们就是第一批来我们这儿的‘种子’。人少，我们更能照顾得过来。”
当时我并不太懂她话里更深的含义，只是隐约觉得受到了重视。直到多年以后，偶然再想起这一幕，才恍然明白——这或许就是古话里说的“千金买马骨”。厂方，尤其是这位力主改革、求贤若渴的董事长，是真心想把这第一次校企合作做好，做出样板。哪怕我们只有七个人，哪怕我们只是最普通的技校实习生，她也要展现出最大的诚意和优待，以期将来能吸引更多、更优秀的年轻人加入到这家正在努力转型、寻求新生的老厂。
她的话语平和而坦诚，清晰地指明了我们的去向——总厂这边暂时不需要新人，我们实习的地点是北城镇的新厂区。作为实习生，厂子的安排基本上就没有我们反对的余地。何况，面对这样一位令人敬佩且表现出极大善意的长者，我们这几个半大孩子，心里除了些许对未知的忐忑，更多的是一种被尊重和重视的感觉。
见我们都点头同意，董事长便安排了一位助理具体负责我们的事宜。很快，我们再次坐上那辆面包车，载着各自单薄的行李，朝着最终的目的地——北城新厂驶去。
在路上，那位助理很健谈，给我们介绍着新厂的情况，试图化解我们的沉默与不安。他说新厂有一排崭新的宿舍，虽然目前还没有接通暖气——此时已是深秋，车窗外的凉意已然逼人——但厂里为我们考虑得很周到，给每个宿舍都配了一台全新的“小太阳”取暖器，还给每个人发放了新的脸盆、毛巾、蚊帐（都深秋了居然还有蚊子，让人费解）、电热毯、暖瓶等生活用品。这番远超普通实习生标准的待遇，只有我们第一批实习生才有的待遇，此刻想来，正是那“千金买马骨”策略的具体体现。
面包车颠簸着，驶离柏油路，开上一条尘土飞扬的乡间道路，最终将我们和我们的行李运到了北城新厂。
当车子驶入厂区时，一种近乎荒凉的空阔感扑面而来。上百亩的土地被高高的围墙圈起来，视野所及，大部分是长着杂草的空地。然而，与我想象中纯粹的荒芜不同，在这片广阔的空地上，竟然种植着一大片郁郁葱葱的玉米。时值十月，本该是收获的季节，但这片玉米秆却依然大部分保持着鲜活的绿色，只是叶缘微微泛黄，棒子上的红缨还未完全干枯，在秋风中摇曳着，与不远处崭新的钢结构车间形成一种奇特而富有生机的对比。
“这些玉米，”助理似乎看出了我们的疑惑，主动解释道，“是咱们车间主任带着人特意晚种的一批，就是为了给联合收割机做性能测试准备的‘实验田’。得等它们再熟一点，但又不能完全干枯，那样测试数据才准。”他顿了顿，又笑着补充了一句，“当然，这事儿也是公私两便，反正地空着也是空着。我这么说可不是诋毁主任啊，本来搞收割机厂，自己种点玉米做测试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个解释让我们恍然大悟，同时也对这新厂务实、甚至有点“土法上马”的风格有了初步印象，对那尚未谋面的联合收割机，也凭空生出了一丝贴近实际的好奇与期待。
我们抱着领到的新脸盆、暖瓶、电热毯和蚊帐，走向那排宿舍。深秋的风毫无阻碍地掠过空旷的厂区和那片沙沙作响的玉米实验田，吹在身上，带着浸入骨髓的寒意。我紧了紧身上单薄的夹克，知道一段全新的、完全未知的生活，就此开始了。这里，远离了学校的喧嚣，也摆脱了张永的阴影，有的只是北方原野的辽阔、预想中车间里持续的轰鸣，以及我们七个少年，在这片看似荒凉、却孕育着机械与收获希望的土地上，即将展开的、关于成长、汗水与寻找自我价值的实习岁月。那笔未能要回的140元欠款，像一道旧的伤痕，被留在了身后那个逐渐模糊的校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