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烟花与尘埃
2002年的年末，与记忆中的往日似乎并无不同。空气中依旧弥漫着鞭炮燃尽后的硫磺气味，混合着各家各户厨房里飘出的油炸食物的浓香。村巷里，穿着崭新棉袄的孩子们奔跑嬉闹，口袋里塞满了瓜子花生和廉价水果糖。我依旧是个没心没肺的半大孩子，在寒假的尾声里尽情挥霍着所剩无几的自由时光。
若说真有什么不同，便是这个寒假里，我初次接触了那个将来会令我痴迷不已的事物——电子游戏。我同村玩伴阿伟家的小霸王学习机。我至今记得第一次握住那个塑料手柄时的震颤，屏幕上像素块组成的小人随着我的操作跳跃奔跑，那种前所未有的掌控感和即时反馈的快乐，也要去换取短短一刻钟的虚幻胜利。母亲对此颇为不满，常说“玩物丧志“，但那时我哪里懂得，只觉努力读书远不如一道通关密码来得有趣。这微小的种子，悄然埋入心田，静待多年后破土而出，长成缠绕我青春岁月的藤蔓。
正月十五，元宵节。父亲做了一件让全家都感到意外的事——他从镇上回来时，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个方正正的纸箱。打开一看，竟是十个体型硕大、比灯泡还大的礼花弹，还有一个硬纸筒做的发射炮管。
“老天爷，你这是买了啥？“母亲围着围裙从厨房出来，手上还沾着面粉，看见地上的东西，眉头立刻蹙了起来，“这得花多少钱？“
父亲有些得意，又有些心虚，搓着手说：“没多少，十块钱一个，买了十个，老板还白送一个炮筒子。“
“十块钱一个？十个就是一百块！“母亲的声音拔高了，“孙君古，你真是不打算过日子了！一百块钱能买多少斤肉？够娃儿一学期的书本费了！“父亲大名孙君古，母亲只有在极生气时才会连名带姓地叫他。
父亲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其中一个礼花弹光滑的硬纸外壳，像抚摸一件珍宝。“今年咱家也放回大的，“他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罕见的执拗，“年年看别人家放得热闹，咱娃儿只能放点地老鼠、小摔炮，二踢脚，呲溜花。让他也尝尝这大礼花是啥滋味。“
我蹲在父亲旁边，心跳得飞快。哪个孩子不喜欢烟花呢？尤其是这种能轰然炸响、直冲云霄的“大家伙“。记忆中，村里阔绰的人家成箱成箱地买烟花，除夕夜和元宵夜，他们家院子门口总是围满了人，漆黑的夜空被一簇簇绚烂的光华照得亮如白昼，引来阵阵艳羡的惊呼。而我们家，通常只有父亲买的一挂长长的鞭炮，在一阵急促喧闹的噼啪声后，留下一地红纸屑，便算辞了旧岁。或者就是我自己买几支手持的“魔术弹“，咻咻地射出几颗彩色火星，再或者就是一盒摔炮，用力掼在地上听个响动。像这样正规的、需要发射筒的礼花弹，是我从未奢望过的。
“你......“母亲还想说什么，目光扫过我写满渴望的脸，又看了看父亲微驼的背脊，终是把话咽了回去，只重重叹了口气，“......你就逞能吧！放，放完看能落下个啥！“她转身回了厨房，锅铲碰撞的声音比平时响了不少。
父亲冲我悄悄挤挤眼，压低声音说：“别听你妈的，晚上咱爷俩放个痛快。“
我后来一直在想，父亲那时为何如此坚持。或许真如他所说，只是想让我体验一次放大礼花的快乐。或许，他是想用那震耳欲聋的声响和驱散黑暗的光亮，冲淡这些年笼罩在家里的、时运不济的晦气，仿佛那样就能炸出一个崭新的、好运连连的来年。又或许，他也存了几分不易察觉的心思，想用这短暂的绚烂，向村里人无声地宣告：我孙君古家，过得也不差！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父亲的动机，或许连他自己也未必能完全说清。
期待的夜晚终于降临。天擦黑，我就迫不及待地帮着父亲把沉甸甸的礼花弹和炮筒搬到离我家不远的村中心的砂石路上。消息不知怎的传开了，左邻右舍的孩子们早早聚拢过来，围着那堆“宝贝“叽叽喳喳，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这让我凭空生出了几分骄傲。
父亲安装好炮筒，将第一个礼花弹小心翼翼地从顶端放入、压实，然后让我去点引线。我的手因激动和紧张而微微发抖，划了好几次才把火柴划着，颤巍巍地凑近那截短短的药捻。“嗞——“引线点燃，冒出火星。“快跑！“父亲一把拉过我，退到安全距离。所有人的眼睛都死死盯着那个沉默的纸筒。
短短的几秒等待，漫长得像一个世纪。突然——“砰！“一声沉闷有力的巨响，像有个巨人重重捶打了大地一下。一道红色的光点从筒中激射而出，撕裂漆黑的夜幕，笔直地冲向高空，到达顶点时，略一停顿，随即——“轰！“巨大的花朵在苍穹之上轰然绽放。无数金红色的光粒四散飞溅，拖曳着亮尾，如同流星逆行的雨，又像是天神打翻了熔金的炉火，刹那间照亮了下方每一张仰起的、痴迷的脸。光亮的余烬尚未完全坠落，第二发礼花弹已然出膛，这次是绿色的，绽开时如同浩瀚宇宙中一片突然诞生的、生机勃勃的星云，璀璨夺目。紧接着是蓝色、紫色、银色......
“砰——轰！““砰——轰！“
震耳欲聋的巨响一次次滚过村庄的屋顶和田野，回声在寒冷的夜气中碰撞、回荡。黑色的天幕成了最华丽的画布，被肆意泼洒上最绚烂浓烈的色彩。每一朵礼花绽放的瞬间，都能引来孩子们毫无保留的、掺杂着尖叫的欢呼。我站在父亲身边，能清晰感受到脚下土地传来的震动，每一次爆炸都仿佛直接响在胸腔里，带来一种难以言喻的、令人战栗的激动。光芒明灭间，我瞥见父亲的脸，他仰着头，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眼中映照着漫天华彩，那里面有一种我平时很少见到的、近乎虔诚的期盼。
母亲不知何时也站在了门口，倚着门框，仰头望着天空。光影在她脸上流动，那紧蹙的眉头，似乎也在那一刻被照亮、被抚平了。
美丽，却也短暂。不过十来分钟，十个礼花弹便全部放完了。最后一点光屑湮灭在黑暗中，刺鼻的硝烟味弥漫开来，世界重归寂静与漆黑，仿佛那场盛大的绽放只是一个幻觉。邻居们说笑着散去，孩子们意犹未尽地讨论着哪一朵最漂亮。我帮着父亲收拾冰冷的炮筒和地上散落的纸屑，兴奋潮水般退去，心里空落落的。
一百块钱，十分钟的绚烂。值得吗？那时的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或许在很多年以后，我依然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物质与精神，现实与慰藉，这其间的权衡取舍，远非一个少年所能参透。只知道，那个夜晚的烟花，连同父亲眼中那瞬息的亮光，深深地烙进了我的记忆里。
——
日历在玩闹与懵懂中一页页翻过，转眼已是2003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十七星期一。初二下学期伊始，教室里便弥漫起一种被称为“紧张“的气氛。老师说中考看似还远，实则转瞬即至，须得从现在开始绷紧弦。这种紧张，于我而言，更多是停留在概念层面，是被老师反复强调、被父母偶尔念叨而形成的一种模糊的“记忆中的紧张“。实际的我，仍有一半心思沉溺在另一个世界。
自从初一开始接触课外读物，我便一头扎了进去。阅读的领域从《鲁滨逊漂流记》《青年文摘》、《故事会》《三国演义》渐渐扩张到砖头般厚重的武侠世界。金庸的磅礴大气、古龙的奇诡曲折、梁羽生的侠骨柔情，无一不让我深深痴迷。尤其是看过《天龙八部》、《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等电视剧后，对原著小说的渴望更是达到了顶峰。
幸运的是，我们村的集市上，每隔5天便有一个摆旧书摊的老板前来。每次轮到星期天集市差不多要三四个星期，他的摊位上，就有无数被翻得卷了边的武侠小说。我至今记得和他“谈判“的情景：押金十元，租一本一次一元，若时间长，还能再便宜点。对于那时零花钱有限的我，这已是极大的优惠。我小心翼翼地攒钱，最初押上十元巨款时，手心都在冒汗。换来一本厚实的、散发着旧纸张特有气味的小说，那种满足感无以言表。
于是，无数个本应用来学习的夜晚，便在课本的掩护下悄然流逝。晚自习的灯光下，我摊开数学练习册，底下却藏着《倚天屠龙记》。耳朵竖得老高，时刻警惕窗外班主任巡视的脚步声。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小说塞进桌斗，假装凝神思考难题，心脏却怦怦直跳，仿佛做了贼一般。读到精彩处，恨不得一口气到底，又怕被老师发现，那种抓心挠肝的期盼与提心吊胆的刺激，交织成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一本武侠小说，往往要辗转好几个星期的晚自习才能看完，虽断断续续，却甘之如饴。书中那个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的江湖，成了平淡学业生活里最迷人的逃逸出口。
突然而来变化，来得毫无征兆。
那是2003年4月的一个平常周末，我在家无所事事地切换着电视频道寻找自己喜欢的武侠剧或者电影频道。突然，几乎所有频道都跳出了相同的画面——不再是熟悉的电视剧或综艺节目，而是神情严肃的新闻播音员。屏幕下方打着一行醒目的字幕：“SD省紧急通知“。一种名为“非典型肺炎“的严重呼吸道传染病出现的消息，被反复播报。播音员用清晰而紧迫的语调，宣布着各种紧急措施：减少聚集、注意消毒、发现症状及时就医......气氛陡然变得凝重起来。
我愣愣地看着，心里模糊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大事，但“疫情“、“传染病“这些词汇，对一个小镇少年来说，遥远而抽象，其真正含义和严重性，远非我能立刻理解。
直到星期一返校。
还未走近校门，一股浓烈、刺鼻的消毒水味道就扑面而来。校门口，有穿着白色防护服、戴着口罩的老师，正用一种农村常见的、给庄稼打药的背负式喷雾器，对着地面和空气四处喷洒。那熟悉的器械此刻出现在这里，显得格外怪异和刺眼。走进教室，味道更浓，几乎呛得人眼睛发酸。
早自习时，班主任面色凝重地走进来，宣布了更具体的通知：SD省已确诊非典型肺炎病例，即日起，学校启动防疫应急预案。全体学生每日需测量体温两次，一次在家由家长测量，一次在校由老师测量。超过37.5摄氏度必须立即报告并回家观察。同时，即日起取消全体住校，通校生也必须严格管理。
“传染病“这个词，第一次如此具体地砸向我们。然而，恐慌并未立刻降临。同学们面面相觑，最初的震惊过后，竟普遍流露出一种夹杂着好奇与......兴奋的情绪？尤其是对于取消晚自习和住校，不少人在底下偷偷交换着喜悦的眼神——晚上可以回家了，这似乎是灾难消息里唯一的好事。
放学回家，我把学校的通知告诉了父母。母亲立刻紧张起来，催促父亲去买体温计。父亲骑上自行车跑了镇上好几家药店，却都空手而归。平日里两三块钱一支的水银体温计，如今价格飞涨到十元甚至三十元，而且早已脱销。父亲无奈，只好骑了更远的车，去求助邻村做乡村医生的小姨夫，这才好不容易拿来几支，解
接下来的日子，气氛变得越来越诡异。学校里的规矩首先严格起来。班主任发下一种白色的“学生每日体温记录卡”，要求我们每天测量两次体温并记录下来。每天早上进教室上早自习前，第一件事就是排队把体温卡交给老师检查；下午放学前，还要再量一次，由老师查看记录无误后，才能放学回家。每个同学都被要求从家里自带一支体温计。那时候，无论是学校的老师、看守路障的大爷，还是我们这些学生，似乎都还没有形成戴口罩的习惯。教室里，此起彼伏的是甩体温计的“嗖嗖”声和夹体温计时窃窃私语的嗡嗡声，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玻璃体温计那微凉的、独特的气味。了燃眉之急。“”
通往镇中学的十五六里路上，要经过两个村庄。我发现，每个村庄的进出口，不知何时都设起了简陋的路障——或许是木头栏杆，或许是拉起的绳子，甚至有村民自发看守。我们几个结伴上学的学生骑车经过，会被拦下来盘问。得知是去镇上读书的学生，看守的老大爷才会一脸严肃地挪开栏杆放行，并叮嘱一句：“放了学赶紧回家，别在外面瞎逛！“
我们骑过路障，回头望望那重新合拢的屏障，心里充满了困惑和一丝荒诞感。“这有什么用？“一个同学嘀咕，“真想进去的人，从田里不就绕过去了？“我们觉得这大概是大人们做的、我们无法理解的某种形式吧。
然而，情况还在升级。电视新闻里开始出现更极端的画面：有人因为过度恐惧，竟然饮用稀释的消毒水来试图预防病毒；城里的大小药店，口罩、板蓝根冲剂、感冒药剂，抗病毒口服液乃至白醋（据说熏醋能消毒空气）被抢购一空，货架上空空如也。一种无声的恐慌，像无形的病毒，通过电波和口耳相传，迅速弥漫在乡村的每一个角落。空气里除了消毒水的味道，似乎还漂浮着一种莫名的焦虑。
这种非常状态，大约持续了一两个月。当春深夏至，天气彻底暖热起来时，那种紧绷的气氛才开始慢慢缓和。路障撤去了，电视节目逐渐恢复正常，消毒水的味道也不再那么无孔不入。疫情似乎过去了，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醒来后只留下些微心悸和模糊的记忆。
但这场风波，却在父亲心里激起了不一样的涟漪。
一天晚饭时，父亲忽然放下筷子，很认真地对母亲说：“我琢磨着，今年咱家地里的麦子收了，不种玉米了。“母亲一愣：“不种玉米种啥？那可是口粮。““种桔梗。“父亲语气肯定地说，“我打听过了，这次闹瘟疫，药材价格翻着跟头往上涨。专家说，这病毒以后保不齐还会有，种药材，我看是条路子。一本万利不敢说，肯定比死守着玉米强。“
母亲立刻表示反对：“你还瞎折腾啥？药材是那么好种的？咱又没技术，万一赔了，喝西北风去？再说，种药材费工费时，不能打农药，除草都得靠手刨，那得累死人！“我也觉得父亲的想法有点异想天开。在我们这片世代种植小麦玉米的土地上，种药材显得太过另类。
但父亲这次异常坚决。“我看准了，“他眼神里有一种以前少见的、基于观察和判断的光亮，“趋势就是这么个趋势。你看新闻里说的，以后人们肯定更看重养生防病。村里现在没人种，咱家种了，就是独一份！“
父亲其实是个很有前瞻性和想法的人，只是以往时运不济，很多想法未能实现。他仔细分析了疫情带来的影响和药材市场的波动，认定了这是一个机会。最终，他说服了母亲，或者说，是强行推动了他的计划。
麦收时节，金黄的麦浪被收割殆尽，露出了褐色的土地。别人家忙着播种夏玉米，我家地里却开来了一辆小货车，卸下了一捆捆细细的、带着根须的桔梗苗。父亲和母亲顶着烈日，一垄一垄地开沟，小心翼翼地将那些弱小的苗株栽进土里。
此后，经常能看到母亲扛着锄头，在地里一遍遍地手工除草。她弯着腰，汗水浸透了衣衫，精心呵护着这片与众不同的希望之绿。父亲则时常蹲在地头抽着烟，皱着眉头研究那些嫩苗的长势，眼神里交织着期盼与担忧。
这片绿色的药材地，在一片青纱帐般的玉米田中，显得格外突兀，又格外醒目。它承载着父亲在疫情恐慌过后，捕捉到的一丝微弱商机，也承载着他试图改变家庭命运的又再一次尝试。未来是凶是吉，无人知晓。只知道，2003年的春天，有一种病毒来过，有一种恐慌蔓延过，而我的父亲，在一片消毒水的气味和路障的阴影里，执意种下了一味名叫“桔梗“的药材，也种下了一个关于未来的、忐忑的期望。